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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潘振铎双手握拳，面对镜头摆出“目视远方”的姿势，90高龄的他，仍然是一个毛主席的好战士。 10月16日，时值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批示之后，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组织离退休干部，到宁波开展“走进‘枫桥经验’、共话群众路线”走访座谈。活动的主角，便是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离休干部潘振铎。50年前，他是宁波公安处副处长，因保卫主席专列、剿匪反特的突出业绩，被抽调到浙江省委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团任政法组长，负责全团对敌斗争。那份报给毛泽东的书面总结，便是由他起草，后经他人润色后发出去的。 “二等兵当营长” 1963年，大饥荒刚刚过去，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走上前台。为探索经验，为全省性的运动提供操作模板，浙江省选择了诸暨县枫桥区作为试点。浙江省委组成了“社教工作团”，主要负责人是省委副书记林乎加。 工作团下面由每个地委组成一个“社教工作队”。每个地委的工作队，对应一个公社；地委下面的县委工作组则对应一个大队。 当时有一级行政机构叫“区”，与现在的“区”大有区别，乃是介于县和乡之间的一级机构，在广东等省称作“管理区”，在甘肃等地称作“片”。当时的枫桥区，管理着7个公社（公社即乡镇单位），大队则对应今日的行政村。 之所以选中枫桥作为试点，潘振铎认为，这个地方的敌情、生产和反革命活动都比较复杂。 在工作团和工作队下面有一些办事机构，分别由省厅、地市领导挂帅。如浙江省委社教工作团的政法组长，本由公安厅副厅长吕剑光出任，但因日常任务繁重，便由宁波公安处的一位姓施的副处长出任（此时的宁波公安处，管辖范围包括了萧山和诸暨等地）。三个月后，此人因病离岗，潘振铎出任组长，7月初跟地委副书记周效儒来到枫桥。 工作队和工作组，也都相应配备了政法组。但根据规定，各队抓人、杀人的事，包括群体要开会斗争谁，都必须经过工作团政法组的批准，工作队和工作组的政法组均无此权力。 用潘振铎的话说，他是“二等兵当营长”，即小兵掌大权。 经得起“光荣的孤立” 虽然公安厅副厅长吕剑光未能参加，但他派去的前后两任工作团政法组长，都严格执行了他的指示：严格按照中央文件，一个不杀，大部不捕，一个大队只能斗争一个。 但在实际工作中，很多人想通过多捕人、搞武斗来打开局面，且持此议者，多为位高权重的领导。1963年7月到9月，他们从枫桥区6.5万人口中，列出四类分子911名，要求逮捕的就有45人，要求斗争的对象数量更多。 潘振铎是南下干部，山东省乐陵县人，17岁在河北省南皮县参加中共武装，对党非常忠诚。潘振铎严格根据公安厅厅长的指示，坚持文件规定的原则，一个大队只批准一个斗争对象。 很多工作队报来的名单，都被他当场驳回去。这令一些人感到不习惯，其中一位省委某部的部长，自觉自己的权力受到政法小组的限制，便到工作团团长、省委副书记林乎加处告状。在一次大会上，省委领导批评说：“大老爷要高抬贵手，不要搞告状无门。” 吕剑光得知此情况，鼓励潘振铎他们坚持原则：“要经得起冤枉和光荣的孤立。”于是潘振铎照干不误。 结果，全区一个人也没有捕，斗争对象大体上每个大队一个人，一些人想通过多捕多斗来打开局面的想法未能得逞。 在潘振铎所处的东溪公社山口大队，他们找到了“最反动、最顽固”的一个人，是个好吃懒做的坏分子。在群众揭发、斗争的大会上，此人一开始还不服，斗了几遍之后，他就承认错误，“改好了”。 回顾往年，潘振铎说，当时“左”的思想盛行，总想多抓几个人，越“左”越革命。“但权力在我手里，要讲理，要以理服人。” 毛泽东一纸批示止争议 公安部派办公厅主任和一局局长检查枫桥社教情况后，认为很是得当，要求提供书面材料上报。 这项工作自然落到了潘振铎身上。在那一代南下干部里，他还算粗通文墨，上过小学，后来还读过抗日夜校。两个通宵，两天两夜后，他拿出了草稿。那时候大饥荒刚结束，生产才开始恢复，老百姓的生活也很苦。为避免干群矛盾，潘振铎不去店里买东西，白天吃食堂，晚上吃自己从宁波带来的爆米花充饥。“干部有钱，群众穷。我们工作组干部去买东西，群众会有意见。” 领导要求潘振铎对初稿继续修改，他于是向林乎加副书记提出要求：其他部门都是厅长负责，单政法组不是。再挤，也没有油水了。于是公安厅吕剑光参与进来，在他原稿的基础上加以修改，最后将枫桥社教的经验总结为：依靠群众，通过说理斗争，加强专政，少捕，矛盾不上交。 时在杭州的毛泽东看到了这份材料，批给全国政法高层领导彭真和谢富治二人，要求重视和推广枫桥经验。 直至今日，潘振铎提到这个批示，仍难掩兴奋：“我看到了这个批示！”后经核实，他看到的是复印件。 对于此事，潘振铎不居功，认为是整个团的功劳，他只是“碰巧”站在了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节点上，亲历并见证了这段历史。
潘振铎生平简历 潘振铎，1924年生，山东省乐陵市城西潘家寨人，从小读书。1937年我正14岁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七·七”卢沟桥侵华战争。这导致我处于失学和逃荒时代，1939年5月24日，日伪军四五百人包围了我的村庄，查抄了我的家。我的奶奶和五岁、七岁的两个弟弟三人被捕从牢半年之久。家中衣服被褥被抢走，家中的坛坛罐罐都被砸烂，为此全家背井离乡数年之久。这主要是我的叔叔潘玉凯带领区中队打了姚孙家据点敌人的伏击战所致。因鬼子三人、汉奸五人被击毙，叔叔一队人马还被缴获了不少的枪支弹药。这是敌人的报复行动。 1941年夏天，为了求智与救国，我参加了乐陵县抗日高级学校，过着游击读书的生活。1942年10月，到南皮县抗日县政府秘书科负责文印工作。1943年8月28日，跟叔叔潘玉凯化名王建华到南皮县四区刘辛庄开展敌后工作，不幸被敌人包围，叔叔在战斗中向外冲锋时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当我得知不幸的噩耗后立即与叔叔的警卫员吴海亮同志赶到出事地点，找到叔叔的遗体给他洗脸和整容后，穿上了寿衣，安放在棺椁中，委托村干部埋葬。我们就离开刘辛庄到新的目的地去参加战斗。为此我为这段情况写下一首诗以作纪念： 日寇“七七”闹事变，华北很快就沦陷。 我家住在冀鲁边，遭受苦难不堪言。 永远难忘三九年，鬼子抄家物抢完。 三人被捕坐牢监，举家逃荒在外边。 叔叔牺牲四三年，爸爸白骨家未还。 苦难家史说不尽，留给儿孙记心间。 注：爸爸在1937年时在宋哲元的廿九军某部任连队文书，驻防北京郊区，“七·七”卢沟桥事变时，部队在抗击日寇侵略的战斗中为国捐躯，安葬在他乡。 1944年在南皮县三区任财粮干事，1945年初任四区公安助理员，1946年夏调县公安局任审讯股长，在此期间审讯了南皮县头号大地主大汉奸张富臣，后被枪决。又审讯了桃源村大地主侯士谔，他是南皮县国民党县党部常委在沧州组织暗杀团到南皮来破坏，沧州解放时被俘，后被枪决。 1948年12月，专署公安局已批准我任南皮县公安局副局长还未来得及公布上任就南下了，南皮县的南下干部中队组建时六十多人，在行军途中参加了华东党校第四期学习了一段时间。随后行军几千里在1949年5月23日到达浙江省余姚县（现余姚市）被任命为公安局局长，参加县委会委员，余姚县的四明山是全国十八块根据地之一，敌我斗争十分激烈，为此我在此期间做了三件大事，这就是： 1.1949年5月25日宁波市解放以来，敌机多次轰炸市中心交通要道灵桥未毁，为此敌人又从海上派匪特从陆地上来炸桥，1949年12月17日，有匪特头子陆子罗带领匪特五人，携带美制烈性炸药53磅来炸灵桥，这伙匪特在这天晚上住在余姚城郊一个特务分子家中，被我发现立即派出武装将其全部擒获，并缴获枪支与炸药等物，避免了一场大的灾难，保住了灵桥。 2.余姚四明山区是我党十八块根据地之一，为此敌人派出浙江保安总队88团等反动武装来围剿，88团团长田岫山外号“田胡子”，心狠手辣。他将我被捕同志用毛竹来车裂，并将我同志还跳动的心割下来为他喝酒时当菜吃。他先后吃我同志的心有八九个之多。该犯在上海解放时被捕，后押送到余姚公安局，经我亲自对他审讯时招的口供，于1950年7月15日被枪决在四明山区。 3.1950年春，匪特支队司令王杏杏带领匪特13人到余姚逍林区山渎庙来活动，被我军发现后立即全部消灭，王杏杏就擒，但他带来的收发报机不肯交出，为此对他动刑仍然不交，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送到公安局，经过我用攻心战术，就是与他同等的匪特头子，已被我教育争取过来的人去做他的思想工作，不到两天时间就交出了电台，因此得到地委与省委领导的表扬。 1955年，我在萧山任副县长兼公安局局长时，5月20日下午4时毛主席陪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即国家元首马林科夫从杭州乘专列到广州去考察，途经萧山城郊时被一无知农民用石子打破了列车玻璃窗，当时误认为是刺杀毛主席的行动，正在杭州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原华东局第一书记谭震林立刻下了三条命令：①从出事时开始到夜里12点钟以前破案。②将铁路两旁的地富反坏分子统统抓起来审查。③将萧山参加保卫工作的公安人员都集中起来进行审查。为此案中央公安部副部长许建国同志及省公安厅厅长吕剑光带领十多名处长前来萧山破案。经过两个昼夜的连续奋战未能破获，他们都撤走了。这样重大的任务就落到萧山公安身上，到第三天晚上十时有人来报告说有一农民都像作案样子。为此立即把他叫到公安局，我亲自出马，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攻心战后，他如实地交代作案经过和思想动机。经过周密考证无误后上报省公安厅方才定案，泰山压顶之事才算解除。为此作诗一首： 铁路保卫任务艰，萧山发生通天案。 主席列车遭破坏，部长厅长来破案。 连续奋战三昼夜，终于抓到破坏犯。 泰山压顶顿解除，萧山公安笑开颜。 1956年，在萧山任县委副书记、县长时还兼任县委统战部部长和县政协主席，做各方面民主人士的工作，再把他们的意见和问题反映到县委和县长会议予以解决。为此，在1957年“整反右”时遭到攻击，说我包庇右派罪恶严重，为此免去了县委副书记和县长职务，调任其他工作。 1958年，调到宁波地区公安处工作，1963年7月，奉命参加省委社教工作团到诸暨县枫桥区搞点，并负责团的政法小组工作，对全区七个公社的对敌斗争任务。其他小组的负责人都是部长厅长级干部。为此我向省委书记、社教工作团长林乎加提出意见，他说公安厅厅长吕剑光很忙来不了所以叫你负责。为搞好七个公社的对敌斗争任务，各工作队先后提出要逮捕45人，要斗争的对象就更多更大，为此来打开工作局面，但与中央规定“一个不杀，大部不捕”的方针相违背。为此我们政法小组先在一个大队搞试点，在对敌斗争上采用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进行说理斗争，制服敌人矛盾不上交。在我们取得经验后各公社再逐步开展，从而得到成功的经验，后来毛主席得知后非常赞扬，1964年1月14日，中央发文，全国各地仿照执行。为了更好地贯彻枫桥经验，中央又在1965年1月16日发文到全国各地再次号召认真贯彻执行，为了一个经验在一年之中连发文件两次是少有的，对我参加这项工作的人鼓舞极大，为此我作诗一首以示祝贺： 枫桥经验不寻常，对敌斗争是榜样。 依靠群众制服敌，说理斗争很坚强。 思想改造地富反，社会治安有保障。 主席得知很赞赏，批转全国来推广。 各地仿照很有效，四十年来仍发光。 我为斗争出点力，为写经验日夜忙。 身为党员应做事，党的领导第一桩。 1971年8月，我调到宁波地区水利电力局工作，水电分家后我留在电力局，1983年底离休在家，享受副厅级待遇，为此感谢组织感谢党。 回忆起我的大半生有三首诗可以说明： 一、人老退到第三线，形势需要加自愿。 常年过着星期天，快乐幸福度晚年。 二、当年十八跨战马，为国抗日把敌杀。 赶走鬼子打老蒋，北方解放又南下。 公安战线是老兵，发供电力当先行。 十二大提出翻两番，老当益壮多贡献。 三、五十年前是青年，奉命南下走在前。 不计报酬讲贡献，目标解放大江南。 奔赴浙江余姚县，剿匪反霸建政权。 土地改革大镇反，帮助群众把身翻。 保卫领袖出大祸，枫桥经验通了天。 公安出身改了行，外行从命发供电。 屈指南下五十年，鬓发银白人尚健。 花甲岁月离了休，宁波港城度晚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