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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父亲，曾国藩和普通父亲一样，对子女充满了殷切期盼。可他又有别于普通父亲，对子女可谓是爱之深管之严。 曾国藩有两个儿子、五个女儿。还在他们幼小之时，曾国藩就亲自编纂家庭教育读本《曾氏家训长编》，采辑古今名臣大儒的言论，分为修身、齐家、治国三门32个子目，让子女诵读。他还于繁忙的军事政务之余写下数万字的家书，并且写得极为细致琐碎，随处可见舐犊情深。这些家书成为后世教子的典范。 曾国藩虽然常年在外做官、带兵、打仗，但一有时间，就给孩子写信，为他们批改诗文，还常常与他们交换学习和修身养性的心得体会。无论在读书或做人方面，曾国藩对子女的要求都极其严格。 曾国藩熟读古今历史，也看多了权臣子女的骄奢张扬，所以对子女要求极其严格。他强调：“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柴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必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习之。”又严格规定：“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椅、牧粪、锄草，是极好之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曾氏把“耕读”教育摆在一个重要位置上。他认为，如果不进行耕读，家庭就像一辆车没有润滑油一样，会影响其运转。 所谓“耕”，在他看来，就是家中男子要耕地施肥、种菜（蔬）、养鱼、喂猪等；家中女子主要以“学洗衣煮菜烧茶”、制鞋、做小菜等为日定功课。他亲自为儿媳和女儿们订了功课表，要求她们每天要做四件事，第一项是早饭后做小菜、点心等；第二项是上午要纺纱或者绩麻；第三项是午饭后要做针黹刺绣之类：第四项晚饭后要做鞋或缝衣，一直要做到二更才能收工。不是亲眼看到这样的文字，谁会相信这是权倾朝野的一等侯爵家的小姐少奶奶的生活。曾国藩还怕她们不照办，在家书后特意说明，每个人“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女鞋一只。吾回江宁后，当做一总验”。至于“读”，并不只是读四书五经、八股试帖之类为今后中举做官打基础的书，而是要读能经世致用的书。读书并非为做官、发财，只求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所以当长子曾纪泽连着三次考科举不成功，并向父亲提出不再走科举之路的时候，曾国藩同意了，他写信告诉曾纪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 曾纪泽在曾国藩的鼓励和支持下潜心研究西学。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以外交官身份代表清政府在彼得堡同沙俄谈判并且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收回了伊犁城。人们评价他的这一次谈判是清末外交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胜利。 次子曾纪鸿则是一位数学人才。他喜爱自然科学，精通天文、地理，最精代数，曾著有《对数详解》《圆率考真图解》等书，还计算出一百位的圆周率。两个儿子的成材和曾国藩提倡子女学习科学知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文化大有关系。 与“开明”相对应的是曾国藩身上也有恪守封建礼法的一面，他严格遵从三纲五常的礼教，又非常在意自己的社会形象，绑在他身上的束缚太多太多，有时甚至会牺牲子女的利益。比如他明知他的女婿是个荒唐的花花公子，但硬是逼着他的女儿离开娘家回到婆家去服侍公婆丈夫。曾国藩认为自己是个社会楷模，所以告诉女儿，丈夫再不好，嫁出去的女儿也不能长住娘家，要回婆家去。结果一个好端端的豪门之女就这样苦闷、忧郁而死，年仅29岁。 在儿女的穿着方面，他也力求避免官家的贵族习气，始终保持寒士家风。有一次，他的学生李鸿章请他夫人和小姐吃饭，姐妹两人仅一条绸裤，因相争而哭泣。曾国藩安慰说：“明年吾若再任总督，必为尔添绸裤一条。” 为了避免官家子弟特殊化，他规定，男婚女嫁之费不得超过二百两。曾国藩的第四个女儿纪纯出嫁时，办嫁妆仍然只有二百两之费。纪纯的叔父曾国荃有点不相信，他打开纪纯的箱子一看，果然十分寒伧。于是他自己偷偷贴出四百两，亲自又给侄女办了一份嫁妆。 曾国藩为官多年，却没有给子女留下巨额遗产，他留给子女的惟一财产就是引导他们好读书，明德行，做新人，办好事。从咸丰二年到同治十二年的二十年之中，他给两个儿子写的信就有近二百封，信中不厌其烦地教他们如何读书，如何明理，如何做人，如何处事。字里行间，蕴含着父亲对子女的殷切期望。 正如曾国藩所说：“家勤则兴，人勤刚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在曾国藩的严格要求和教导下，曾家后代人才辈出。除了数学家曾纪鸿、外交家曾纪泽之外，孙辈尚有曾宝荪、曾约农等教育家，真可谓家风绵长，世代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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