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后 二 报到路上 三 这样的好事哪里找 四 大学的“尿池子也高” 五 他是“先生” 六 把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晃一晃” 七 大字报贴满了他的床头 八 瓦窑头 九 他俩火线入党了 十 “别那么慢悠悠的” 十一 《冬天里的春天》 十二 难忘兖州农场 十三 小麦试验田 十四 芝麻丰收了 十五 扛化肥 十六 饿着肚子推水车 十七 “我是管全院的” 十八 “党来了” 十九 “快马再加鞭” 二十 “第一个进入共产主义的，很可能是我们” 二一 “保证你们来多少回去多少” 二二 他到了苏联驻华大使馆门口 二三 我们都是摔跤“健将” 二四 那一年，我听的课很少 二五 带麦秸的讲义 二六 书记大讲小球藻 二七 “瓜菜代” 二八 论称分瓜干 二九 校园西北角的炊烟 三十 他多吃了一条卷子 三一 他多报了四角五分钱 三二 “康复饼干” 三三 用泥洗衣服 三四 自制拖鞋 三五 裤子丢了怎么办 三六 《温暖的集体，集体的温暖》 三七 “你的书带走了” 三八 没买票，就不看 三九 《红珊瑚》 四十 特殊的奉献 1958年至1962年，我是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学生。毕业50年之际，不禁心潮涌动。凭着记忆，我写下了当年的点点滴滴。虽然这只是一些往事的记忆碎片，但它却清晰地显现着时代的烙印。透过它，可以想见那个年代和社会息息相关的学校生活、师生的政治信念、思想道德、精神风貌。 一 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后 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心中多有不快。论学习，我是各门功课考试总平均达到90分以上的，自认为高考成绩也不错。怎么就上了建校不久的曲师呢？思前想后，我认为是班主任的事。 1957年整风反右时，他动员学生，要帮助党整风，团员更要带头提意见。我和一些农村的学生认为，农村不如城市好，农民的生活不如工人。他批评说，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三、四十年之后，从那边传来了一些关于当年的信息，说那位班主任曾把这些学生的认识上纲为：“制造城乡矛盾，挑拨工农关系”。天哪，几个十几岁的屁孩子，何来如此大的能耐！真得好好地谢谢我那位班主任，谢谢他费尽心计、如此高抬自己的学生。 还有，那位班主任对班里的情况是偏听偏信、是非不明，厚此薄彼、处事不公。为此，我写了一篇墙报稿，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不料，学校领导竟在一次大会上点了那篇稿子，说是“反对党的汇报制度”。 以上这些情况，是会被作为政治表现写成材料，装入档案的。试想，班主任会给我作个好的政审结论吗？想想这些，觉得还有学校要，又感到不错了。 报到后又得知，平度一中报考中文系被录取的5个考生，全在曲师。这又是为什么呢？至今，也没听到过什么说法。 在村里，这一年考上大学的只有我自己。村人听说后，就尽其所知地讲起了曲阜，说“那是孔夫子的家乡，风水好，是出圣人的地方”。当过兵的达叔说，他到过曲阜，在孔林里，他骑在马上，还没有那些石头人高。 我父亲曾说过，实在不愿意上，就在家种地吧。但我不愿意和土圪垃打一辈子交道，觉得还是上学好。 带着录取通知书，我进城了。先到一中，打听了一些同学的录取情况，又到县教育局申请路费补助，县里当即给了我四元人民币。 二 报到路上 按照录取通知书规定的报到时间，我背着行李卷儿步行到县城汽车站，乘车到高密，再坐火车到兖州。 记不清是事先约定的，还是偶然碰上的，在县城汽车站遇到了已在初中、高中相处六年的宿姓同学，他也被曲阜师院中文系录取了，正好一路同行。 我们坐的火车是青岛到浦口的慢车，大站小站，站站都停。从高密到兖州的票价是9.56元，持录取通知书可买学生票。 我俩都是第一次见火车、坐火车，处处新奇，却又不明就里，不敢随意走动。但怎么也没想到，这第一次出远门竟然就不顺利。车到益都县杨庄车站不走了。怎么回事？据说是前方的路基被雨冲坏了，正在抢修。 在难熬的等待中，我们送走了落日，迎来了车上的灯光。继而，又送走了灯光，迎来了第二天的朝阳。因为天气太热，我从村中的公社食堂领的玉米面饼子变馊了，一掰就能拉出丝来，但还得用它充饥。 车到兖州时，又近黄昏了。喜出望外的是，在那里迎新的人安排我俩上了解放牌大卡车。他们说，这是校车，直接到学校。站在车上，一边目不暇接地看着沿途的树木、村庄，一边快意地想着：“真了不起，学校里还有汽车”。我原认为，只有汽车站才有汽车。 到校了，可以看到从屋子里放出的灯光。两位老同学迎上来，看了我俩的通知书，又到一个教室的桌子上翻看了一些表格，就带着我俩径直到了各自的宿舍。我很惊奇，宿舍楼里的房间一模一样，他们怎么就知道我们住哪间呢？他们真能。 三 这样的好事哪里找 入校后得知，我是中文系第一届本科生。这一届录取了180人，分为三个班，每班6个组。我是三班第四小组，8名男生，2名女生，来自济南和青岛的6人，来自农村的4人。 作为农村的孩子，上了大学，我非常高兴，非常知足，非常安心。在大学里，能学知识，学校还管吃管住，不光不收费，每月还有两元钱的助学金。 你想，这样的好事哪里找！ 四 大学的“尿池子也高”宿舍楼道的北面设有盥洗室，分里外两间，外边是洗刷池，里边是厕所。 把厕所建在楼房里，对有些来自农村的学生来说，是前所未闻的事。 有位初入校的同学，小便后对宿舍的人说：“到底是大学，尿池子也高”。听者知道他找错了地方，会心地笑了。 五 他是“先生” 入校后不久，系里在学生食堂召开迎新会 首先，由系副主任李子虔老师逐一介绍到场的老师。当介绍王锡昌的时候，却不称“老师”，而改称“先生”了。当即，引起了许多同学的诧异。 事后，关于王锡昌“先生”的一些我们不知真假的事情，逐渐在同学中传开。说他原是一名副教授，课讲得不错，联合教室外都有人站着听他讲课。他还当过学校的工会主席。1957年，因主张迁校等事，被打成“右派分子”。 原来，“先生”这一称谓被政治化，和“右派分子”结缘，成为一个贬义词了。 说来也怪，不知出于什么想法，一些同学议论起来，倒很想能早些时间听听王“先生”讲课。 六 把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晃一晃” 在教育革命中，有的老师成为学生批判冲击的对象。 教汉语语法的 我们一听，觉得这不行，为什么不把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连根拔掉，只是晃一晃呢？当时，还有一个流传，说抗日战争胜利后， 把眼前的表态，和历史上的政治背景结合起来， 七 大字报贴满了他的床头 开始上课不久的一个晚自习，系里叫大家当场用纸写出党的教育方针的实质来，即刻交上去。 关于党的教育方针，谁都清楚，就是两句话：“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但其实质是什么？这就有些茫然了。有的选择第一句，有的选择第二句，也有把两句都写上的，就像考试一样，大家都把自己的答卷交出去了。 两三天后，就在班里组织辩论了。不同认识的同学，各说各的理由，各有各的论据。 有个同学认为，教育方针的实质应该是“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他说，不强调这一点，就不好区别劳动的性质。他以印度电影《流浪者》中的拉兹擦皮鞋为例，来说明自己的看法。问题就出在这个例子上，当即就有人指责他把“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拉兹擦皮鞋混同起来，是诬蔑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接着，就有许多批判他的大字报贴到了他睡觉的床沿上。 这事，影响长远。16年后，到了1974年，他所在的中学要吸收他入党时，同在一个教研室都教语文课的一位老师，他的同校同系同级的大学同学，又旧事重提，反映了1958年大字报上床的问题。为此，党组织又派人外出，专门作了调查。 八 瓦窑头 入校后的第二个星期，我们就投入到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中去了。 我们自带被褥等物，步行十几里，到了曲阜城东的八宝山炼铁场地。 我们先停在一个村中，等待安置。这个村叫什么名字？一位老大爷说叫“瓦窑头”。哪几个字？老大爷想了想，说：“瓦的瓦，窑的窑，头的头”。 一会儿，我们离开村子，到了一处坟地。原来，那里就是我们的宿营地。在坟堆之间，铺上柴草和床单，我们一夜又一夜地睡着。有天夜里还下过雨，幸好我们支撑着被单子，雨也不大。就这样，地下地上，犹如楼下楼上，死人活人，相伴而眠。 我们吃的东西，主要是高粱面窝窝头，菜蔬很少。有的同学大便干结，很痛苦。 我们的任务是运砖，到附近的一个窑场，把砖抬回来，建筑小高炉。 在那里，没有住多久，我们就返校了。 九 他俩火线入党了 从八宝山回校后，学校就自己炼铁了。 我们班又两去八宝山运矿石。第一次选了部分男同学，用独轮车去推。王金玲、李殿云两位女同学也自愿参加了，和男生一样干。下午出发，第二天早晨广播响起的时候，正好到校。第二次是自想办法往回背，书包、床单等都成了运载器物。我用的是包被褥衣物的粗布大方巾。此后，我们较长时间的任务就是制坩埚。 高年级的同学日夜轮换，奋战在小高炉旁，负责配料、装炉、点火、烧炼、出炉。当第一炉铁炼出的时候，他们敲锣打鼓放鞭炮，用红布包着，向党委报喜。炉内炼铁，炉外练人。有一天，我们正在制作坩埚，又传来喜讯，说有两个同学火线入党了。我们都为之高兴，并大受鼓舞，加快了制作速度，你追我赶，不断地刷新着记录。 中央确定，1958年我国的钢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为此，我曾写过一首《为一○七○而战》的诗，杏坛社的同学将其抄在黑板上，放在校园显眼处。 十 “别那么慢悠悠的” 大跃进的年代，处处要有大跃进的气氛。当时提出，每个同学都要写一句类似座右铭那样的格言，贴在床头上。 写什么呢？床头上出现的，基本上都是铿锵有力、光芒四射的豪言壮语。但有位行政小组长却写了一句格调不高的话：“别那么慢悠悠的。”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那些掷地有声的话语，包括我自己的，都从记忆中消失了。说不出为什么，独有那小组长的床头语，仿佛刻在我的脑子里，依然不忘。 十一 《冬天里的春天》 1959年隆冬，我跟随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李成义、教育教研室的陈依群、中文系的居思信等几位老师，去了济宁专署水利建设指挥部。那里的领导曹殿华安排了我们的活动。陈老师一只手臂有残疾，就留在指挥部，校对《济宁水利报》的稿子。其他人都到了城西京杭运河工地，与民工一起劳动。在劳动中了解民工、采访民工，反映农民大办水利的先进事迹。 几天后，我也到了报社，和陈老师一起拣铅字、校对报样。学校院刊编辑部的瞿鸣凯老师还到铅字车间，给我和陈老师照过相。 一天，报社的孟彦如叫我跟他去邹县取稿子。我俩先坐汽车到兖州，再坐火车到邹县。途中，他说他得在邹县住一夜，要我一人回济宁。这样，我必须用心记住在邹县走过的街道。 在孟府，安排我吃了晚饭，给了我稿子，我就顺着原路走到邹县火车站，乘车到了兖州。在兖州，已无去济宁的汽车了。我挨着冻，在站内站外来回走动，驱赶着困倦，硬撑硬熬，直至第二天一早，才买票返回济宁。 十二 难忘兖州农场 我校曾在兖州城南程庄火车站东建过一处农场，种植粮食作物。我曾于春、夏、秋去劳动过三次，留下了一些难忘的记忆碎片。 在那里，我翻过地、锄过地、收过秋。我睡过场部的木床，也在铁路西巨王林村睡过地铺。因受地面潮气侵袭，我腰痛过；因被蚊子叮咬，我得过疟疾。 有一次，历史系六○级的同学也在那里劳动。我因还参与伙食管理，和历史系的曲连勋等四、五个同学睡在一起。晚上，天南海北，无话不拉，也讲过小偷的故事。可谁会想到，一起讲故事的沂水同学张某，回校后竟然干起偷窃之事，被勒令退学了。 还有一次难忘的，是一位老师的作为。那位老师和我们一起锄豆地，除草松土。我和几个锄得快的同学，锄了一个来回，又接应了锄得慢的，就休息了。等再开始干的时候，那位老师问谁负责劳动，我说是我，他便指着休息前他只锄了很短一段的那垄地，说：“你为什么不去锄那里的？”我说：“那不是你刚才锄的？”不知怎的，那位老师突然发起火来，指责我：“你这个同学怎么不尊敬老师？”我讲的是事实，怎能和尊师扯在一起呢？但在老师面前，学生是弱者，只好默不作声。不过，我也没听他的，因为我没有错。 十三 小麦试验田 在大跃进的年代，有句很流行的话叫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报纸上报道，有的地方小麦亩产达到了六、七千斤。 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为了取得经验，生产科成立了个试验小组，先搞试验田。我也是其中的成员。 试验田选在操场（现在的桃李园）西北角外面一块不大的地面上。依据农业“八字宪法”（即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参照别地的做法，我们深翻了地，施足了底肥，撒了厚厚的一层麦粒。几天后，整个地面上，冒出了一片针状的麦芽，芽芽相靠。及大，犹如毯子，把地皮盖得严严实实，但却越长越柔弱，有的则变黄、枯死。扒开土层看看，许多麦种因接触不到土壤，连芽都没发。…… 我们搞的试验田，麦种都没收回。 十四 芝麻丰收了 1959年，根据生产科的安排，我班在图书楼前西边的空地上，种了芝麻。 芝麻长得很好，有一人高，谁看了都说好。叶子泛黄的时候，生产科的赵厚洽老师通知我们，可以收割了。如果晚了，荚壳爆裂，种子就撒到地上去了。总务科的聂铁山科长见了又说我们收早了，影响产量。也许他是好意，但作为学生，我们能说什么呢？ 收割后，放在西联二、三两教室前上方的水泥板上晾晒，再拿下把芝麻粒子打到柳条箩筐里，装袋送交生产科。 十五 扛化肥 1959年“三秋”劳动期间，在生产科的安排下，我曾去姚村扛过一次化肥。 姚村在我校的西北方向，一个来回约有 记不清去了多少人，大伙说说笑笑，没觉得多长时间就到了姚村。我们从火车站的库房里，一人领出一袋 十六 饿着肚子推水车 1960年春，在曲阜县吴村公社编写公社史期间，我们几个学生和女社员一起推水车浇麦。 开始很有力气，劲头十足。推至半上午休息时，社员拿出煎饼来，说“点心点心”时，我们都把脸转向了别处。自然，社员也真诚地叫我们一起“点心点心”，但我们谁也不好意思伸手去接，连说“不饿不饿，真的不饿”。 休息后再推水车时，我忍着不断加剧的饥饿感，迈着越来越沉重的步伐，强打精神撑着，坚持着，直到收工。 十七 “我是管全院的” 校园西北部的大片土地和西南部一东西狭长的地块，都是学校的菜地。一年到头，种着各种时令菜。 生产科的孔师傅是专管菜园的行家里手。不论是生产科直接种植的，还是分到班级种植的，他都参与指导。他很尽职尽责，除了地里无菜之时，几乎天天都在地里转来转去。他直爽，有啥说啥，但性子急。遇有不听指导者，就会激动起来，一副认真的表情，说：“同学，我是管全院的！”有调皮的学生会故意逗他、激他，图的就是要看他那动真的样子，听他那“管全院的”话语。 十八 “党来了” 有一年的麦收时节，受系里的委派，行政秘书焦剑超同志到陈庄公社看望参加麦收劳动的五九级同学。一位女生看到了，激动地高声喊了起来：“同学们，党来了！”即刻，同学们都收镰直起腰鼓起掌来，把敬重的目光投向了焦剑超。焦剑超同志是中文系1958年留校的专科毕业生。1964年，调到临沂师专工作。 “党来了”，这话表达得虽不确切，但它却透出一种浓浓的真情实感，朴素、可贵，发自内心，并非矫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