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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37年11月生于博兴县店子镇张米村，家中有父母姐妹五人，全家仅有一亩（老亩）沙土地，地两头长庄稼较好，中间原有一沙河故道，农作物不等成熟就枯萎了；就是好年景收入粮食也不过400斤。所以家庭非常贫苦，常年靠父亲给人家打短工才能维持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1941年大旱，再加上家乡是游击区，日本鬼子和汉奸杂牌军经常烧杀抢劫，家乡百姓生活苦到极限，野外的荒草和树皮都被吃光。1942年父亲带病给张侯村伪村长侯世元家锄高粱，被活活热死在高粱地里。我家真是遇上塌天大祸，我母亲一个小脚女人拉着七岁的姐姐、不足五周岁的我和不满周岁的妹妹，在兵荒马乱的旧社会日子可怎么过呀！我家进入最悲惨的岁月。全家靠母亲白黑给人家纺花挣点钱粮，姐姐和我下坡拾柴挖菜，勉强维持生存。最难熬的是冬天，因树叶和野菜都没有了；记得一次大雪后，七岁的姐姐到坡里采麦苗，先用两只小手扒开厚雪，然后采了半小筐麦苗。姐姐回到家时小手冻得胡萝卜似的，并带着血迹。这时妹妹不住地喊饿得慌，母亲含着眼泪用麦苗蒸糠菜团子，这一幕深深地记在我幼小的心里。 由于日寇的封锁，乡村没有火柴，群众只能用原始的火石火镰打火。母亲不会打火，每次做饭都到邻居家讨火，先将破布或旧纸卷成棒状，到邻居家用做饭的灶火点燃，带到家中放上易燃的烂棉花、旧柴草用口吹出火苗引火做饭。一天晚上我到南邻讨火，用的破布有点潮，引上火就不旺，急得我一面跑一面吹，但到家时还是断了火星。二次再去，南邻已关大门，又找了几家，都是大门紧闭，在兵荒马乱的年月，天一黑就关门。晚上我们娘四个只能吃冰冷的糠菜团子充饥。父亲过世后，由于极度贫穷买不起灯油，我家近三年时间没见过灯光。苦命的母亲摸黑也纺线到深夜，每三五天就能纺一斤线，换取点钱或者粮食，以勉强维持四口人的生命。三年摸黑，第一次灯光是八路军叔叔给的。那是在1945年春，我初上抗日小学，八路军住在了我家。晚上看到梁指导员在灯下写字，我拿着油印的“抗日三字经”也到他灯下读了起来：“卢沟桥，炮声响，日本宪，真疯狂，进中国，烧杀抢……”梁叔叔表扬我读得好，同时问我：“你们屋里怎么没点灯？”“我家买不起油。”梁叔叔没有说话，而是找了个瓶子造了盏小灯，灌上油点亮，让我端到北屋里。这时母亲仍在摸黑纺花，姐姐妹妹刚躺下还没入睡，一见有了灯光，可把他们乐坏了；姐姐妹妹忙起来，手舞足蹈的照自己的身影，比谁的好看；母亲教我用双手照小兔子的造型。我们欢乐的笑声，也使母亲展现了难得的笑容。后来梁指导员对我们说：“日本很快就要投降，共产党一定会让穷苦百姓过上好日子。”他送的这盏小灯，一直永远亮在我的心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家乡进行了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我家分得了两大亩好地，还有粮食和浮财。我家和广大贫下中农一样彻底从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但是因为家中无劳力，农业的耕耘收割等大型农活，大都需要花钱雇人干，再加上家中没有一点积蓄，地里缺肥料，温饱问题解决了，但没有进钱门路，所以经济上仍然比较困难。我在上小学期间，除了课本必须花钱外，铅笔是捡别人不用的短头，写字的本子是用烟盒等废纸代用。好心的同学也送铅笔和小本给我，上学期间从来没摸过毛笔，以最大限度减轻母亲的负担。从三年级开始，在农忙季节经老师批准上午学习，下午干农活，拉下的课程晚上自学补上，不懂的课文第二天提前到校请教老师。1953年完小毕业后顺利考入广饶中学。在初中期间，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关怀和照顾；三年初中一直享受二等助学金，每月补助六元八角，那时这个数目已经够一个月生活费了，自己只用点学习用品钱。1956年初中毕业后，考虑到家庭实际情况，考取了基本不用花钱的山东省水利学校。1959年毕业后，分配到博兴县水利局任助理技术员。 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水深火热中救出了我全家，并把我栽培成水利技术干部，真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从参加工作我就抱定了不忘党恩、永远跟党走的决心：党叫干什么工作，不仅积极干，而且尽力干好。当党的利益与个人利益矛盾时，一定要服从党的利益。 1964年7月27日至28日博兴连降暴雨220毫米，积水漫流，内涝成灾。同时小清河上游暴雨同步，使小清河出现特大洪峰，陶唐口流量303立方米/秒，崔家庄子对岸高青段当晚决口，最大溢洪流量290立方米/秒，持续14天。博兴大部分地区一片汪洋，146个村庄被水包围。县委、县政府领导带领全县干部和广大群众上堤抗洪。起初我跟着高德明副书记在西线抗洪，8月8日王茂森所长要我随马兆兴县长到东线抗洪抢险。那时我在铁路桥附近的大堤上，只穿一件短裤和一件背心，随身带一雨衣。接到通知，顾不得换衣服立刻陪马县长奔赴道口附近。和我同去的王振伦同志分管电话联系等秘书事项，我负责抗洪抢险的技术工作。在道口附近一住就是14个昼夜，由于水大堤薄，险情频发，和民工一起抢险堵漏，一天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我的短裤和背心不知被汗水和雨水湿透过多少次，变得又硬又酸；夜间在大堤上铺上两条草袋子盖着雨衣度过了13个夜晚；直到马县长回县方得换掉酸硬的短裤背心，立马觉得浑身舒坦。 1965年3月10日，我和贾忠恒到小开河黄河炸药仓库运炸药和雷管，炸药装汽车由贾忠恒同志押运回博兴。雷管986个，重约30斤，按规定也要包一汽车。我想这么轻的东西用汽车太浪费了，于是我决定用自行车带；借了一条麻袋垫在后座上，然后放上雷管箱子，用绳子刹好，将车后轮的气调小以减少震动，我就这样推着回博兴。到了道旭渡口，要求危险品必须单包一船，为了节省船费，我推着车子到上游圈里王村一小渡口，只花五毛钱就过了黄河。当时黄河还在修堤，自行车在暄土上走，这样震动小、但太费力，不长时间就累得浑身是汗，我将棉衣脱下盖在雷管箱子上，一直到下午三点半才到博兴水利局，共步行了10个小时，行程100多华里。当时累得我坐下再也不想站起来，但心里很愉快，因为我不仅安全运回了雷管，而且为国家节省了不少资金。 在毛泽东时代，非常重视水利建设。在1965年辗转几个工地后，冬季参加最艰巨、最紧迫的穿打渔张总干洛车李涵洞施工。那时胜利油田正在开发，但油区内淡水奇缺，而洛车李穿涵是控制黄河水之咽喉；这一工程修不好，黄河水就无法输入油田，因工程紧急，领导安排我靠在这关键工程上。时任胜利油田总调度长兼水电厂厂长的张成浩同志，经常来工地催促，他那种盼水早通的急切心情使我十分感动，恨不得一天将工程建好，及时支援国家油田建设。在挖基战流沙的关键时刻，我亲自带领民工下水苦干，经组织精壮劳力三班昼夜苦战，战胜了流沙，抢砌起基础。正在这时机关来电话讲我妻子要生孩子，要我立即回去。当时妻子侯维英在利城卫生所工作，一不在县城条件差，二不在家乡少亲人。这时她是多么盼望我在她身旁呀！但我是洛车李涵洞施工技术负责人，油田开发急等用水是国家大局，我怎能离开工地呢！我决定坚守工地，尽快完成工程支援国家油田建设。工程完成后已临近春节才回家。十多月没见过我的老母亲高兴地热泪盈眶。见到初生的儿子时，已出生了38天；妻子虽然没说什么，我想她必然百感交集，又爱又恨的情绪难以言表。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对含辛茹苦养育我的母亲没有很好尽孝；我也不是一个好丈夫，妻子生育四个孩子，竟然三个没在她身边；我更不是一个好父亲，对子女们的关爱真是太少太少了。 由于我积极努力忘我工作，被推选为全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先进典型，县委宣传部领导主持在县大礼堂向全县干部职工作了汇报；由于我讲的实事多、空话少，博得了一次又一次的热烈掌声。这一年我又被推选为出席惠民地区的学雷锋标兵，并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光阴荏苒，当今我已是耄耋之年；又因1970年12月在打渔张三干进水闸抬闸门负伤，造成腰腿残疾，好多事情深感力不从心了。但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绝不能忘记自己“不忘初心，牢记党恩，永远跟党走”的信念，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微光余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