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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前，刚大学毕业的陈铮到中华书局工作，不久，就投入到一部大书的编辑工作中。这部大书，由毛泽东亲自下令编制，却因为时代的风云际会，从未出版面世，一直沉睡在中华书局的资料室里。这部书，就是1200万字的《蒋介石言论集》。陈铮，20多岁风华正茂的青年，等到如今，已是白发老人。一部书，让一个人的一颗心，牵挂了一辈子。 “要读这些反面的东西” 1965年3月5日，我从中国人民大学近代史研究生班毕业后，到文化部所属的中华书局报到。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的金灿然找我谈话。他中等个子，声音洪亮，一开口山东口音就冒了出来：“你这个专业正好，来‘蒋集组’上班吧。” 蒋集组，即《蒋介石言论集》编辑组。为何会有这个小组？1957年，毛泽东对领导干部讲：要读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写文章，缺乏说服力。 反右倾运动之后，根据毛泽东出反面教材的指示，中宣部就组织人民出版社和中华书局，联合成立了《蒋介石言论集》编辑组。 刚参加工作的我从未做过编辑，因此分到了跑腿的活儿，接替中华书局的李松年专门负责在北京地区搜集资料。人民出版社的陆世澄则去了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图书馆查资料。资料搜集工作没有任何限制，越全越好。就一个要求，不能是只言片语，必须是完整的文章，这样才能反映蒋介石的真实想法。 虽然专业是近代史，但寻找蒋介石的言论却如大海捞针，让我毫无头绪。幸好，蒋集组的顾问好多都是极有经验的前辈。有解放前《大公报》的编辑，《上海侨声报》和美联社担任的翻译等等。他们都经历过那个时代，也是记者编辑出身，都是非常有学问的先生。他们对我帮助很大。 我来中华书局的第一年，几乎是在公交车上和图书馆里度过的。头几个月在人民出版社办公时，单身的我干脆睡在办公室内。每天，同事们陆续来上班时，我就开始往外跑。 蒋介石建国前的资料还好说，各大图书馆里保存的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都能查到。至于建国后蒋介石在海峡那一边的言论，这些图书馆里就很难找到了。 领导告诉我，北京有一个中国图书进口公司，可用外汇通过香港进口台湾的书。我持编辑部开的介绍信上门联系，购回了包括《蒋总统集》在内的相关书籍。我还奉命去了新华社的参考部，在《参考消息》上找。当时的《参考消息》为内部发行，其中有不少有关蒋介石言论的内容。 另一个来源，是中共中央西苑机关。去之前，我惴惴不安，不知道所持的介绍信会不会得到认可，但事情出乎意料的顺利。那里的领导看了我的介绍信，什么都没有问，就同意我去查看资料。我后来猜想，应该是中央在一定范围内通报过《蒋介石言论集》的事情，所以他一看就明白，完全支持。 查资料前几天，我先打电话预约时间。为便于出入，中华书局专门派了车送我去。当时，整个中华书局只有这一辆奥斯汀小卧车，是供总编辑金灿然使用的。如今为了查资料这个“头等大事”，它成了我的公车。 通过这些途径，至1965年底，资料收集工作基本完成，我们共搜集到蒋介石言论1200万字。 材料收集的过程中，编辑整理工作便同步展开了。对资料的整理编辑工作，当时的精神是，文章本来怎么说的就怎么样，不能改，编辑只是改错别字和标点。如蒋介石贬低、辱骂共产党的言论，以及后来主张抗日的言论，都不做删改。 这套书原定以中华书局的名义出版。当时整套书计划分40本，每本30万字，即400页左右。和同时期的“灰皮书”不同的是，这套送审样书的封面为浅蓝色，上面写着“蒋介石言论集”，下排为“送审样书”，没有署名。 《蒋介石言论集》原拟每本印五千册，毛泽东批示：“五千册太少，应出一万册。” 搁浅半世纪 1966年3月上旬，“三家村”开始受到批判，大小出版社均受波及。中华书局首当其冲，5月被宣布停止全部编辑工作，集中搞大批判。 至此，《蒋介石言论集》的编辑工作也停止了。这时，中宣部对送审稿还没有回复任何意见。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蒋集组只剩戴文葆收尾。他让印刷厂赶紧将已排好版的后20本打出校样，以免“压铅”。全部校样按年份归卷宗，用红色或黑色的笔标出材料的起止时间，方便以后查阅。做完这一切，戴文葆就回了江苏阜宁老家。所有材料都保留在了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组，收在三层的一间办公室的透明玻璃柜子里。 1966年初秋的北京城里，红卫兵四处出击，满城破四旧。翠微路2号的中华书局大院里，形势也骤然紧张。虽已是秋风乍起，但我还是急得满头冒汗。因为，就在头一天，中华书局接到了海淀区一所大学的红卫兵发来的通令，称第二天要来此破四旧。 中华书局出版的许多书自然都属于“封、资、修大毒草”之列，更为严重的是，在三层那间办公室的透明玻璃柜子里，堆放着蒋介石的头像、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中央日报》等报刊图书、台湾版《蒋总统集》，以及那些已初步成型的1200万字的《蒋介石言论集》稿。 怎么办？这是典型的四旧啊！每当回忆起当日之事，我仍感到后怕。 经请示书局领导，我把书柜玻璃门用纸糊上，办公室门上贴了封条。又找出一堆没用的书，放在中华书局图书馆显眼的地方，以方便红卫兵搜出来毁掉，转移其注意力。做完这一切，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同事说：“我要誓死保卫这个房间的书。要是毁了，就完了。” 第二天，红卫兵没有来，《蒋介石言论集》躲过了一劫。 1969年9月，中华书局集体下放湖北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因中苏之间形势紧张，上级要求中华书局把重要的书稿转移到湖北的三线某地。《蒋介石言论集》未刊稿也一起装箱转移。 从1971年底开始，中华书局的人员陆续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1972年底，我也回京了。同时，蒋集书稿也运回了中华书局，但没有任何人问起。 文革结束后，70年代末，出版社被要求上报以往“中央交办的项目”，中华书局呈报了《蒋介石言论集》项目。但是，依然没有后文。 1984年，我当上了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室副主任，之后升任主任。1997年，近代史编辑室撤销，和古代史编辑室合并，成为历史编辑室。我保管多年的《蒋介石言论集》整套材料，被移交给了历史编辑室。交接的时候，我特意嘱咐道：“这套书稿，所有材料都在这里，可千万要保存好。” 2005年前后，有学者跃跃欲试，希望国家组织编纂中华民国史。报告一直打到了中央高层。已退休的我获知后建议，让《蒋介石言论集》搭顺风车，作为民国史的一部分出版。 当时，六十年代时的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王子野和中华书局总编金灿然都早已去世，参与此事的六七名编辑也大多已不在。我与那位学者拜访了当年的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范用，问他是否见过中央或毛泽东的批示。范用说没见过，是上面口头传达的。 《蒋介石言论集》没有获得“中央交办”的正式证据，不便向上级报告，再次沉睡。近年来，虽然时有出版社找上门来，但从未对该书的出版有实质性的推动。 如今，民国史与蒋介石的研究早已由“险学”变为“显学”。我也期待，这部让我操心牵挂了一辈子的书，能早日与读者见面。 选编自《中国新闻周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