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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追逃:反腐第二战场上的硬仗

2014-12-18 16:11| 发布者: 家网实习编辑| 查看: 1053| 评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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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内反腐如火如荼,成绩斐然,但并不是所有贪官都躲在国内,不少腐败分子狡兔三窟,提前把资产转移到海外,在发现风吹草动后逃之夭夭。从“高级警官”王振忠出逃美国,到“中国第一女巨贪”杨秀珠隐姓埋名藏身荷兰, ...


国内反腐如火如荼,成绩斐然,但并不是所有贪官都躲在国内,不少腐败分子狡兔三窟,提前把资产转移到海外,在发现风吹草动后逃之夭夭。从“高级警官”王振忠出逃美国,到“中国第一女巨贪”杨秀珠隐姓埋名藏身荷兰,再到“逃跑书记”杨湘洪借考察滞留法国不归,近年来,贪官外逃事件频频触动着人们的神经。

今年7月,公安部启动了“猎狐2014” 境外追逃专项行动,四个月来有288名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其中有21名嫌犯已潜逃十年以上。国内反腐风暴席卷到了海外,境外追逃成了反腐的“第二战场”,但比起国内目标巨大的“老虎”和无处不在的“苍蝇”,逃到境外的贪腐分子更加难打。

境外“狐狸”难猎

外逃贪官早已臭名昭著,一些国家甚至形成了中国“贪官一条街”、“腐败子女村”,对于很多贪官来说,逃到国外就如同进了“法外之地”。外逃贪官要追无可争议,我国境外缉捕工作也在逐年加速,但与庞大的外逃贪腐分子和资产相比,目前抓捕归案的尚属少数。那么,为何境外“狐狸”如此难猎呢?

引渡之难

引渡可谓是境外追逃最有效的方式,但我国目前仅与38个国家签署了引渡条约,其中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贪腐分子钟爱的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不在其内。由于政治、司法制度的差异,引渡条约的谈判过程相当困难和漫长。

新的引渡条约缔结困难,而即使是在有引渡条例的国家,想要顺利地引渡外逃贪官,也会有种种障碍。本国国民不引渡、政治犯不引渡及死刑不引渡就是常见的拒绝引渡“潜规则”。我国对于贪污受贿罪保留死刑,一些国家就会以此为由拒绝引渡,为了引渡这些官员,我国就需要妥协承诺不会判处他们死刑。

在没有引渡条约的情况下,对于外逃贪官,多采用非法移民遣返的方式,这种方式仅限于个案的合作。一案一磋商成本高、效率低,而且能否遣返成功取决于他国对贪腐分子是否构成非法移民的“自由裁量”,其中有很大部分看对方国家是否给你“面子”,不确定性因素很大。

政治壁垒

贪官外逃后,往往先申请政治避难。这项政策是冷战时期设置的政治壁垒,凡是从社会主义国家逃到资本主义国家的人,都可以以受到政治迫害为由求得政治避难,现如今,很多贪官及经济嫌疑犯利用这项政策逃避追逃。就算申请被拒,贪腐分子也能通过需走的法律程序拖延时间,不断“赖”下去。比如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主犯赖昌星,在1999年逃到加拿大后就申请政治难民身份,在被拒绝后又申请了遣返前风险评估和暂缓执行遣返令等,虽然赖昌星一路败“诉”,但他成功拖延了归期,2000年加方就向赖昌星下达离境令,但直到2011年才被遣返回国。

赃款难证

如果说追人难的话,那追赃更为不易。外逃贪官绝大多数都把赃款转移到海外,而且动辄上千万元,甚至上亿元。虽然究竟共有多少资产被转移出去没有官方数据,但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要想追回贪官带走的赃款,就需要证明资产是归我国所有的,但这并不简单。因为贪官外逃大多是经过了长期的策划,他们首先做的就是资产转移,通过地下钱庄、境外投资等一系列方式已经将钱洗白,很难证明是非法所得。

另外,由于赃款分散在不同国家,而且出了国境,得按别人规矩办事,追赃非常耗时,而且成本颇高。今年8月,我国海外追赃第一案落槌,外逃新加坡的李华波成为我国首个被没收违法所得的外逃贪官。这起追赃案耗时就近1年半,而且尽管新加坡警方查封了李华波在新加坡拥有的价值2680万元的财产,但这笔钱何时回国尚不得而知。

“资产分享”

贪官巨额资产转移到海外,也便融进了该国的金融循环中,可谓“天上掉馅饼”,在这种情况下,若没有对赃款的“分享”,该国自然不愿意配合中国的追缉工作。有时候,赃款会被当地国家截取很大的一部分,很多国家关于分享比例也有明确规定,例如美国,分享比例取决于美国司法机构在执法合作中做出的“贡献”,重大协助分享比例可高达80%

在追查、审理过程中,赃款流入国是需要花费一定的经费,提出“分成”要求也可以理解,但无法排除一些国家会故意从中“捞”一笔,或者为难追赃国。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逃到美国时带去了4.82亿美元。美国答应将其移交给中国,但其提出要先搞法律审判,并从这笔钱中得到了好处,单雇请美国律师就耗去我国庞大费用。由于证据确凿,美国答应把没收赃款返还,却转而要求余振东回国后最高只能判12年,否则不答应移交。事实上,即使在美国,贪污4.82亿美元也不止判12年。很多时候为了成功将贪腐分子遣返回国,我国不得不作出让步,赖昌星在加拿大的资产就还未全部追回,也答应加方不会判处赖昌星死刑。

努力成为好“猎手”

境外“狐狸”狡猾难猎,但难逃好猎手掌心。为了成为更好的“猎手”,我国做了诸多努力。

今年,我国治理了“裸官”、中纪委新设了国际合作局、公安部在全球开展了追逃追赃的“猎狐”行动……这些都是开辟反腐“第二战场”的信号,国内的反腐之风开始刮向全球。   

跨国反腐,孤掌难鸣。除了增强追逃意志、开展专项行动,我国也在国际合作上做了诸多努力。

针对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三个“贪官乐园”,我国通过协商的方式加强合作。去年7月,我国和加拿大政府进行了谈判,就返还和分享被没收财产进行了协定。今年6月,和美国签署了金融互惠协议,两国将分别向对方提供对方公民在本国的金融账户信息,这为追逃追赃取证提供了便利。通过中方的努力,今年10月,澳方警方同意协助中国引渡逃到澳大利亚的中国贪腐官员,并协助查封他们的资产。

死刑问题是我国引渡合作中遇到的主要法律困难,在10月底11月初,我国再一次减少了死刑罪名,并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削减,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有助于消除一些国际在引渡方面的顾虑。

通过国际会议,我国也在推进跨国反腐进行。118APEC会议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这是第一个由我国主导起草的国际反腐败宣言,各方承诺通过引渡、司法协助等手段消除腐败。APEC成员国里,有不少是贪官的“海外乐园”,此宣言的通过有助于我国与美国、加拿大等成员国在引渡条约等领域加速谈判。另外,《北京反腐败宣言》还有一大实际成果,就是推动了信息共享。通过信息共享,发现某个官员的子女、父母等出境后,过着明显与收入不符的奢侈生活,就将有助于有关部门尽早发现腐败苗头,将外逃遏止在萌芽之中。

由于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和司法制度的差异,反腐国际合作中有障碍是难免的,我国在不断通过各种努力让“避罪天堂”的门关得更紧一些,这次的海外“猎狐”行动也是追逃力度前所未有,并且初战告捷。反腐“第二战场”上还有很多硬仗需要打,我们愿意等待,也希望有更多的胜利消息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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