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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京剧革命”50周年，然而京剧的变革其实早在其发展之初就已经开始了。京剧这种中国百姓家喻户晓的传统艺术，有着两百多年的历史。但是，京剧被称为国粹却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此之前，它的名字都几经更改。 清末民初，因形成地是北京，故京剧一直被称作是京剧。后来随着京剧被梅兰芳等大师带出国门，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它曾一度被称为“国剧”。1928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后，下令改“北京”为“北平”，京剧便随之改称为“平剧”。随着30年代新剧（即话剧）的兴起，京剧又一度被称作“旧剧”。直到新中国成立，“北平”改称“北京”，京剧才又恢复了最初的名称。 然而，京剧不只有它的名称随着时局几经更改，在百年来的政治裹挟下，它的命运、它的样貌更是几经浮沉。
京剧的“魔力” 公元1896年3月28日，山东单县城关火神庙“唱戏四天，以聚会友”。这不是普通的唱戏和聚会，这是日后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开始了。 在华北平原以及鲁西北的农村，以军事题材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和《封神演义》为蓝本的戏最受大家欢迎。在戏里，在农民心中，这里面有对保卫家园的讴歌，有武林高手的形象，还有义和拳民们祈求附体的众神，这些神，大多是戏曲中人物——关公、孙悟空、穆桂英……在一路向北的征战中，拳民们所用的一招一式，无不是模仿戏中人物，他们攻城打仗的纵火方式，无不是习于戏中技法。 这就是京剧之魅。谁曾想到，在清帝国晚期掀起了狂澜，在随后百年不断被神话、被解读的义和团运动，它的背后，竟有如此之大的京剧因子。看戏是享受，是欢乐，可是在这享受与欢乐背后，却有如此隐秘而巨大的能量，这就是京剧的“魔力”。 时间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繁华上海滩。民国时期，京剧是上海民众最主要、最受欢迎的娱乐方式，有150多家戏院、剧场经历了兴衰变迁，数字之众展现了其时京剧之盛。而这众多戏院中，水平最高、座位最多、名气最大的权势戏院，恰都在以青帮为首的帮会的经营与控制之中。不惟如此，有众多演员也加入了青帮。可以说，帮会控制着上海的京剧业。那么帮会为何如此青睐京剧？ 青帮虽是秘密结社的黑社会组织，可在成员的心目中，却有极强的英雄价值取向。京剧中充满男性气息的传统剧目便受到这些“侠义之士”的欢迎。杜月笙的普通话终其一生都未能过关，但他浦东腔的京剧每日都要唱一唱；黄金荣更是对京剧万分痴迷。这些青帮大亨及底下的门徒、学生成为铁杆戏迷的不在少数。京剧中唱出的侠义精神不仅是约束他们的帮规、立身的准则，也是他们竭诚追求的目标。这些现实中的“英雄”，渴望像舞台上的英雄一样，呼风唤雨，英姿勃发，侠义非凡，义薄云天！ 京剧的“魔力”之大，不止对国人一呼百应，走出国门，更是不辱“国粹”的盛名。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京剧大师梅兰芳欲把京剧改成文明新戏，他把原来戏中的艳词粉段一一改良，意取典雅，追求东方独特的意境美。他携带着中国京剧艺术出访日本、美国、苏联时，博得了全世界著名艺术家的盛赞。在日本时，“彼都士女空巷争看，名公臣卿多有投稿相赠之雅。名优竟效其舞台，谓之梅舞。”日本人在甲午战争后提起中国，言辞多是轻侮不屑，梅兰芳访日后，日本舆论不得不对中国文明另眼相看。访美苏后，他的京剧艺术，被列为与古希腊戏剧齐名的全人类的文化财富。之后，凡有外国人访华，登长城、看梅剧成为访问的标准选项，梅宅不得不开着流水席接待客人。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来了。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京剧的舆论“魔力”得到了验证。梅兰芳把京剧《易鞋记》改编为《生死恨》，突出其中能唤醒民众、奋起抗敌的部分，这部戏使上海百姓压抑已久的爱国热情找到了迸发的出口，台上台下心同此情，“山河万里几多愁”成为了沪上百姓的绕梁之音，挥之不绝。周信芳编演的《明末遗恨》连演半年，场场爆满，戏中，周信芳扮演的崇祯皇帝悲愤地唱到：“你们要知道，亡了国的人就没有自由了。”当“公主”问“崇祯”“儿有何罪”时，周信芳以颤音唱到：“儿身为中国人，就是一项大罪！”每当此时，戏院里总是哭成一片。 可以说，曾经，人们对京剧的迷恋，跨越了时代、阶层、年龄和政见。
京剧之变 因人们对京剧的迷恋，也使得京剧本身的命运从来不由自主。清朝末期，京剧界已然开始了改良运动。在甲午海战中国惨败，社会各界呼唤变革的大背景下，京剧被视为改变社会、开启民智的思想工具和“梨园革命军”，已然被政治裹挟了。在接下来的近百年时间里，京剧开始了不断地改良、改革、“革命”…… 抗日战争时期的京剧，和其他文学艺术一样受到战争和时局的冲击，但恰好在这种动荡中的变革，又不得不让我们承认，抗战时期的京剧改革的确为抗战胜利加了油鼓了劲。 1938年4月间，毛泽东出席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组织的晚会，观看了秦腔《五典坡》和京剧《升官图》等戏，接见边区工会负责人齐华时说:“你们看，群众非常喜欢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但就是内容太旧了，应该有新的革命内容。” 不久，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成立，旨在利用并改进传统的文化艺术，创造抗战民族大众的文化艺术。后来，在毛泽东的建议下，《水浒》中“三打祝家庄”被改编成京剧上演，且确立了“三打”的抗战主题，即“一打”的主题是调查研究；“二打”的主题是“各个击破”，分化敌人；“三打”的主题是里应外合，攻克堡垒。此戏公演时，长达八小时，分两天演完，反响很强烈。毛泽东对此很赞赏，称“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此剧的成功进一步巩固了京剧改革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京剧改革还在继续。1949年10月底11月初，文化部成立“戏曲改进局”。计划通过“打扫灰尘”“去芜存菁”“脱胎换骨”等办法，除掉传统戏曲的迷信、色情、封建伦理等有害因素。荀慧生改了《红娘》中红娘想做张生二房的情节；梅兰芳摒弃《贵妃醉酒》中“思春”暗示，改为“反映出一些古代宫廷里面的女子所遭受的冷酷无情的精神虐待”。这些改革都获得了政府和观众的认可。但同时，有些地方的旧戏改变难免生搬硬套，如今看来很是可笑，比如《牛郎织女》经过改编，神话部分被全部删除，换上了土改、反霸的情节。此轮戏改，因地方戏改干部大部分并非戏曲行家，对旧戏好坏不知怎样判断，索性由“改”变为“禁”。到后来全国上下能演能看的戏屈指可数，民间有句顺口溜：“翻开报纸不用看，梁祝西厢白蛇传”。以至于后来在1950年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程砚秋怒言：“戏改局，戏改局，改来改去，差不多成了戏宰局了。”直至1957年，文化部宣布所有禁演剧目一律开放，本轮京剧改革才算告一段落。 京剧改革告一段落，而“革命”却在不久后到来了。1964年，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江青借提倡现代戏，要求禁演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文革”开始后仅剩下了“样板戏”。而“样板戏”一直颇受争议，甚至有人从身体的角度来批评“样板戏”，说“样板戏”里“挺胸、昂首、握拳、瞪眼”等那一套，不是人的身体发自内心的情感行为，因为戏里该怎么握、怎么瞪是有政治标准的，属于典型的政治动作。“样板戏”当时很普及，那一代人，别的都没有可听的，大家张口就来，“奶奶，您听我说……”好像谁都会唱，但它实际上不是文化选择的结果，而是文化灌输的噩梦。 随着时代的发展，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改革创新于京剧来说也是生命力。但无论如何，京剧的大众化地位一经“为我所用”，也就决定了京剧偏离了“为艺术”的发展轨迹，在“为政治”的道路上载浮载沉。
命运之变 京剧随着时局变革，唱戏人的命运何尝不是呢？他们随京剧而沉浮。 北平和平解放，百万雄师过大江，大多数京剧艺人只把它看作是普通的“改朝换代”。直到1949年7月，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周恩来称他们为“新文艺工作者”“表演艺术家”“灵魂工程师”，祖祖辈辈备受轻视的“戏子”，这才突然意识到，这一次“江山易主”真是翻天覆地，很多人感动地当场掉了眼泪。 这些从旧时代走来的老艺人，他们想跟上气象更新的新时代步伐，可是，时代瞬息万变，他们疲于奔命。 1953年，一心要求进步的“老生”马连良主动报名参加赴朝慰问团，当时他的剧团没有参加公私合营，要养活剧团的他，按照一贯的价码要报酬，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评。后来他在《戏剧报》自我检讨，并向志愿军同志表示歉意。 大跃进时，社会一片浮夸之风。1959年4月，毛泽东针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问题，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既是史学家又是北京副市长的吴晗发表了《论海瑞》、《海瑞骂皇帝》等文章，马连良看到后，上门请吴晗写剧本。马连良有海瑞情节，他与海瑞都是回族，年轻时他就在《五彩舆》里扮演过海瑞。他坐不住了，他决定抓住良机出新戏。吴晗根据他的意见，七易其稿，终于在1960年底完成剧本。马连良扮演的海瑞一炮而红，毛泽东接见他时，让他当场清唱一段，赞扬说：“戏好！” 可是京剧改革是让无产阶级成为舞台的主角，海瑞一类的“清官”，依然是“老爷”，并未使人民占领舞台，反而有“为民请命”“别有用心”的意味，最终不能避免沦为“毒草”的命运。 1965年，上海《文汇报》刊登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点燃“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马连良被抄家批斗，1966年12月，患有心脏病的他在食堂排队买面条时一头栽倒，三天后去世。 有人在此时沉，自然也有人在此时浮。 出生于山东威海乳山的于会泳，是极具才华的音乐专家。1965年，江青携《红灯记》到上海抓“京剧革命”。不同于其他人一味地对《红灯记》的赞颂，于会泳从音乐、唱腔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引起了江青的关注和极大的兴趣。 之后，于会泳改编上海京剧院的重点曲目《海港》的乐曲时，加入了程派的唱腔，使乐曲非常婉转深沉，让人听后有一种荡气回肠的感觉。江青非常高兴，把他作为搞“样板戏”的“台柱子”。很快，于会泳被调到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负责全剧唱腔设计工作。 可是，正在北京随《智取威虎山》剧组演出时，于会泳却被上海音乐学院的造反学生要求立即回到音乐学院，接受群众批斗。造反派把他之前发表的作品找出来，挑毛病，给他罗织了不少罪名。于会泳找到张春桥，问怎么办。张春桥回答说：“不要怕，我们信任你。”此后不久，江青在一次开会时，特意派人用自己的轿车去接于会泳。还有一次，江青在于会泳陪同自己观看“样板戏”后，又特意拉于会泳和自己一起上台会见演员。于是，于会泳安全了。 于会泳受到江青的青睐，工作更起劲了，整天在排练现场，一丝不苟地过问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细节。他参加了《杜鹃山》、《平原作战》、《龙江颂》等“样板戏”的音乐创作。这些“样板戏”中的每个字，每个音符，都有他的心血。 由于受到江青的重视，加上搞“样板戏”有功，1969年4月，他出席了中共九大，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后，他担任国务院文化小组副组长。在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随之，在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会上，他被任命为文化部部长。 可命运就在旦夕翻转。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查获的“四人帮”所拟定的他们打算在上台后“组阁”的中央领导班子名单中，于会泳被列为副总理人选。随之，于会泳被定为“江青**集团”成员而隔离审查。后来，对前途命运彻底失望的于会泳，自杀而亡。 本是艺术家，奈何被时代风潮所裹挟。命运之变，喜悲交织。
如今国粹 京剧从清末民初的鼎盛局面到建国后轰轰烈烈的“戏改”，再到“文革”期间“样板戏”的创演，在时代的潮流下一路走来。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京剧虽然从“样板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其观众日益稀少却是不争的事实。现如今提到京剧，无论从业与否、爱好与否，人们似乎都有责任多关心一句：被称为国粹的京剧如今是个什么状况？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一方面，老年京剧票友说，我们感觉京剧发展态势很好，我们退休人士自己组的业余京剧团好多年了，趵突泉、黑虎泉有我们的固定演出点，我们一周活动三次，每逢重要节日我们还加演呢！另一方面有些艺术院校京剧班的招生情况不容乐观，专业京剧演员的培养存在不小的断档问题。后继乏人，对于国粹的发展来说真真切切不是什么好事。 济南艺术学校面向中小学生的京剧班，自2001年至2011年，十年没有招生，等2011年和2012年开班招生后，到现在也不过只有16个学生而已。而且学生的年龄差别较大，文化课得分好几个班来上。最小的孩子十岁，上三年级，再大一些的上六年级，十六七岁的上九年级。而且，绝大部分的孩子对于京剧只是一个懵懂的概念，他们尚不了解选择这条路还要承担一些沉甸甸的责任。 对于学校而言，责任显然是第一位的。济南艺术学校十年之后再开班招生，扛起的是文化传承的责任担当，此前十年不招生考虑更多的也是责任问题。自小学京剧的孩子练功吃苦，专业性强文化课自然弱些，这就导致了他们的未来只有走京剧这条路，否则苦白吃了不说，其他的机会也耽误了。孩子们的前途是学校最大的责任。为此，学校不惜贴钱外聘京剧院团的专业老师过来代课。说是“外聘”，其实能来的老师也都是半聘半帮忙的性质，因为他们的报酬只有一节课25块钱。而这，因为学生少，收的学费有限，学校其实还在为京剧班贴着钱。据学校老师说，学校不打算再招京剧班了。对于像山东艺术学院这样的高等教育学府，因为有着中专、本科、研究生这样完善的教学机制及专业的师资力量，京剧生源不是问题，但对于就业依然不能打包票。 关于京剧学生就业的问题，各京剧院团其实也有苦衷。山东省内大约有21个京剧院团，除山东省京剧院在2006年被文化部评为“国家重点十大京剧院团”，可获得国家政策和经济上的扶持外，另有青岛市京剧院被评为全国15个省级重点京剧院团之一，其他各地京剧院团的发展恐怕没有很乐观。据省京剧院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有些地方京剧团早已兼容了歌舞等表演。就是山东省京剧院的演职员大部分时间也都用来做公益活动了，诸如京剧进校园、进部队、下乡等，因为票卖不出去，他们商业性的演出寥寥。京剧院团的生存环境不乐观，京剧学生的就业自然受影响，但这只是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得从艺术的角度说起。京剧艺术是角儿的艺术，两百年的发展证明，优秀艺术家的涌现是京剧艺术繁荣的根基。就拿山东省京剧院来说，上世纪80年代和现在比，院里的演职人员数量相当，都是一百七八十人，但是当初能挑大梁的人比现在要多，像老一辈艺术家方荣翔、宋玉庆、张春秋，还有宋昌林、鞠小苏、付正红等。那时演出走到哪都爆满，不像现在，排一出新戏，除第一场观众最多外，没有票卖完的时候。当然，现在的“时候”也不比当初改革开放恢复传统戏的好“时候”了。但无论什么时候，角儿都至关重要。那么培养角儿自然也是重中之重，只是剧团现在招人的时候发现，找到“那块料”太不容易了。 如今，京剧的发展情况是喜是忧，不同的群体站在不同的角度有着不同的看法，我们只能从身边的京剧院团及京剧演员培训学校的简单情况来管中窥豹一下。1991年9月30日，文化部振兴京剧指导委员会成立了，只是振兴京剧二十多年，至今似乎还没与找到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或许真如国家一级编剧、中国戏曲学院特聘教授张永和所言：“随着时代的变迁，京剧不会再是曾经家喻户晓的娱乐形式，这已经是必然的。但使它逐渐走向一种小众的传播方式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