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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觉得，我身在二十一世纪，心在二十世纪。我最最怀念的，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尤其是那个波澜壮阔的七十年代。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七十年代印象：在有的人心中，那是腥风血雨的年代，还有的人对它没什么印象，那只不过是人生中寻常的十年。而在我的七十年代，我曾拿着相机走遍了家乡的每一寸土地，记录下这里最真实的寻常百姓的生活。
镜头一：感恩 要谈我的印象七十年代，就得从我的起点谈起。我是土生土长的济宁农村人，家里虽不富裕，可父亲是极开明的，他先是把我送进了私塾，跟着先生开蒙，后来各地都有了“洋学”，我又进入“现代化”的学校学语文、算术。到了1940年，日本人来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我辍学了。同乡把我介绍到济宁市里的恒顺成商店，我成了杂货店的小伙计。 就在我以为就这样了此余生的时候，1948年，济宁解放了。“土八路”动员我们上夜校，向我们讲革命道理，道理明白了，觉悟也提高了。工会组织成立以后，我当上了工会主席，干上了专职政治教员。人生就这样迎来了转机。因我能跑能写，1957年我被调去济宁市报社，当了摄影记者。1962年，我又被调去了嘉祥。从此，我的生命便与摄影紧密相连。 所以，我一直心有感恩。感谢让我翻了身的共产党；感谢机缘巧合，让我做了摄影记者，让我可以远离政治漩涡，去记录寻常人的时光。
镜头二：宣传里的纯真 在七十年代的嘉祥县政府大门两边，人们会看到两排展览橱窗，这里是嘉祥的窗口，负责打理这个窗口的就是我。我在嘉祥各地奔波，拍摄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形，记录典型模范的事迹，拍好之后挂在橱窗里展览。县政府对这个窗口工程很重视，每次我拍摄回来，县常委会都要反复讨论定夺。 虽然我的拍摄都是宣传需要，可我从来没觉得这是在树什么典型，因为他们的面貌本来就是如此，他们是如此的真实。蒋小妹是我拍得最多的一个典型人物，她原来是上海纺织厂的一名女工，后来工厂遇到困难停工，她和丈夫自愿从上海回原籍务农，踏踏实实做起了农民。每次拍她时，镜头内外的她，总让我这个大老爷们汗颜，收麦的时候，她跟男壮丁背一样的麻袋；修水渠的时候，她背石抡锤，样样都行。全村人是打心眼里疼她爱她，1973年她去北京参加“十大”的时候，村民一起把她送到车站。
镜头三：风暴中的平静 七十年代“文革”没宣告结束，但与六十年代比已经有了质的区别，从无序走向了有序。学校上课，工厂开工，农村种田。尤其是紧邻大运河的嘉祥，那时没有什么工业，“文革”中也几乎没怎么受冲击，整个县城，就是一副淳朴的乡村图景。 那时，人们喜欢聚在一起，一起劳动，一起学习文件，一起看戏，一起了解外面的世界。农村的生活虽然很清苦，可写在人们脸上的，是一份恬静、淳朴、满足和淡然，还有冲天的激情。 年届九十再回头看那个年代，我想说生在逢时，今生无悔。无论当时你的生活是平安祥和，还是磨难重重，如今，回顾过往，一切都是云淡风轻。那时，我们确实吃了很多苦，可我看到了人们在苦中最简单的快乐，看到了人最真实的乐观与坚强；而且，我们所经历的东西，是别代人无法经历的。我们曾经最苦，可我们也是最幸运。您说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