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荐人：“家”人宁静淡泊 推荐理由：本书作者野岛刚说，日本引发的战争衍生中国内战，导致两岸分裂，间接造成“两个故宫”。身为日本人，他对“两岸故宫”议题“有感情、也有责任”。“两个故宫”是东亚近代史的产物，它的魅力根源，来自于数次奇迹似的历史转折。两岸故宫不只是珍奇、瑰丽的宝库，更呈现出政治权力与文化深层结构的样貌。“两个故宫”的存在，串联了我们太多的家国情结。野岛刚历时五年，奔波全球亲身采访，从政治、外交的独特角度为我们讲述两个故宫的世纪纠缠，这是故宫的故事，更是两岸命运的故事。 作者简介： 野岛刚，1968年生，上智大学新闻系毕业，曾作为朝日新闻外派记者长期滞留过新加坡、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家。其后担任东京总社政治部记者，2007年至2010年担任驻台北特派员。采访报导华人圈的政治、外交、文化等多面向议题，目前担任朝日新闻国际编辑部副部长。长年采访和撰写有关中华文化圈的政治、外交、文化方面资讯。出版过《伊拉克战争从军记》（2003），近期作品有《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银轮巨人捷安特》。 北京故宫博物院
台北故宫博物院
老故宫头号专家、与文物生死与共的人 关于故宫，我们绕不过那志良这号人物。从1925年故宫博物院在北京诞生，之后文物移送台湾，一直到台湾故宫的诞生，他经历了与文物共生死的所有过程，可称得上是故宫的“活字典”。 1925年刚从高中毕业的十七岁少年那志良，进入“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这个委员会是清朝最后的皇帝溥仪退位后，在紫禁城所设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是北京政府为了清点及运用清朝皇室留在紫禁城的物品所设的组织，是故宫博物院的前身。 那志良在1925年元旦去拜访高中时校长的家。正好清室善后委员会希望校长推荐人才来整理清朝文物。校长说：“你的个性认真，这不正是个很适合你的工作吗？”那志良也没多想，第三天就开始到故宫上班。 那志良是满族人，满族在清朝是统治阶层，但那家并非出身于富裕之家，这个工作职缺只是个普通的办公人员。当时清室善后委员会集合了许多当时赫赫有名的人士，如汪兆铭、蔡元培、罗振玉等。因为《绍英日记》而出名的清朝官员绍英等人也名列在册，但是他从不出席会议，从他抵制设立故宫博物院的讨论行为，可以猜想在故宫筹备过程中，他应该没发挥太大的影响力。担任整理文物工作的那志良，当时只是个普通的高中生，对于文物不关心，也一无所知。上班第一天，同事问他：“对古董感兴趣吗？”他回答：“看不出来和我家的茶碗有什么不同，不是都很像吗？”同事们听了笑他：“你家的茶碗一只三毛，这里的茶碗一只可是数千万元。” 那志良等工作人员整理清点告一段落以后，故宫博物院选在1925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纪念日开幕，第一天就有两万人以上造访。清室善后委员会在9月29日才决议了“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赶在十天后开馆，相当匆忙。那志良说：“想进展览室的进不去，想出来的出不来。”当天场面极为混乱。 紫禁城如其字面的含义就是一个“禁城”，自古是皇帝办公和生活的地方，一般人不能进去的。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对外公开，就是故宫博物院开放的那一天。这正是“革命的果实”，民众除了关心文物，应该是对于可以解禁进到皇帝的住所更感兴趣吧！故宫虽然成立，但当时的中国呈现军阀群雄割据的状态，北京政府的行政能力有限。政府的预算一直下不来，那志良的薪资每月只有十五元，虽说本来还能维持生活，但是迟发薪水是家常便饭。那志良刚开始负责图书，后来负责古物。只有周一休假，周二到周六整理文物，周日对外开放时，就负责展馆的整理。 文物和他的命运被九一八事变改变 国民政府在1928年完成北伐，故宫博物院的运作也步入轨道。那志良负责“玉器”，他钻研玉器，留下许多专论著作。1931年，中国发生九一八事变。日本人以南满铁路被炸为借口镇压满洲，那志良曾写过一段话：“只拿到我国的东北地方，应该是不会满足日本人的野心。万一北京或天津发生战争，文物的安全令人担忧。大家一致的意见就是，应该及早开始准备，离开危险的地方，搬到安全的地区。” 在这之前的1931年1月，故宫理事陈垣把那志良找去。当时那志良的职位是一等办事员。陈垣对他说：“国家灭亡可以再起，文物一旦失去了就永远回不来。”并将疏散文物的准备工作交给他。最优先要办理的事项就是将文物装箱。因为文物从来没有离开过紫禁城，故宫里也没有装箱的专家。那志良这些毫无经验的故宫职员一筹莫展，于是决定请教在外面古董商旗下工作的专家。当时在北京“琉璃厂”这一带有多家古董商经营的店家，他们借助了这些人的帮助。刚开始，那志良等故宫人员都以为这只是一般的搬家装箱作业，但从专家那里学到愈来愈多的做法以后，都觉得这项工作很不简单。有一次那志良对专家说：“装箱好像没那么难嘛。”专家们就请那志良尝试自己把喝茶的茶碗包起来，再拿起那志良包好的茶碗猛摔，打开包装一看，茶碗是破的。接下来专家们把自己包好的茶碗也相同地猛摔，却毫发无伤。原来专家的作业是有“绝活”的。 那志良说，这项技法称为“稳”、“准”、“紧”、“隔离”（每件文物都要隔开）。以最容易损坏的瓷器为例，一开始要将把手和壶嘴用绳状的棉花缠绕，壶内也要塞紧棉花，整个捆成一个长方形。再用细绳绑紧，裹上棉花，用纸紧捆成包。装箱时，木箱内用稻草把瓷器塞紧，每件瓷器要用棉花紧置隔开，封箱就可以运送。这是相当有难度的技术。不过后来故宫的职员个个都成为专家，因为往后的日子，文物在中国各地移动，那志良等人得不断地重复捆扎装箱。 装箱的文物达一万九千五百五十七箱。里面不仅有故宫的东西，一起搬走的，还有放在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和“国子监”的文物。颐和园原本就是清朝皇帝的离宫，而国子监则是自元朝以来的图书馆。其中一万三千四百九十一箱是故宫的文物，其余六千零六十六箱则是来自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和国子监的东西。然而文物决定南运之后，引发了群众的反对。“有文物才是北京，文物没了，北京就失去了存在意义。”有人这么认为。 第一批运送队的出发是在1933年1月31日决定的。当天虽然成功地把文物从故宫送到北京车站，但是车站的搬运工因为害怕被群众袭击而没出现，不得已，半夜临时决定停止搬运。又过了几天，2月6日，第一批文物再次从北京出发。那志良即将远赴南方，临行前他的婶婶抓了一抔庭院的泥土给他说：“带上故乡的泥土，别把家人忘了。” 搬运文物刻意选用日本制造的特别列车，优先于其他列车的发车时刻，在冬天的中国大陆从北京，南下郑州、徐州，来到南京郊外靠近长江河岸的浦口，这一趟花了一天半的时间。然而搬运的同时，中国的情势面临重大的转折。2月，日本拒绝国际联盟做出的满洲问题决议。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关东军司令部对热河发动攻击，热河后来也被划入满洲，成为它的一部分。第一批文物和运送队伍就意外地被留在浦口。情势紧迫，指挥系统混乱，当局一直没选定文物的保管场所。那志良等故宫职员和文物不得已，就在火车上长期待命。后来当局决定古物和图书送到上海，文献放在南京保管。上海把当时在法租界的旧医院大楼挪作保管场地，该大楼是七层建筑，全部提供给故宫文物使用，文物依照种类寄存于不同的病房。第二批文物在3月14日从北京出发，接着3月28日第三批，4月19日第四批，5月15日第五批陆续运出。象征中华民族生命的文物南运计划悄悄完成，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