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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我考入山东省立第八中学（后来改名为省立烟台中学），本来想一心埋头读书，但母校使我走出了狭小的天地，使我明白了个人的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是绝对分不开的。母校对我的哺育，令我终生难忘。 1931年日寇占领我国东北三省后，紧接着发动了对华北的侵略。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不抵抗政策，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北平开展了抗日救国的“一二九”运动，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山东省立第八中学也发动了抗日爱国的罢课运动。 当时烟台市只有七个中学，省立八中是最进步的，罢课运动的声势最浩大。八中罢课运动声势大的一个原因是，当时学校的领导比较进步。校长张默生先生是一名学者，他思想进步，同情支持罢课运动，聘请了不少进步的教员。1937年初国民党政府把他免职以后，他回到济南齐鲁大学教书。 在省立八中进步活动的教育下，我成为了一名积极分子，在同学中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但因我思想水平低，只是做些摇旗呐喊的活动。罢课运动开始后，为了抵制少数落后分子继续上课的要求，我们把全校的玻璃窗全打碎了。我手持童子军军棍，是打碎玻璃窗的干将。大礼堂的窗户比较高，我们就抛石子把玻璃敲碎。 当时的高中学生中有许多思想进步的同学，我记得有吕其恩、吕其惠、柳运光、韩蠡和老徐（可惜把他的全名忘了）。他们满怀悲愤地向同学们演说：“祖国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一定要抗日救国，反对不抵抗主义。”这场运动给我的教育十分深刻，奠定了我走向革命道路的决心。1958年我随北京市委领导去黑龙江时，遇到了吕其恩，他当时是哈尔滨市委书记，他虽然已经不记得我了，但提起当年罢课的情景，十分高兴；柳运光全国解放后曾任山东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后来任东北一所大学的党委书记；30年前有一次我到北京的红学研究所参观，没想到竟然遇到了韩蠡；1949年我到北京市外三区工作时，才知道公安分局局长慕丰韵也是八中的学生，他比我大两岁，但比我小一届。最遗憾的是，当年与我很密切的老徐同志我一直没找到。1937年他离开八中时，曾对我说，你年纪太小（当时我15岁），以后我们再来找你。可是后来一直毫无音讯。三年以后，我在北平找到了地下党组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虽然离开母校已经70多年了，但在母校的三年岁月至今仍历历在目。
作者简介：宋汝棼，1922年2月生于山东烟台，1940年在北平育英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任地下党北京大学党支部书记，1945年8月任北平市委大学工作组成员，1947年任北平学委大学委员会委员。1949年北京解放后长期在北京市任职。1982年调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任副主任、党组成员，1983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全国人大第六届、第七届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