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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人社部新一轮“公务员薪酬改革”的基本方向浮出水面。“限高提低”四个字，却引发了全民热议，甚至招致“不公平”的新一轮反对之声。 据人社部专家解读，“限高”主要是限制灰色收入，更确切地说，是限制公务员工资中名目繁多的津贴补贴；“提低”主要是薪酬向基层公务员倾斜，向职务偏低，但业务能力强、承担任务多的公务员倾斜。最终目的是，缩小公务员上下级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作为这一热点改革的“主力对象”，青年公务员到底怎样看待它？中国青年报记者访问了从中央到地方、处在“漩涡中心”的他们。 生活压力大于“高强度”工作压力 中央部委工作的普通科员林晨(化名)，正可能是“提低”的覆盖对象。 在北京三环，一片建于1970年代的老楼里，这名“85后”四川女青年和丈夫租房而居。他们的私人空间，是三室一厅中的一间主卧，“租金一年比一年贵。” 面对远高出工资的房价，林晨已无法考虑在京购买商品房。“我的同龄同事里，约有七成都没有解决买房的问题。” 对她而言，生活压力大于“高强度、高要求”的工作压力。 “在部委机关，上上下下都有不小的压力。但我们‘80后’的生活压力比‘60后’、‘70后’的领导层大多了。”林晨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坦言，“在他们那个年代，有福利分房、津贴也较多。到我们这一代，拿这么点工资，又正是养家糊口的时候。” 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发布了一份《中国基层公务员心理状况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在各年龄段中，“80后”公务员群体的心理健康得分最低，“显著低于总体平均分”。 社科院报告认为，其原因在于：“青年基层公务员群体中多数人，从事现职工作年限不长，且刚刚毕业不久，正在面临来自工作(例如定岗、调岗、升迁等)和生活(例如择偶、购房、养老、育小等)等多个方面的现实压力，这都成为影响其心理健康状态和程度的消极因素。” 林晨初入部委时，有一种“高大上的满足感”。过年回家时，亲友问起，她也有“衣锦还乡的自豪”。“但这种满足感，抵挡不住时间流逝、生活现实带来的窘迫感。”她坦言。 “无论我出差到地方政府部门去多风光、多受尊重，上班时每天还有武警站岗，但我一下班，还是回到几十平方米的出租小屋里。我发现，原来自己还是一个普通上班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