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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26年5月出生于青岛，我父亲是一个做书籍文化用品生意的商人。在抗日战争以前，我兄妹三人自幼在青岛兰山路小学的幼儿园和小学受教育，读书长大。家庭生活很平静和谐。 1937年7月7日日本兵向北京市郊卢沟桥开枪挑衅，社会发生了动荡。我家的生活也不平静了。1938年日本侵略势力侵入青岛，我父亲的书店被日本人查封。无奈，我父亲把我兄妹三人送回原籍平度县农村避难。 1939年春天，准许我父亲的书店开业了，我们又回到青岛。开始在日本统治下过起了沦陷区居民的生活。我哥哥进了礼贤中学，我和妹妹进了圣功女校，妹妹读小学我读初中。家长不断地教导我们要处处小心，不许乱说乱动，见到日本人要远远地躲避，别惹任何麻烦。从此我们小小的年纪，就忍气吞声地做人。 一个星期天上午我没上课，在书店中挑了一本小说在看，忽然一个穿着洋装的中国人进店来，直到卖自来水笔的货柜中拿了一支很好的钢笔，插在自己上衣口袋中就朝大门走去，这时店员小孙赶了过去说：“先生，这支笔挺贵，你没交钱，我不好交账，我赔不起”。没想到那穿洋装的人举起手朝着小孙脸上重重地打了左右两个耳光，扬长而去，全部店员十几个人都站了起来，抱着同情的目光看着小孙，敢怒不敢言。我吓得赶快跑到父亲办公室，说了我看到的一切。父亲听了长叹一口气说：“赔了一支钢笔，店员还挨了打，好在没伤着人，就算了吧。这种人咱惹不起啊”。从此我认识到日本人可恨，汉奸狗仗人势，欺负中国人，同样可恨。 我上学放学回家都是邀了两个住得近的同学一块走，因为我们住家的马路靠着一个日本驻兵点，门上挂着日本国旗，门口每天都有两个日本兵站岗，有人路过，必须向日本兵行礼。我们为了不给日本兵行礼，总是绕一个大圈子走潍县路到德县路圣功女中。日本人入侵学校后，学校也变化很大，减少了国文、英文课，增加了大量日语课，还有修身课，讲教堂出版的“善道报”和汪精卫伪政府的法规政治等。同学们都很反感，但都无奈。 我自幼受的家庭教育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读书非常用功，年年都得好成绩。当时我门门课程都学得挺好，只有日语课分数差，因为自己思想上认为，想当汉奸的才学日语，我就是不好好学日本狗子文。有一天上日语课，我注意力不集中，日语老师是一个高高个子的男人，姓秦。课前我曾说：“日本狗都矮，怎么他长得高”，同学们都笑了。他进教室后认为我们讲的不是好话，让我站起来说给大家听听。我不肯讲，也不敢讲，他着急了，就用粉笔头打我的脸，我低下头被羞辱得留下了眼泪，同学们都很同情我，他怕下不了台，也就作罢了。有一天放学后，我们在路上遇到了两个日本兵，喝醉了酒，在路上横行撒野，一面大声唱着歌，撞上中国男子就打耳光，撞上女子就抓住人家乱摸，一面大笑着嚷“花姑娘”“花姑娘”那女人吓得挣扎着跑了。我们不敢看，快跑着回家，进了门还气喘吁吁的。母亲问发生了什么事？我说碰上喝醉酒的日本兵，母亲说：“兵荒马乱的，女孩子上街就是叫人不放心”。 1942年12月8日日本战机偷袭了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美国受到重大损失，美国总统罗斯福立即对日宣战，世界第二次大战的规模更大了，日本也同时侵略亚洲许多国家。12月9日上午，我们去上学，远远看到大门外站满了同学，校门紧闭，只有传达室校工老何说：“日本教官通知不要开门，学校马上停课一周”，大家只好回家了。美国参战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学校的压迫更变本加厉了。学校原来教美术和手工刺绣课的犹太女老师，还有教英语教音乐的美国修女都被送进了集中营。教会派了一位中国校长叫郭以为，日本派了一位女校长叫山本英，中国校长有职无权，什么事都日本人说了算。对学生更严了，一律穿蓝色布校服，蓝黑色裙子，白袜子黑色鞋，不整齐不许进门，不许上课。日本的节日特别多，什么“天长节”，“地久节”，都挂旗纪念，有时还得排队上街游行，学习很受影响。缺课的老师换了很多新人，同学们的学习情绪很低，成绩越来越差。学生把精神都放到看小说上，看《红楼梦》、看巴金的《家》《春》《秋》，课间三三两两在校园里偷偷唱，从东北同学那里学来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白山黑水》等抗日歌曲联络大家的感情。国文老师教大家学《古文观止》，要求把每一篇都背过，把课文要理解透大家觉得很难，对老师不欢迎。后来又从北京请了一位女老师，姓袁，她为我们选了大量唐宋时代的词，如苏轼的《江城子》、李清照的《声声慢》、陆游的《钗头凤》、南唐后主李煜的《忆江南》《浪淘沙》《虞美人》等等。大家很爱读，很爱背，很受学生欢迎。我尤其喜爱，至今已相隔七十年，我还能背出许多首，好像印在脑子里一样。当时上学像是混日子，理科学的很不好。 1944年偷偷地听说意大利战犯头子墨索里尼被绞死了，后来又听说德国战犯头子希特勒也自杀了，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胜利。我们对抗日战争胜利也有了盼头。纷纷扬扬地偷着传说，心中暗暗地盼望日本快点战败······。 1945年8月15日我们看到街上贴的报纸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开始我们不敢信以为真，只是心里高兴，同学们偷偷地握手庆幸。回到家也不敢大声欢笑。直到日本旗真的从马路会场上，机关大楼上落了下来，我们才敢放心地微笑，回家大声欢笑。家长也为我们买了好的食物做着吃，说：“这些年孩子们都受苦了”。在日本统治的八年里，供给我们广大市民的是橡子面，只有部分是麦子面和玉米面。这时我们才感到能够自由呼吸了，我们也可以不用低头做人了。 1945年9月2日在太平洋的一艘军舰“美苏里”号上，日本派代表向战胜国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同时经过国际审判日本战犯东条英机处以绞刑。我们在马路上看到纪录片，真是心花怒放，没想到胜利来的这么快。随之我们看到日本侨民遣返回国。有的日本人还很不自量地在卡车上大声向着中国人说，“我们还要回来的！再会了”。当时没人理他们，原来他们贼心不死，以为他们还会回来侵略我们。从此，每天早晨，我们看到日本兵排着队由美国海军和中国军人押着在马路上扫街。我们看着心里高兴，想道：这些“狗”也有今天。原来的横行霸道哪里去了？威风没有了！我们感觉到这里才是我们的祖国，我们才是祖国的主人。看到青岛的海水更蓝了，空气也更新鲜了。 1945年秋天，来了大量美国海军，许多繁华的地方到处都有美国军人，我们女孩子出门又要小心躲避了。 经过1946到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场上取得伟大胜利，1949年6月2日我看到街上有一支腰鼓队打得很整齐，后面的军队走的也很整齐，很雄壮，大家一起喊“解放军来了”！街上两边的人都鼓起掌来，许多学生妇女都高兴得哭了。孩子们都跟着队伍跑，高兴地忘乎所以。随之到处都贴上了“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庆贺解放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标语。我真正感到人民的解放，国家的复兴。心中无比的高兴。 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宣布了《共同纲领》，我当时不很明白，回家听父亲和哥哥说：“全国爱国人士、各民主党派的代表都参加了，讨论了新中国的名称、国旗、国徽、国歌、新中国就要成立了”。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可以参加国家工作，参加各项革命事业。从此，我有很多同学和朋友都走出家庭，参加了各种革命工作，有当干部的，有当教师的。我当时24岁也想走出家庭参加工作。有一天，我听到哥哥对父亲说：“中纺公司在青岛的子弟小学要招20多名教师，我觉得妹妹（指我）从小学习扎实，可以去试试。”父亲同意。我开始抓紧学习了新民主主义的教育理论，还买了关于土地革命等有关政策的书来读。拖到1950年我又学习了有关抗美援朝的时事政策，当年8月我自己去报了名，报考了美术专业、语文、及篮球等项。从340人报名中我被录取在第8名。安排在中纺公司三厂小学任教师。从此我参加了革命队伍，走上了教育工作战线，一干就是32年。回忆一生，我真正地爱着自己的工作，勤勤恳恳地工作了一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