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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顿时，全国人民陷于一片悲痛之中。不久，一封横空出世的假“总理遗言”在全国人民手中迅速传抄，震惊中外。“总理遗言”恰好道出了当时经历了十年浩劫、渴望新生的全国人民的心声。然而谁也没想到，这封“总理遗言”其实出自一位23岁的杭州小工人手笔，并由此酿成了震撼全国的重大政治事件。
总理遗言 1976年初，周总理遗言突然在社会上出现，全国各地很快出现了数以万计的抄本。“遗言”被世界各国一百三十多个电台、通讯社反复播发。 “总理遗言”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给邓颖超的，很短，全文如下： 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经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孩子当好普通一兵。 战友周恩来 1975.12.28 另一部分较长，也就是当时轰动全国、震惊世界的“总理遗言”，全文如下： 主席、中央及政治局同志： 我动一次手术以后，病情虽有短期的稳定，自下半年开始，癌症已广泛扩散，虽然还好，但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激动，主席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的国家和党掌握，是全国人民的莫大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以来，主席在遵义会议期间和我谈话的情景总是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再为主席分担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前途，主席要多保重。 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对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问题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 朱德同志和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可以摆脱些，但你们所处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是一辈人，要以高昂的战斗姿态，保持革命的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搞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主席的决定是正确的。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提口号要注意，要考虑到长远的影响。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将更大，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同志们，长期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的道路，在这曲折的道路上，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在我们前头倒下去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 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多少年来，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内疚…… 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关于我的事，我向中央要求： 1.我的病情发展概要，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2.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请小平同志读悼词。 3.骨灰不必保留，撒掉。 永别了，同志们。 周恩来 1975.12.19
当时，几乎没有一个人怀疑这份遗言的真实性。说话的口吻，对中央高级领导人的评价，对中国革命历史的了解，文字的干净简洁……一切都像极了周总理的秉性和风格。 可是，两个多月后，当全国都在传诵“总理遗言”时，中共中央发出了紧急电话通知，“总理遗言”是伪造的，是一份蓄谋的“**谣言”，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国家公安部为此专门下发了文件。
精心炮制 谁能相信，该案的“主犯”李君旭，竟是杭州汽轮机厂的一名普通工人，年仅二十三岁。 1976年初，中国大地因周恩来的去世而显得格外寒冷。一天晚上，李君旭参加了几个朋友的聚会后，便陷入了冥思苦想。 “总理的遗嘱，就是骨灰撒掉这一句话吗？”“肯定还有什么话被人封锁了！”“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得行动起来，继承总理未竟事业！”李君旭冷静地思考着，他觉得自己应该写一篇文章。 展开稿纸，提笔写了几个开头，都不满意。他猛地推开窗户，任寒风扑面而来。突然，他脑海中迅速闪过一个念头。 遗言！就以周总理的口气，写一封诀别书。此后，李君旭开始为“遗言”做准备了。他阅读了很多有关人士的回忆录，收集了不少周恩来的生平资料。春节刚过，他独自在宿舍里，抽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十六开记录纸…… 春节后不久的一天晚上，当大家到李君旭的宿舍聚会时，李君旭在昏黄的灯光下，拿出了两张薄薄的纸。那就是他精心炮制的“总理遗言”。但他没有说出真相，只说是抄来的。 堂堂国务院总理的“遗言”怎么会出现在一个小小的工人手里，他又是从哪抄来的呢？没有一个人提出类似的问题，全都埋头抄写起来。而每个人又以最快的速度传给周围的人，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就这样，这份出自一个二十三岁工人之手的“总理遗言”，却被冠以周恩来的名字在短短的时间内像滚雪球一样迅速传遍了整个中国。 不可否认，“遗言”中的许多内容迎合了人们当时的心理渴望（充分肯定了邓小平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虽然也有一些对张春桥、王洪文言不由衷的评价，但大家都相信那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总理不得不说的话）。许多人都是含着热泪反复诵读。特别是那句发自肺腑的“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内疚”，让无数人唏嘘。还有关于后事的三点请求，其中“骨灰不要保存，撒掉”，寥寥八字，更让多少人潸然泪下。人们的情绪在这样一份从天而降的“总理遗言”中找到了寄托。
狱中“反省” 1976年5月5日，一辆绿色的吉普车开进了杭州汽轮机厂。四个公安人员带走了正在工作的李君旭。他从此成了“重大政治犯”，被投入监牢。5月底，他又被秘密押往北京，单独监禁。 关押李君旭的房间不大，但屋顶特高，上面有一只白炽灯，每晚都开着，这令他常常无法入睡，只能依靠安眠药来提高睡眠质量。为了防止他用安眠药自杀，医生将药片挤压成粉末，看着他吃完后才离开。后来，吃安眠药也不能解决问题了，李君旭常常彻夜难眠。 对李君旭的轮番审讯开始了，“专案组”不让他睡觉，有好几拨人轮换着反复问他同一个问题：“遗言”的真正制造者是谁？李君旭有强烈的正义感和政治头脑，有丰沛的才情和比同龄人高出一大截的写作能力。在那些悲愤的日子里，他和青年伙伴们一起谈论国家兴亡，谈论人民群众的情绪，甚至在大家谈到如果“四人帮”上台，他们就像当年父辈离家闹革命一样上山打游击时，他也会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但当那些公安人员要他交代谁是真正的“遗言制造者”的时候，他的精神几乎崩溃了。孤独、烦躁和恐惧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但他还是挺了过来。 1977年11月，李君旭终于获得了自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得到了彻底平反。2014年2月9日，李君旭在杭州逝世。 1975年下半年至1976年上半年，可以说是我国有史以来政治谣言最发达的一年。老百姓心头压抑已久的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如长时间积聚的滚烫岩浆，随时都将喷涌而出。德高望重、忍辱负重、苦心孤诣的周总理自然成为民意最大的寄托。伪造的“总理遗言”，真实地表达了那个年代的民众情感和人心所向，因而让许多人深信不疑，潸然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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