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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偰（1907~1968），字伯商，浙江海盐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朱希祖之长子。朱偰自幼受庭训，精研文史。192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5年入本科读政治，以史学为辅科，1929年毕业赴德国入柏林大学攻经济，兼修历史、哲学。193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兼国立编译馆编审。次年，与其父朱希祖同任中央大学系主任，传为佳话。 1938年12月4日，他在重庆的中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演说，财政部长孔祥熙会后即派员邀聘他兼任财政部秘书。三年后，他辞职改任新设的专卖事业司司长， 1944年6月后朱偰被任命为财政部关务署副署长、署长。 1949年春，朱偰拒去台湾，返回南京到中大经济学任教授，不久任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南京大学的经济系并入复旦大学，他仍被任命为系主任，但江苏省不放，任命他为省文化局副局长，分管文物保护和博物馆，兼负省国画院筹建任务。 南京古迹文物普查第一人 朱偰是南京古迹文物普查的第一人。他一直被南京博大宏阔及蔚然深秀的历史气质深深吸引。在比较我国长安、洛阳、金陵、北京四大古都之后，他尤心仪南京：“此四都之中，文学之昌盛，人物之俊彦，山川之灵秀，气象之宏伟，以及与民族患难相关，休戚相关之密切，尤以金陵为最。” 1932年朱偰来到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任教。当时的南京正实行《首都计划》，开始大规模建设，南京市政建设大兴土木，文物破坏严重。朱偰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朱偰既担心城市建设对文物的破坏，更担忧日本挑起的战争给文物造成毁灭。1933年起，朱偰发愿尽访六朝陵墓，他邀集同好，走访了南京周边地区的历史古迹。德国留学的经历，让朱偰具有在当时极为突出的实证研究精神，同时也使他能自如地使用摄影工具。在当时的中央大学授课之余，朱偰背着一架德国造的相机，对南京古迹进行首次系统而广泛的实地考察、摄影和测量，拍摄了千余幅照片。六朝陵墓散布江东，而尤以江宁、句容、丹阳三地遗迹最多。于是，东至丹阳，西至当涂，南到湖熟，北及浦镇，凡历代城郭宫阙、陵寝坟墓、道观佛寺、祠宇桥梁、园林宅第，朱偰无不遍览。从六朝石刻、陵墓、庙观里坊、明代宫阙等，到南京所有的山脉水系，他也都统统记录，在此基础上编写成了《金陵古迹图考》和《金陵古迹名胜影集》。 据史料记载，南京附近（包括丹阳、句容），六朝帝后王侯的陵墓共74处，但可考见者不多。上世纪三十年代，朱偰经实地考察得27处（不含非王侯的晋卞壶墓），而现在经文物部门考古调查，也只得33处，且多依据朱偰当年所著的《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而这33处还有一处为丹阳齐梁陵墓入口。70年来只增加5处，可见朱偰当年之不易。 中国女博物馆家、考古学家曾昭燏在她写的《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第一、第二次野外调查报告》中说：“关于六朝陵墓调查，远在1934年至1935年已经由朱希祖、朱偰父子开始搜寻访问……朱偰还著有《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金陵古迹图考》和《金陵古迹名胜影集》三书……这些都是我们调查时最好的参考资料。” 朱偰的书籍和文章出版后，不仅在国民党统治区广为传播，还迅速传播到了陕北解放区。1951年9月22日，南京市人民委员会派人约请在南京大学任教的朱偰，说是刘伯承和陈毅想见一见先生。第二天，当朱偰践约前往时，刘伯承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对他说：“昔日在延安读你书（指朱偰著《金陵古迹图考》）时，很想与作者一见。可那时我在解放区，先生在国民党统治区。今日书与作者俱在面前，可谓如愿以偿。”之后，刘、陈二将军又约请朱偰先生赴清凉山观石头城，前往凤凰台吊瓦官寺遗址及阮籍衣冠冢，不久后又一同参观了南唐二陵。 竭力抢救“鬼脸城” 在南京诸多的名胜古迹中，南京古城墙最为突出，气魄雄伟，雉堞坚固。玄武湖西南两面，古城迢迢，遥接台城，为南京风景最美丽区域之一。而城墙之中，要数石头城历史更早，它建于东汉末年孙权之手（公元二一二年），当年曾雄踞江上。石头城的范围，从清凉门起到草场门止，大部分建在石头之上，十分雄固。 解放以后，由于城垣年久失修，局部城墙有崩坠的危险。南京市人民政府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又为便利城乡物资交流，决定局部拆除。方案报政务院后，文化部指示“除保存台城、石头城一带城墙及中华门门外，逐步加以拆除。”“保存玄武湖西南两面一带城墙，以保存古迹名胜。” 然而1956年8月中旬，南京拆城小组开始擅自拆除上级指定应该保护部分的城墙，要求有多少力量拆多少砖，由拆城小组统一领导，分工拆除。其理论是古为今用，拆下一块城砖，可以卖一毛钱，把古城墙作为救灾赈济款的来源，对失业者实行以工代赈。是年5月，先拆除太平门到覆舟山后一段，长达一里；到了8月间，又擅自动工，拆除石头城鬼脸城以北一段，长达250米左右。 朱偰接到紧急报告后，心急火燎地赶到中华门城堡附近毁城现场察看，古城堡眼看就要成为一堆瓦砾废墟。接着他又乘车沿着古城墙走了一圈，到处都是白色的灰浆，高耸的城墙被夷为平地。此时石头城最有代表性的部分——鬼脸城还未拆除。 朱偰忧心如焚，四处奔走，联合社会各界共同呼吁。1956年9月23日，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南京市建设部门不应该任意拆除城墙》一文，“希望南京市人民委员会立即查明责任，加以处理，并设法制止任意利用城砖拆除古城。有关负责部门应该立即作出检讨，并作为教训，以避免今后再有此类事件发生，致使国家文物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这篇文章先后被《光明日报》、《文化新闻》等报刊转载，省、市电台也予以播报。朱偰还电告文化部，请求制止。但就是这次的公开批评，为他埋下了深深的祸根。 9月25日，文化部正式下令停拆南京城墙。 11月，南京市城市建设局承认拆石头城、太平门段城墙不对，并重修了石头城和太平门段城墙。 朱偰如此解释自己对于文物保护的热情：“夫士既不能执干戈而捍卫疆土，又不能奔走而谋恢复故国，亦当尽其一技之长，以谋保存故都文献于万一，使大汉之天声，长共此文物而长存。” 毁城的行为终于被制止了，但始料不及的是，他抵制毁坏城墙的善举，到了第二年，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他被撤消职务，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铁骨丹心偏逢狂风骤雨 朱偰被打成“右派”，撤销职务，后下放到江苏人民出版社当编辑，其后又调到南京图书馆工作，1961年摘“右派”帽后，朱偰任江苏图书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朱偰之子朱元曙回忆：在朱偰晚年，已是“文革”前夜，极左的调子越唱越高，作为摘帽右派，父亲已感到暴风雨即将来临。虽然如此，他仍然在尽着一个学人的义务，默默地进行着文物保护和研究的工作。即使在“文革”最艰难的日子里，他还坚守信念，在一张传单的背面，写了这样一首小诗：“我本烟波客，兴亡指掌中，却秦非无术，磊落与人同，如何大厦倾，一木难为功，众醉我独醒，举世尽朦胧，人生有浮沉，得失何须问，著作传后世，莫须留己名，愿随鲁连生，长啸激情风，永怀宗国忧，常抱生民虞，大义垂天地，正气满江泽，回首望江东，尚怜神烈山，我愿化鸿雁，岁岁向石城。” “文革”中，朱偰未能顶住严酷的批斗，含冤自尽。 1978年11月，朱偰得到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后葬于南郊花神庙中国公墓（2002年迁于功德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