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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搜集和积累，老干部之家.红叶传媒拥有许多会讲故事的照片。这些照片拍自各个时期，出自多人之手，照片最具魅力的地方即是它们的真实性。有的记录了当年烽火硝烟的战场，有的记录了世间风物人情，还有的记录了我们曾经熟悉的面孔，那些让我们永远崇敬和怀念的伟人、劳模和战斗英雄。看着它们，您就会随之走进那个岁月，回想起自己也曾有过的经历和难忘的故事。
一位老摄影家留给我们最后的故事
当您看到这篇文章时，老摄影家华皑同志已经离开了我们，《家》刊失去了一位真诚、热心、善良的老朋友。 华皑同志曾是新华社湖北分社的一位高级记者。他在从事新闻摄影工作的四十多年时间里，拍摄了大量珍贵照片。他曾多次为《家》刊提供稿件和照片，本刊2004年第九期，曾发表过他的题为《改革开放初期的武汉》的文章。 除此之外，花老还为《家》刊义务寻找线索、搜集资料，为本刊的发展献计献策，做了大量的工作。本期发表的这篇文章，是花老寄给我们的最后一组稿件。这组稿件记叙了花老摄影生涯的精彩片段，这些充满情趣的照片和动人的故事，再次激起我们对华皑同志的深切怀念。 冬泳横渡长江，我拍唯一的女选手 1987年12月26日，接到湖北宜昌市体委的请柬，邀我参加第二天的冬泳横渡长江赛的报道，我欣然接受了邀请。我和其他几位同行一起，先作了基本情况的采访后，又请体委的同志提供了一份有可能打破记录运动员的名单和编号。比赛开始前，我来到江边熟悉参赛运动员。就在这时，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位参赛的姑娘，心里猛然一阵，心想：冬泳横渡长江还有女同志？为此，我找到了体委的有关同志询问情况，体委的人摇摇头说：“这个小姑娘是个新手，肯定破不了记录，不用拍照。” 就在这时，比赛开始了，我赶紧跑向江边，登上了一条体委专门为我安排的摄影船上。这时，有四位同行跑过来希望与我同船拍照，我爽快的答应了。信号枪一响，我和大家一起冲在前面抢镜头，其它几条摄影船也都死盯着游在最前面的几个冬泳健儿，但是，我的心里仍惦记着那位女选手。冬泳横渡长江的活动，许多地方年年搞，但从没听说有女选手参加，今天这儿有个姑娘，肯定是个好新闻，这比破一个地区记录的新闻分量要重的多。于是，我不再犹豫，决定让船家立即调头往回走，去寻找那位游在后面的姑娘，几位同行见我主意已定，一下子慌了神儿，纷纷换到另外的船上。我和船家不慌不忙地按原路返回，紧紧地盯住那位女选手，她边游我边拍。经过22分钟的拼搏，她终于游完了1500米，胜利到达对岸。我紧随其后，连续抢拍她的特写镜头。这天宜昌的气温是摄氏6.5度，女选手离水后冻得直哆嗦，我不忍心跟她多说话，只是催促她赶快更衣。从别人的口中得知，她名叫望雄，随后，我又赶紧去体委查阅有关材料，证实了在冬泳横渡长江的历史上，她确是女性中的第一人。 为拍103岁孤老欢度端午节的照片，我等了50天 1990年，我在地方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介绍武汉市武昌区社会福利院80位孤寡老人安度晚年，他们与儿孙满堂的老人一样，享受着幸福的生活。报道中最让人动情的是：老人中有相当一部分生活不能自理的人，这里的服务人员却象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给他们喂水、喂饭，有时，还要给他们洗头，陪他们读报、聊天、散步等。 动人的故事摧人泪下，我心想：从服务员们争先恐后为老人服务这个角度出发，由此来宣传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新闻由头吗？ 经过一段时间的采访，我发现，这家福利院里的先进服务员大都分工照顾病残老人，尽管事迹很动人，但要用照片去表现，确实很难。一组照片都是照顾病残老人，显得太单一，以前这类画面在报纸上也常见，再拍也没有什么新意。这时，我突然想起在采访中，有一位103岁的孤寡老人舒秀英在这里生活了19年，一直是副院长黄莉的结对服务对象，老人性格开朗，耳聪目明，有时还帮助服务人员搞卫生、洗衣服等。我觉得，如果把她们的某些生活片段拍成照片，可能会体现福利院的工作成果。经过多次跟踪观察，我发现她们的活动都是些日常琐事，很难看到生动感人的场景。如果只选择老人的年龄作为新闻由头，全国百岁以上老人现有三千七百多位，“新”又在哪里呢？ 我把想法告诉了黄莉，她提醒我说：“每年春节、中秋、端午的时候，福利院都会向这些老人发放慰问礼品，场面很热闹，非常适合拍照片。”我掐指一算，现在离端午节还有50天，何不等等再说呢。于是，采访暂时告一段落。 端午节前，我再次来到武昌区社会福利院，继续我的采访。这天，舒老的心情格外的好，一看来了这么多人，她笑得合不拢嘴，正跟小黄一起为大家包粽子呢，见到这个场面，我也顿时兴奋起来，赶忙拿起相机连续抓拍了几张，终于得到了自己期待以久的新闻照片。 奇袭采访正在发生的故事——当代警察与小偷 好民警邓泽顺，这些年被武汉市媒体炒作得火热，作为摄影记者的我，也有点坐不住了。 从我收集的资料来看，有关邓泽顺同志事迹报道非常多，七、八年间，他照顾孤寡老人就有10多位，帮助失足青年30多名，调解家庭、邻里纠纷的生动故事数也数不清。我该报道什么呢？目前，在他身上发生的新闻又在哪里呢？ 我打了个电话到利济北路派出所，值班民警告诉我，邓泽顺帮助别人筹办婚事去了，这会儿不在。一听这话，我心中暗喜，他帮什么人去筹办婚事了？不管是谁，这里面一定有新闻故事。 费了一番周折后，我终于找到了邓泽顺，我向他和那对新婚夫妇作了自我介绍，为了缓和这突如其来的生疏，我主动和他们一起起草新婚对联，搞新房设计等，屋里的气氛顿时轻松起来。我们什么都谈，很快话题就转到了那个新郎和邓泽顺的身上。 新郎名叫李佐军，半年多来他一直为结婚筹钱，东奔西走地向亲戚朋友身手求援，但一分未得，急得他团团转。正在着急之时，民警邓泽顺给了他300元钱，让他结婚先用着。后来，邓泽顺又亲自上门帮助他操办婚事。李佐军悔恨地说：“过去我一直把他当仇人看，总想找机会报复他。”这个25岁的汉子激动地热泪盈眶，他说：“邓泽顺同志是我终身难忘的大恩人哪！” 李佐军是一个孤儿，居住在民警邓泽顺所管辖的地段，曾因扒窃，两次被邓泽顺抓获，并被送去劳动教养。一天，邓泽顺接到一封来自劳教农场的信，信中说：我李佐军只身一人，你全家数口，等我解除劳教，回到武汉，我要用刀子桶死你。 李佐军第二次劳教结束后，返回武汉。一天，他在街上和邓泽顺狭路相逢，李佐军破衣烂衫，腰系一条草绳，满脸污垢。他看到邓泽顺想悄悄溜走，但邓泽顺却上前拉住了他的是手问到：“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有什么困难吗？是否上户口？”李佐军非常冷淡。邓泽顺把他领到派出所，先给他买来毛巾和香皂，让他痛痛快快洗个澡，又给他找来一套换洗的衣服，最后还给他7元钱。李佐军毫不领情，他认为这是邓泽顺对自己的补偿。几天后，邓泽顺知道李佐军生活无着，又给了他10元钱，李佐军接过钱，扭头就走。 冬天来了，邓泽顺透过李佐军家的窗户，看他仍睡在一张竹席上，既无褥子也无被子，邓泽顺先给他买来一块铺板，又把他领到自己家中，让他将一床新被子抱走。小李一如既往，连个“谢”字都没说。后来，邓泽顺给他找了个工作，让他的生活有了保障。这一件件事情，在小李的心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但在表面上，小李仍对邓泽顺冷若冰霜。 “现在我马上就要成家了，邓泽顺同志仍把我挂在心上，借钱给我，又亲自来为我操办婚事。”小伙子忏悔地哭出声来。为了缓和现场气氛，我转换话题，让小两口讲讲婚后的打算。在一片欢快声中，我提议把大家一起剪“喜”字的现场拍一张照片，就这样，《当代警察与小偷》的照片便由此诞生了。 四个媳妇争婆婆 有一次，《长江日报》记者宫强和《武钢工人报》的几位同志约我到武钢焦化厂宿舍，一起采访连续七年被评为市“五好家庭”的退休工人孙万德一家。这是因为，他们全家23口人要开个会，协商明年谁来照顾家中的老婆婆。 会开了足足三个小时，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各不相让，争先恐后地到医院值班，掏钱买药，为老人端屎端尿，悉心照料。后来，大家又轮流抬着老人四处求医、抓药。现在，老人的病好多了，只是手脚还不太灵活，生活自理有些困难，为照料的问题，家人们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会。 这次会开的很顺利，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气氛相当热闹。几位文字编辑在采访中，也都得到了一手材料，惟独我这个摄影记者挠起了头。家庭会上谈的都是过去的事情，文字编辑可以根据大家的讲述重新描写，可摄影不行，总不能拍全家福吧！新闻在哪儿呢？想来想去，我真有点一筹莫展了。老宫看出了问题，开玩笑地对我说：“老记者遇上新问题了吧！”此时，我猛然抬头问道：“一般家庭和睦与否关键在哪里？”“当然是婆媳关系了！”老宫干脆地回答。“那这个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一方是谁呢？”我又问，“不用说是媳妇了”他肯定地说。“有了！”我兴奋地向大家说出了构想：从采访得到的大量素材中，四个媳妇孝敬老人的事迹最为突出，特别是刚才，在谈论有关老人的照料问题时，四位媳妇说得都诚恳实在。过去的事不能补拍，但照料婆婆是即将对现的问题，我准备将这“五好家庭”的报道，精炼地概括为“四个媳妇争婆婆”。我的话音刚落，大家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这张照片是我在大家不经意中抓拍到的，几个人的表情生动、自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