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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党校原党委书记、校长刘文阁

2014-10-10 09:43| 发布者: 德州市委老干部局| 查看: 1867| 评论: 0|原作者: 德州市委老干部局

摘要: 笔者生于1937年农历腊月。1952年10参加工作。195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初为高小毕业,后就读于机关干部业余学校,终至业余高中学历。从参加工作至2001年退休近50年间,做过供销社销售员、记帐员、司称员;基层粮站 ...



      
    笔者生于1937年农历腊月。1952年10参加工作。195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初为高小毕业,后就读于机关干部业余学校,终至业余高中学历。从参加工作至2001年退休近50年间,做过供销社销售员、记帐员、司称员;基层粮站保管员、验级员;县粮食局防化员、刻版油印员、文书;县委调研室调研员,县委办公室秘书、副主任;地委宣传部新闻科长、秘书科长、干部科长、副部长兼机关党支部书记;地委党校校长、党委副书记;市委党校体制升格后,任市委党校党委书记、校长,2001年于校党委书记任上退休。


“抱公绝私”终无悔

中共德州市委党校原党委书记、校长   刘文阁


  回顾自己年近八旬的平凡人生和半个世纪的工作经历,有滋有味,酸甜苦辣都尝过了。但心地坦然,扪心自问是无愧的。借征文之际,愿拣几事分述如下。

得失权衡唯利公

    记得在我十五岁将要参加工作的时候,父亲(系一乡间教师)已于10年前离世,母亲也于5年前故去。大我十六岁的大姐(同父异母)成为我唯一的“靠山”和监护人,也是父母对我遗训的转嘱者。面对我将要离开家乡走上工作岗位,大姐对我说:“咱爹临走前对我说,等你弟弟稍大懂事了,你一定要叮嘱他,无论做人做事,都要多为别人着想,往长远里着眼,莫要鼠目寸光,做势力小人。”这是我所知道的父亲对儿子所寄托的唯一期望。老实讲,如今连父亲的模样我都记不清了,但对老人家的叮嘱六十多年来仍言犹在耳,铭记在心。

   几十年里的工作和生活中,常常遇到利义的纠结或得失的碰撞,是在所难免的。而关键在于以什么样的得失观去权衡与对待。1954年末,我被选调到聊城专署粮食局接受专业培训后,由基层粮站调入县粮食局仓储股任防化员,定为技术13级,月薪51.5元。1956年,我又被调到局秘书股任文书兼文件刻印收发员工作。是年适逢全国工资改革,党政干部均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并确定工资级别。局领导和我谈话说:“按照相关规定,这次组织调你到秘书股工作,隶属行政编制,不能套改你现在的技术工资,只能给你定为24级,月薪40元。这是局党组的意见,你可以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但秘书股的工作更需要你。”诚恳地说,面对每年工资收入多寡的差别,一时间不无触动。但更让我深受感动的是,组织上对一个同志的坦诚、信任与期待。所以我毅然选择了“失”而舍弃了“得”。就是这24级──每月40元的工资,我一直领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几十年里,并非没有机会和不够条件调升工资,而是每每受名额所限,或体谅到组织上的难处,总在心头生发出一种莫名的念头──为了一级四、五块钱的工资何必去争到伤害同志的感情呢,便主动放弃了事。

与民同舟共济

    1964年冬,跟随时任禹城县委书记李溪亭到齐河县搞“大四清”。我们工作组进驻的是齐河县安头公社北仓上村。这是一个拥有近五百户人家、两千余口人的大村落,是远近闻名的“后进村”。按照中央和省委要求,工作组由国家建工部、禹城和临邑县两县的干部混编组成。工作人员一律与贫下中农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纪律要求非常严格,所有工作队员,不论职位高低,不分性别、年龄及身体状况,一视同仁。我和县委书记及县纪委的一位同志共三人“落户”在贫农代表李世贵家中,住进两间不足15平米、原为养牛棚的小南房里,既阴冷潮湿又有一股牛粪味。西间作卧室,靠北墙设一单人床,由书记睡用;依南墙有一陈旧土坯炕,我和另一同志共用;东外间搭一破案子作为办公桌,是书记召开小型会议和我写材料的地方。“户主”李世贵当时已年近五十,身体虚弱,妻子于三年灾荒时离世,小女儿不足十岁,骨瘦如柴。我们三人就与这爷儿俩同锅吃饭。每月把我们三人的定量口粮从粮站买回后,再与爷儿俩的“口粮”掺兑一起吃。刚开始时,李老汉把我叫到他跟前,面对一小囤红高粱壳羞惭地对我说:“往年里,一冬春俺爷俩要掺兑着吃这么一小囤谷糠,今冬明春咱们得一起吃这囤高粱壳了,也是实在没办法呀!”看着老人歉疚的神情,我心里泛起一阵酸楚。我们三人定量中的几斤细粮,李老汉只让书记吃,李书记不忍心,说你们爷俩也要吃,老汉只答应让小女儿与书记一同吃。天长日久,这也成为了我们“一家人”餐桌上的一条“家规”。在那个年代,既无蔬菜又无水果,一个冬春吃下来,我长时间受着秘便的折磨,只能靠“果导”缓解了。我和那位同志均患上了痔疮。

同劳动也不敢怠慢。冬春的农活主要有小型农田水利建设、修挖排水沟渠、培筑台田和早春人力拉车运送肥料等。每当农活比较集中的时候,工作组长就强调,所有会议及其他工作均要在晚上进行。像我这从事文字工作的,就只能靠在煤油灯下“开夜车”了。参加劳动作为一项硬任务,必须体现在一个“同”字上,和社员们同时出工,同等工作量,同时收工,同样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劳动时队员们都是铺下身子踏踏实实地真干,和农民一样一身泥一身汗。有一次,一位与我并肩干活的农民兄弟似夸赞似肯定地对我说:“看得出来,你这么年轻,干农活还真像个熟手哩。”“我也是个农民的儿子,哪能不会庄稼活呢。”我对他说。我从十来岁起,就跟着堂叔父学干农活,庄稼活计除了不会“扬场”、“拿耧”,什么活我都能通上手。从此,每逢干活他都主动与我结伴,歇息时还为我打磨铁锹,说是这样干起活来省劲。我们之间,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干一天活,一身汗渍,只能捱至晚上,端一盆冷水,洗洗下身,擦擦上身。日子一长,我患上了“股癣”,奇痒难受,久治不愈,股沟像结了一层厚甲。

支持儿子当一辈子工人

    我们夫妇育有两个孩子,长为女,次为男。除了支持女儿高中毕业后参军从戎,还支持儿子当一辈子工人。1985年儿子从德州一中高中毕业,根据特长,老师建议其报考体育专业,儿子也愿意报考已苦练了四年的足球。我尊重了老师和儿子的意愿。结果,专业考试在全地区名列前茅,在全省名次也比较靠前,但文化课考砸了──  够不上录取分数线。老师告诉儿子:按照相关规定,根据你平时表现和全区中学生运动会单项比赛成绩,只要家长到地区体委写一证明材料,再加上学校推荐,你就很有希望被录取。儿子回家把校方的意思告诉了我,我对儿子说:“既然学校愿意推荐,还要体委什么证明呢,这事以后再说吧!”其实,儿子是深知自己的老爸是绝不会去索求这份证明的。几个月后,儿子居然背着我和他妈去参加了地区电业局的招工考试,并以较好的成绩被录取。这次,我明确地支持了他的选择。我对儿子说:“做个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员,很好嘛!干好了很光荣,干不好活该被淘汰,你自己去掂量吧。”儿子也承诺似地对我说,“我希望在我学徒期间,你和我妈不要摧我找对象早结婚,我要集中精力学技术、打基础,做个合格的工人。”令我欣慰的是,儿子真的说到做到,脚踏实地一干就是十年,直到二十九岁才结婚,三十二岁才要了孩子。通过上级的培养和自己的努力,儿子已于几年前考取了高级技工。几年前的一天,儿子回家探望时对我说到,最近单位的书记找他谈心,说组织正在考虑班里的班长人选,他也是对象之一,问他有什么想法吗?儿子当时即表态说,我这辈子没想过当官,只想当一名合格的工人,请组织选更合适的人吧!听了儿子的叙述,我对儿子说:“这是你成熟的表现,我真高兴,父亲支持你当一辈子工人。”

拒绝让妻子延期退休

我和妻子杜伏凤是异村同校的小学同学,成人之后恋爱结婚,可以说是青梅竹马。我们俩结婚五十多年来,始终是相知相悦,携手向前,从未犯过什么嘀咕,即使有时发生点小摩擦,也是转脸就忘。因为她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又因长期从事医疗护理工作,在与病人打交道中磨炼出一副耐心与宽容的性格。所以,她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比如:工作中她从不迟到早退或旷工拖时,甚至很少请事假。几十年来,全部家务均由她一人承担,从不扯我的后腿,也从不抱怨什么。所生一双子女,我都不在她身边。儿子在学会走路之前,我都未抱过一次。上世纪七十年代她曾在禹城化肥厂做厂医,距离我家有十华里之遥,每当老人或孩子夜里闹病,得知后,她从厂里骑自行车送点药或打个针,再返回厂里值班。由于表现突出,她多次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或先进工作者。1978年,因我已于两年前由禹城县委调地委宣传部工作,须居家迁来德州。她被安排在地委党校医务室工作,一直干到退休,也曾多次被评为(地)市直机关的模范共产党员,还曾被评为全省党校系统后勤战线先进人物并出席表彰大会。1995年夏,年届55岁的她已到退休时间。此时,我也正任市委党校党委书记。一天,时任分管副校长找到我说:“杜伏凤同志不是已到退休年龄了吗,我们的意见是,鉴于她身体还好,工作责任心强,让她再多干两年,带带医务室几个年轻人。”我当时就作了否定的表示,谢绝了这桩美意。我以为,共产党人,绝不能搞封妻荫子、封建依附那一套。

塑造崇德向善敬业持俭的家风

早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就告诫我们:“共产党员和干部应该把追求特权和私利看成是极大的耻辱。”党员领导干部应该时刻注重家风建设,并切实付诸践行。家风连着党风、社风和民风,也维系着党员干部的作风。一种好的家风,不仅可以齐家,有利于培育崇德向善、敬业持俭、遵纪守法的优秀儿女,更能塑造合格的领导干部。资料显示,在一些贪腐案件中,为什么会发生大量一腐俱腐、一黑俱黑、全家烂透的家庭“窝案”呢?就是因为他们的家风不正。腐物在腑,其味亦邪。每个党员领导干部都应通过自己的行为示范和谆谆教诲,务使所有家庭成员深深懂得“人间正道是沧桑”的世间真谛。

几十年来,我们家中四代人所形成的虽不成文但能付诸践行的家风是:崇德守法,向善重谊,勤俭朴素,克己修廉。针对现实社会中的一些不良风气,我就告诫子女们:要“咬定牙关不跟风,淡定从容守正气”,“莫要眼馋,要闭煞眼睛当没看见”。当我尚在校长、党委书记任上的时候,也曾经有送过上千元现金的,送过代币券的,送过大块牛肉的,送过名茶名酒名烟的,均被我和妻子一一拒之门外了。我管不了你送,可我管得住自己的手不伸。老人去世、儿子结婚、生孩子、从未大操大办。即使是在被提升为副厅级以后,面对一些领导干部争相住大办公室、搞高档装修、专配高级轿车、公款出国旅游的攀比之风,也从未动摇我的坚定信念。仍在不足15平米的简陋办公室里办公,乘用那辆并非专用的“老爷车”,也未曾想过什么出国“考察”,也未用公款配备手机、电脑。说到勤俭持家,不能不提到妻子所付出的辛劳。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我们已是五口之家了。由于工作需要,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我算得上是个“不着家”的人,我有一把不开的“壶”,那就是这辈子没学会做饭,所有家中大事小情均由妻子全“包了”。论收入,那时我们俩的月工资仅有70多元。就是这点钱,经过细心妻子精打细算,竟然把一家人的生活打理得舒舒贴贴。非但不超支举债,而且多年下来,还用积攒下来的钱,先后购买了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那个年代,生活必需的粮油煤布等都是定量供应、凭票证购买。在妻子的精明管控下,从未发生过“寅吃卯粮”的情况,每年下来,只有结余,绝无超出。直到今天,仍有粮油布票已被我纳入“红色收藏”了。这也是对儿孙们进行勤俭持家教育的活教材。

光阴荏苒,星转斗移。如今,我们夫妻均已年近八旬,生活在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里。儿女孝顺孙学勤奋,阖家老幼相敬如宾,邻里和睦相互帮衬。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我们全家的工资收入比三十年前增长了一百多倍,是真正的衣食住医无忧。这足以证明:只要你过去为了国家和人民全心全意地付出了,不论贡献大小,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作为回报,自己也更应永远不要忘记党和人民的养育之恩。

心存敬畏“抱公绝私”,清清白白为官,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干事,做到终善其身,即会必得善报。这就是笔者的人生感悟。《老子》中有云:“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谓不失其本真。



            初稿于2014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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