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快马再加鞭” 我们三班的工作，经常受到系领导的表扬。 1960年春，在开学不久的一次全系学生大会上，系主任李宗谦在讲话结束语中说：“最后，赠诗一首：跃进再跃进，快马再加鞭；超过专二、四，力赶本二、三。” 毫无疑问，这是对这两个班在大炼钢铁、生产劳动、教育革命等活动中综合成绩的一个评价和定位。细想起来，我认为，除了这些表面上的情况之外，领导所看重的，应该是更深层的东西，是这两个班反映快，紧跟系的工作部署，在各项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力争上游的精神风貌。 二十 “第一个进入共产主义的，很可能是我们” 1959年4月，我参加了学校的团员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还组织了义务劳动，用筐抬炉渣，铺垫从校门口到岚兖公路之间的那条大路。 团委书记王琪同志作的报告，很有鼓动力。他朝气蓬勃，操着一口典型的胶东腔，挥着手臂，动情地说：“第一个进入共产主义的，很可能是我们！” 团代会鼓舞了我。为了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我愿意努力为之奋斗。会后，我写的一篇稿子：《努力改造思想，争取早日入党》，在院刊上发表了。 1960年秋，在枣庄编写《枣庄煤矿史》期间，党组织讨论了我的入党问题，同意吸收我为党员。 50多年以后，和王琪同志拉呱时，曾提及当年事。他说，那话是团省委书记林萍同志讲的。 二一 “保证你们来多少回去多少” 初到枣庄煤矿时，矿务局领导向我们介绍了一些有关情况。令人终生不忘、也是感动至深的，是党委梁书记的一句话：我们党委，“保证你们来多少，回去多少！”的确，在矿上工作，安全问题绝对是第一位的大事。 在矿工中有个可怕的说法，下到几百米深的井下，那是“埋了没死”。井下，有许多不安全的因素，如偏帮、塌顶、冒水、瓦斯爆炸等。 枣庄煤矿是清朝光绪年间创办投产的。初期，土法采煤，安全设施很差，事故不断。有首歌谣说：“天下十三省，来到枣庄下大井，大井睡一觉，铜钱二百吊。”市内有座建于清代宣统年间的白骨塔，里面埋着的是在一次大的矿难中丧生的众多矿工的骸骨。日军侵华期间，曾疯狂地对枣庄矿进行了掠夺性开采，对煤层破坏极大。新中国成立后，枣庄煤矿恢复生产，但这是属于吃残煤，危险性更大。 为了我们这些学生的安全，矿上选派了一些既有经验、安全意识又强的中老年工人，一对一的带着我们下井。那时，我写过一首诗，内中“走一步，顾三顾，师傅的矿灯照着我的路”的话，就是反映这事的。 二二 他到了苏联驻华大使馆门口 1960年暑假期间，我班的一个同学被公安系统从北京送回了学校。为什么？院系领导从未说过，此后也没再有什么动静。 他是寿张县农村的孩子，晋京干什么呢？同学们在猜测。 他性格内向，不大与人交往，多独自活动。如星期天，他会带着箫，步行七、八里，到孔林里去吹。也许考虑到他是那样从北京回来的，怕他难为情，谁也不好意思再去直接问他，就只有悄悄地议论。时间久了，不知从哪里传出了一个说法，似乎还比较靠谱。 1958年以来，苏联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步骤，肆意恶化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他们撕毁协定、废除科技合作项目，撤走专家，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了严重破坏。他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去，就是要亲自问一问：赫鲁晓夫为什么要反华。 同学们认为，他很天真，但太幼稚了，好心干了蠢事。 二三 我们都是摔跤“健将” 体育课上，老师说，体育也要大跃进，叫我们都成为摔跤健将。 怎么才能成为摔跤健将呢？老师说：以小组为单位，轮流到沙坑里摔跤，连续摔倒两人，就是三级摔跤运动员。然后，三级的再互相摔，依次晋级，直到健将。 上课时间没摔完。课外活动时，我们小组又到操场摔了起来。一会儿，大家就都成为“健将”级的摔跤运动员了。 二四 那一年，我听的课很少 1960年，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校外度过的。 春节后开学不久，系里就组织师生参与社会服务活动。大批师生去菏泽各县采访，编写《新梁山英雄谱》。另一部分则分赴曲阜陈庄和吴村两地，编写人民公社史。我去了吴村，马国雄是指导教师，编写的公社史名为《九山旭日》。 四月，在作家胡远老师的带领下，我和张忍让、陈传文、贾一岚、王金玲、王腾云等同学参加了省里的文艺服务团，住在肥城县尚里大队，反映桃园公社的社员土法上马，打通白云山，引康王河水浇灌桃园的模范事迹。服务团的负责人是作家于良志。山大、山师都有师生参加。后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身居要职的李准，也是服务团的成员。他是山大中文系的学生。 五月上旬返校，没住几天，系里又派我和贾一岚、衣恒永、于希文、国乃云等同学到《山东文学》编辑部，学习编辑业务，一直待到学期末。 下半年一整学期，我班除李瑞宪一人在校研制粮食增量法外，其他同学都到了枣庄，在 二五 带麦秸的讲义 在四年的学习中，我们所使用的教材，没有一本正式出版的书籍，都是学校自己印制的讲义。初用时，颇有新奇感，觉得大学和中学就是不一样，不用课本用讲义，还是自己编印的。因此翻看起来很有兴趣。后来，再领到的讲义就变样了。纸的颜色不是白的，而是蓝的，或是黄的。而且，纸面粗糙，甚至还有成条的麦秸，有的连结节也没粉碎。 翻弄着用这样劣质纸印的讲义，马上就看出了问题。因为颜色暗字不清楚，因为纸面不平实字体残缺，印在麦秸上的还会随之一起剥落。 古人有画荻学字者，传为佳话。而今，在国家困难之时，我们用着这样的讲义，在发愤学习，刻苦求知，不也是一件可记之事么？ 二六 书记大讲小球藻 1960年7月，于文新同志从济宁地区调进，担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他曾在文科教学楼北面的联合教室前，向全系学生作了一场关于小球藻的专题报告，说小球藻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可作为动物肉食的替代品。 关于小球藻，对于我们这些学生来说，似乎有些遥远。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藻体？我们没有见其尊容，更不用说将其作为“人造肉”烹而食之了。 于书记还给我们讲过什么？什么也不记得了。 二七 “瓜菜代” 正值青春年少的大学生，特别是男生，常常因为吃不足而感到饥饿。 为此，学校积极想方设法，以求缓解。一是用增量法做窝窝头，把窝窝头尽量做大。究其实，此法是增量不增粮。二是“瓜菜代”法，以瓜菜代粮充饥。但当时的农副产品都很贵，正如顺口溜所说：“七级工八级工，不如社员一沟葱”；“进城背个辣疙瘩，看戏洗澡带理发”。既如此，何以为代？在菜中，南瓜价格便宜些，又能充饥。因此，吃南瓜的次数就多，虽然单调，但首先图的是充饥。另外，学校发动学生到社员已收过的菜地里，捡拾可吃的菜叶，送交食堂。在兖州农场，还动员学生挖过野菜。 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学生，还有自己的办法。上午课间操期间，有的就到校门附近去买胡萝卜，用手帕或纸什么的擦擦泥，当即就吃起来。也有买其他东西吃的。有一次刚吃过午饭，李言诚同学就约我去西关，又吃了四斤熟地瓜。 菏泽地区有个同学，在中旬就用完了全月的饭票。怎么办？他回家带来了十几天的炒面。 二八 论称分瓜干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30斤粮食中有一定比例的地瓜干。学生是按桌打回饭菜分着吃的，馒头、窝窝头和稀饭都好分，地瓜干怎么分呢？ 初时，用的是手抓法。值日的同学按人抓成几份，尽量求其等量。但无论怎么抓，总还有个说不出的心理因素。久而久之，不知哪位同学发明了小称，以称分瓜干。 此法先进，很快就出现了不少仿效者。他们用筷子或小木棍当称杆，用织品做个盛物的小兜，拴个重物当称砣，经过调试，在称杆的适当处弄个刻度，一杆杆具有特殊用途的瓜干称，便相继出现在各个饭桌上了。 二九 校园西北角的炊烟 1959年至1961年期间的秋冬，常有三三两两的同学，在星期天或下午课外活动之时，扛着锨镢，到社员已刨过的地瓜地里，再去翻刨，复收漏网之“魚”。回校后，一般都在校园西北角，用两个洗脸盆，一个当锅，一个当盖，架火烧煮。 那几年，老师也有外出复收地瓜或胡萝卜的。据传，有位副院长也曾和孩子去复收过。 三十 他多吃了一条卷子 1959年暑假，我和两个同学都参加了校内的勤工俭学活动。那时，学校正盖第三座教学楼（就是生命科学学院正在使用的那座）。我们的任务是到孔家村窑场去拉砖。 我们的粮食定量是每月30斤。一斤粮折合4个馒头、两碗稀饭。怎么吃，食堂里有个分配方案，馒头是“一二一”，即早、晚各一个，中午两个；稀饭是早、晚各一碗。食堂按人把饭菜盛好，学生领回去，自己分开。 一天中午，领出饭菜来，发现多了一条卷子（合两个馒头）。一同学说他去送回。我和另一同学就在饭厅外树荫下分菜。等了一会儿，那同学怎么还不出来呢？我说去看看。一进餐厅西门，就见他正在门后贴墙处大口大口地吃着呢。他很不好意思，低着头走了出来，承认自己错了。 三一 他多报了四角五分钱 1959年冬，学校举办了一次生产劳动成果展。 我是班里的劳动委员，为制作展出图表，请生活委员买了一张油光纸。一张纸五分钱，他却改了单据，多报了四角五分，入了个人的腰包。 后来，系主任李宗谦在大会上狠狠地批评了他。 三二 “康复饼干” 由于饮食不足、营养不良，不少同学都或轻或重地出现了水腫症状。依照腫胀程度分为三级，一级轻，三级重。级别是由保健科的大夫检查认定的。同学自己也常摁压脚脖子，看看压下去的窝是深是浅，能否很快恢复原样。 对水肿病号勿需用药，主要是少活动多休息。当时的规定是，可以只听课不上自习。三级的另有照顾，学校发一包“康复饼干”，以加强营养。我曾领过一包，吃起来香香的、脆脆的，还有点甜。细看其样子，好像就是把谷糠和麸子按比例调和在一块，再加点糖精，烘烤出来的。糠麸和康复谐音，多好的名字呀。 那时，有些同学的心理是，最好不得水肿病，如果得了，就得三级的，可以吃上“康复饼干”。但是，有一点是最好要做到的，那就是领到“康复饼干”后，要让同宿舍的同学都尝尝。如果自己独吞独食，那是不得人心、叫人看不起的。 三三 用泥洗衣服 有段时间，化工用品紧缺。比如肥皂，就是凭票，也只能买到制作粗糙的黑肥皂。当黑肥皂也断货时，出现了一种代用的东西——泥巴。曲阜东乡有个地方，土壤含碱量较高，有一定的去污作用。那时的学生，大都用这种泥巴搓洗过衣物。 三四 自制拖鞋 说起拖鞋来，以前，只在澡堂里见过木板拖鞋。那是供洗澡者临时穿用的。 真正当鞋穿的，只有一位从南洋归国的华侨女生，她曾穿着一双软拖鞋在校园里走动。见者都觉得新奇。 可能受澡堂里的木拖鞋启发，有的同学自己动手，把两块跟脚大小差不多的木板，磨削一下四角，再剪两条或皮或线的废旧腰带钉上去，就成了一双简易拖鞋了。虽不像样，但也可用。随后，仿效者越来越多。 三五 裤子丢了怎么办 一位同学的裤子，晒在宿舍楼外的铁条上，被人偷走了。 第二天傍晚，他把床单拿出去，又搭在铁条上，便手持木棍，蹲在附近一丛低矮的树后。 天渐渐黑下来了。一个年青人走过来，用手摸了摸床单，又走了。一会儿，那人又回来了，径直去扯床单。那同学见状，大喊一声，突然出现在偷者面前。…… 原来，偷裤子的正是他。他也是本校的学生。 三六 《温暖的集体，集体的温暖》 在枣庄煤矿期间，我们的粮食定量由每月30斤增至42斤，生活好过得多了。但是，我却遭到了意外。 某月的十二、三号，我去食堂吃午饭。先排队买完了菜，等再排队去买面食时，放在外衣下兜里的人造革小包没有了。那里面有几元钱、全年的布票和半个多月的饭菜票。天哪，我下半个月的日子可怎么过？吃什么？我犯愁了。 所幸，我是生活在集体之中的。同学们知道后，都或多或少地给了我一些饭票、菜票。这是他们勒紧腰带，从自己的口中挤出来的啊！ 拿着这些赖以活命的饭票、菜票，我非常感动。说什么呢？我写了一篇稿子，叫《温暖的集体，集体的温暖》，贴在墙上，以表达我深深的谢意。 三七 “你的书带走了” 来自菏泽县的一位同学，上大学前就结婚了。妻子不识字，写信看信都得求人。有件事觉得不好意思明着写在信上，于是便约定：如果丈夫想问妻有没有怀孕，就写一本什么书是不是忘在家里。如果妻子托人写信，怀孕了就写“你的书忘在家里了”；没怀孕就写“你的书带走了”。 三八 没买票，就不看 记不清年月，有几次，在操场卖票放电影，只在银幕前拉一圈绳子即可。其实，站在圈外照样看得见。但来来往往从绳外走过的行人，没有驻足的，甚至会更加匆匆。 三九 《红珊瑚》 学生的文化娱乐活动是丰富多彩的。唱歌是经常性的。所唱歌曲，除了《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好》等红色经典的，还及时学唱一些反映现实的，如“毛主席呀真伟大，说出了咱们的心里话。他说‘三面红旗’好啊，咱们就高高举起它”、“谁说姑娘只会绣花，炼钢炼铁也是行家”、“超过英美，用不了多少年，伟大的理想一定实现”等时代感极强的话，就是当时一些很流行的歌中的词语。 星期六晚上，常有电影。学校自己取片，自已放，有专人负责。放电影的场地，基本都在室外。有一次，放苏联片子《静静的顿河》，教外国文学课的 学生会的文娱部，是负责组织全校性活动的，如文娱晚会，舞会等。能用口琴、手风琴、二胡、唢呐等演奏乐曲的同学真不少。数学系有个吕明礼，我和他无任何接触，但我至今能记着他的名字，就是因为他的黑管吹得太好了。 元旦晚上，除了各班自己的安排之外，在学生西饭厅、东西联合教室等处，还有全院性的游艺活动，如跳舞、唱歌、钓魚、猜灯谜等。 文娱部还排练过话剧、歌剧，公开演出的有《三世仇》、《红珊瑚》等。 中文系五九级的张承菊同学，因为在大型歌剧《红珊瑚》中成功地出演了女一号，一下子就在全院学生中成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明星了。 四十 特殊的奉献 1962年7月，我们该毕业了。按照常规，应去工作单位报到了。但今年例外，直到10月才分配。 为什么？几年的大跃进，出现了重大失误，国民经济极度困难。1961年，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2年，又大力精简职工。推迟分配，是克服困难的一个举措，也是应届毕业生的一种奉献。依三类工资区的标准来说，大学本科毕业生第一年每月的见习工资是42.5元，三个月就是127.5元。试想，全国几十万大中专毕业生都少领三个月的工资，总能为国家减轻一些负担吧。 9月份，新生要入校了，我们还不能走出去。怎么办？学校就把全体男生都安排在学生西饭厅（现已拆除），一律睡地铺。厅内那个兼顾开会、演出用的高台上，也睡满了人。就这样，台上台下三个月，直到分配了工作。
写于
2012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