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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对“广场舞大妈”的诟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她们曾因“占领”纽约时代广场而遭驱逐，因噪音扰民而被轰高音炮。 只是，当越来越多的下岗工人、退休职工、教授、进城务工者等各领域的人，即使被驱逐着，从一个场地迁往另外一个场地，也要加入这泱泱大军时，很多人才顿悟，这狂热的爱好原是与生俱来的。 只不过，当城市空间越来越拥挤，当健身越来越必要，在一场又一场的占地游戏中，人与人之间、人与城市空间之间的矛盾会不断出现。
如果可以从地图上识别人流的变化，那么活跃在中国诸多城市空地上的“广场舞大妈”定将创造世界第N大奇迹。从繁华的北上广到偏远的西北县城，只要有相当人口聚集的地方，每到早晚固定时刻，总会聚集起相当的人群，整齐划一，闹哄哄地行动。 尽管饱受诟病，但广场舞者在广场舞的天地里，渐渐地发现，跳舞这个曾经的集体活动突然演变成了个人的事。日复一日机械的肢体重复无法改变生活中的点滴，却在不经意间重构着广场舞者的世界。
没一次是主动结束的 “锵！锵！咚咚锵！……”晚上8点钟的西安小南门外东侧环城公园内，一阵鼓声瞬间淹没了放置在绿色垃圾桶上的音响声。刚刚还震耳欲聋的“最炫民族风”此时已被换做欢快的秧歌。这不是伴奏，而是请一队大妈下场的信号。七八十位意犹未尽的大妈们虽然面露不悦，却也无可奈何地解散了去。 那边秧歌团队不待前面的队伍散去便站在了场地中央，蓄势待发。先是半小时的秧歌，再是一个半小时的广场舞。 秧歌领舞的张群锁年逾五十，是附近某小区的保安。他不用看表就知道，今天的鼓点又比原计划推后了五六分钟。可别小看这点时间，如今在这巴掌大点的地方，可不得分秒必争吗?谁先谁后是长期协商的结果。打鼓送客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对方）跳着跳着就上瘾了，没有一次是主动结束的，都得请出去。” 无论从哪个角度，张群锁都显得与众不同，发福的腰身、粗壮的四肢和他那宽大的裤衩都与眼下的角色不甚搭配。音乐的鼓点原本是柔美的民歌，但张群锁大幅扭捏的肢体却因过于卖力而显得“独树一帜”。每间隔一定的时刻，他便转身“嗨”地大吼一声，作为换动作的指令。 因为常年义务搬运音响并负责充电等事务，加上领舞的身份，久而久之，张群锁便在这个无名的广场舞队伍里获得了某种类似“领导”的殊荣，也算一呼百应了。
场地被三四个团队瓜分 与众多由退休大妈组成的广场舞队不同，张群锁这支广场舞队有着明显的“乡土”特色。这是一支由贩卖水泥沙子的小老板、收旧家具的陕南人、小区保安和卖小吃的郊县农民组成的“无名小队”。虽然建队时间不长，却是这里的“老资历”了。可还没来得及庆幸自己捡了个漏，张群锁就发现自己的地盘正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 张群锁记得，两年前自己刚刚拉队伍的时候，小南门外这片场地原本是个安静的去处，突然紧俏也就是近两年的事。主要原因是，一年多以前附近的两个公园因为修建被施工方圈了起来，没地方可去的市民们只好扎堆到这儿晨练晚练。 最多的时候，近一亩的场子同时容纳着三四个健身团队，有跳广场舞的，有扭秧歌的，也有打太极的。大妈们的强势入驻将原本跳交谊舞的、打扑克的老人以及滑滑板的孩子都挤到了场子的边缘。偶尔，趁着大妈们变换队形的工夫，孩子们顽皮地乘着滑轮车冲进去撒一把泼。 相对而言，广场舞团队之间的和平共处并不难，受害最大的要数“太极队”了。练太极，讲究气定神闲、形意兼备。可如今，一边是不断缩小包围圈的大妈们，另一边是震耳欲聋的“最炫民族风”。一位打太极的大爷调侃：“任凭你修行再好，也难‘以静制动’啊。”
垃圾桶、电动车占地 随着团队各自不断扩容，场子显然难以同时容纳三支队伍了。最简单的“丛林法则”莫过于比拼时间和人数，谁来得早谁就“占领山头”，搬个垃圾桶、推辆电动车都可以作为占领地盘的标志。音响的声音大小也是主权的一部分，你家的大了，别家就听不见。关于地盘的摩擦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 先后组织过四支广场舞团队、已经74岁的段开生老教授记得，情况胶着的时候曾有人动了手。遇到这种情况，老段没有好办法，只有请矛盾双方坐下来吃饭。老段说：“出来锻炼就是为个健康，心情不好锻炼的效果就要减半了。” 后来有队伍通过公园的管理者来找张群锁等人商量，看能否错开时间，一前一后，最终达成协议，让其他两支队伍先从晚上7点跳到8点，张群锁的“无名小队”占据剩下的时间，直到公园10点关门。这样的协议暂时缓解了因场地紧张引发的摩擦。而对于张群锁来说，这个时间段显然更符合“无名小队”的实际情况。 “队伍里有送水泥沙子的，餐馆端盘子的，安排得太早影响人家做生意，有个在餐厅打工的小伙子每天来都到9点以后了。”在城墙下的保安办公室，张群锁边给音响插上电源，边向记者解释自己的考虑，“累了一天，能出来锻炼一会儿都不容易。让老太太们先跳吧，她们跳完还要回家管孙子呢。” 张群锁原指望隔壁的公园修建完工后，前来抢地盘的“同行”能返回他们的大本营。然而历时一年半的改造过后，赶去瞧新鲜的张群锁和一帮广场舞大妈们傻了眼，“都改成乘船的景点了，哪里还有广场的影子?”张群锁无奈地跺脚，“乘船的有几个人呢，以后这百十号人跳广场舞该去哪儿?”
不都是老了才锻炼吗 张群锁的忧虑不无因由。他原是钟楼附近一家国营服装厂的职工。上世纪90年代厂子破产，厂地被卖给了开发商，变成了一家连锁超市。如今除了用租金给工人们交“三金”，那工厂早已与他脱离了关系。 下岗后的他干过十多年的餐饮，每天起早贪黑落下一身病，两年前把店铺卖了出去，如今给儿子买的房子正在装修，感觉也该歇口气了。闷在家里看了两个月电视后，在一位熟人的介绍下，他加入到了广场舞大军。从自己满身的毛病中，张群锁深深地体会广场舞者身上不得已的背负。“咱中国人，不都是老了才锻炼身体吗？年轻的时候哪有时间和精力?” 在“无名小队”中卖水泥沙子的苏爱红（化名），家就安在附近的城中村里。她跟着跑装修的表亲从渭南乡下来西安16年了，先是起早贪黑跟着男人跑装修，后来跑不动了就租个店搞点水泥沙子批发。凭着口碑好，苏爱红在城里立住了脚跟，可缺少锻炼的她身材也跟着发福了。这几年孩子大了，她闲下来便急得发慌，每次跳舞总是按时按点地来。 灯光下，苏爱红小腹上的脂肪随着她圆滚滚的身材有韵律地摆动着，她说每天出一身汗，舒坦多了。
队里的稀缺资源——“大叔” “占领”的意义对于男队员们同样非同凡响。从附近改建的两处公园迁移而来的两支舞蹈队自打占据了小南门外这片场地，就在这里扎了根。 在如意秧歌队惟一的男队员陈平（化名）看来，每天晚上跳一小时是他这一天最放松的时候。由于患肾病和心肌梗死的老伴儿生活不能自理，儿子和儿媳没时间管孙子，75岁的陈平只好包揽了买菜、洗衣、做饭等家务。每天晚上照顾老伴吃完饭，他便出来跳一个小时广场舞。 在大妈扎堆的广场舞圈子里，“大叔”是稀缺资源。由于比赛中有男队员通常可以加分，跳了十余年健美操的老陈是各大妈队争取的对象。作为“男生”，老陈需要负担队里大部分的体力活,每天帮助75岁的队长樊老师把音响从家里搬到广场，跳完舞再搬回去。 但家里的烦心事儿，他却极少向人提起。“出来就不要想,烦恼说出来还影响他人。” 同样迷恋着广场舞的还有“无名小队”里的另一名保安老贾。老贾说，自打跟着张群锁来过一次后，他就欲罢不能了。为这，家里头的老大有些不情愿。 可一个大男人跟着一帮大妈们跳舞，总免不了有看热闹的。一度有人调侃，“这里头有几个是真两口子的?”但张群锁认为，“又不搂搂抱抱，怕啥?” 广场舞的魔力不止于此。尽管被挤到了小南门外这片“弹丸之地”上，“金之秋”舞蹈队的成员郭丽丽（化名）坦言，她从日复一日的“占领”中找到了全新的自己，“人都有激情的一面，就看有没有被发掘。”这一番豪言壮语得到在场多位50后大妈的认同，更劲爆的表述是：“我们来这里跳舞都是因为‘他’。” 一帮大妈们口中的“他”，是该队51岁的舞蹈教练关冠。穿着黄T恤牛仔短裤的他怎么看都像个小伙子。关冠当天教的是自创舞蹈《茉莉花》，由于没法用音响，顶着对面高音炮的他喊哑了嗓子。 曾受过舞蹈专业训练的关冠如今的工作与舞蹈不沾边，不过身手不凡。他说自己多年前皈依了佛教，教舞蹈权当做“公益”，“我实在看不惯她们的动作不到位啊。”
自己的音响被年轻人踢飞 对于跳过“忠字舞”，演过“样板戏”的大妈陈丽卿来说，广场舞更像是“夕阳阶段”的重要支柱。每天早上6点半，西安市革命公园杨虎城塑像前的广场上，65岁的陈丽卿总会按时将油布铺开，再支上小板凳，算是对这块地“伸张主权”了。 然而，当横空出世的广场舞大妈们不惧白眼，顾自起舞，麻烦也接踵而来。除了场地不时被别的大妈们占领，陈丽卿还曾亲眼目睹自己的音箱被一名年轻人踢飞。陈丽卿始终忘不了年轻人发泄般地喊叫，“让你跳，让你跳!”自那以后，陈丽卿身体力行地坚守“阵地”。 或许因为一头白发的缘故，陈丽卿的舞姿里有一种历经世事的沧桑。在那个癫狂的年月，舞蹈曾经给过这个面容姣好的女人莫大的荣誉。因为自身条件的优越，出身不好的她小小年纪便被破例吸收到了陕西“毛主席思想宣传队”。“在西安演红了，就到户县的深山里唱白毛女。再后来大串联，全国文艺大会战，全国各地都跑遍了。” 陈丽卿此生的悲喜大多与跳舞有关。参加工作后，在纺织系统工作的她曾多次代表单位参加文艺汇演。然而业余时间频繁的演出也为她惹上烦恼，“说我作风有问题，在那个年代，这比说你偷盗杀人还难听。” 上世纪90年代，纺织行业不景气，陈丽卿提前退休。失去了集体的依托，陈丽卿突然发现自己的生命变得像水上的浮萍一般没有着落。2003年，身陷抑郁症的她重拾老手艺，一个人在公园里顾自起舞。不想，竟然带出了一个广场舞团队来。 如今的陈丽卿每天为教新舞而忙碌，看到有位失去丈夫的舞者逐渐从悲伤中走出，陈丽卿感慨跳舞也算做了一点善事。洗尽铅华，陈丽卿才顿悟，这狂热的爱好原是与生俱来的。惟有此时，舞蹈的意义才变得无比清晰，“不管你是多大的官，干多大的事儿，只有健康才是自己的。”
又把自己归到组织里了 过去的8年中，西安城墙周边修建的轨迹几乎覆盖了“吉祥”秧歌队的移动轨迹。随着南门广场的开发修建，这支“陕北特色”的广场舞团队，从南门挪到小北门，最终占据了含光门外的“要塞”。从散兵游勇到拉起队伍，“吉祥”逐渐小有名气，时不时地还有外国人慕名来照相。 75岁高龄的吴茂才是“吉祥”秧歌队的舞蹈指挥。每周二四六傍晚，给卧病在床的老伴儿收拾完晚餐，老吴急忙赶着出门，搭乘16路公交车，经过17站路12公里，从辛家庙的家抵达含光门广场。 在“吉祥”，如老吴这样住在远郊的铁杆成员不在少数。从陕北农村进城50多年了，可吴茂才一听到锣鼓敲打便情不自禁，仿佛时空骤然穿越回了陕北子长县的山乡岁月。“喜怒哀乐都在里头，耍一场，烦心事都忘了”。 在老教授段开生看来，“健身”这简单的诉求却在集体中激发出了最大的能量。 作为“西安市保健操活动委员会第二工作站”的负责人，老段十几年如一日，一边办广场舞团队，一边办健康讲座，将广场舞的好处推广开去。老段的切身感触是，健康之外，舞者收获了一份超越“集体”的乡土气息。“一个队里的人，关系好到了什么程度?红白喜事都要叫上，非亲非故的，还时不时打电话来嘘寒问暖，比我自己的亲侄子外甥都管用。” 老段记得，有几次与他一同担当乐队的一位老弟竟然向他“请假”，搞得他也纳闷，“这不是自发的娱乐活动吗?啥时候人家把自己给归到组织里了？” 夏天的傍晚，一阵凉风吹过，吴茂才准备搭乡党的车回家去。“如今大不同了，在城里还可以耍一耍，在农村哪还有年轻人玩这个?在农村耍不成，只能在城里跳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