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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束淡雅，气质优雅，言辞温雅，这是很多人对舒婷的印象。一次，共同以嘉宾身份出席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笔者有幸与她被分配在同一小组。几天里，她低调地坐在会议室僻远一角，即便偶尔被点将发言也不唱主角，尽量避免抛头露面。休息间隙，同组作家爱与极其谦和的她交流有关创作话题，她也乐意与大家坦陈自己的观点。她说，文人不是明星，为此她抵触记者采访，拒绝在电视上露脸。但她是个健谈的人，不乏幽默、风趣，处处展现大家风范。“我被称为诗人完全出于偶然，我是中了‘彩票’。”
不是爱情诗的爱情诗发表前后 舒婷的代表作《致橡树》写于1977年，随着发表与流传，舒婷名声大噪。但从创作初衷看，《致橡树》并不是一首爱情诗。 1977年3月的一个晚上，舒婷陪诗人蔡其矫在鼓浪屿散步，期间有关女性的外表与才气、独立性等话题两人发生争议。当晚，舒婷一口气创作了诗歌《橡树》，第二天送给蔡其矫。蔡其矫回到北京，将此诗交给刚从新疆回来的著名诗人艾青，艾青看了很喜欢，将它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并把诗的标题《橡树》改成《致橡树》。舒婷说：“其实刚开始我并不认同。觉得‘致’有点拘谨，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建议。” 那时候，青年诗人北岛经常陪艾青散步，北岛从艾青处看到《致橡树》，要了舒婷地址，给她写了封信，同时附了5首自己的诗，包括《一切》这首后来的名诗。 舒婷回忆：“北岛的5首诗对我震动很大。当时到处都是标语口号式的诗，我以为自己很孤单，看到北岛的诗，我觉得不再孤单了。” 1978年，经北岛修改的《致橡树》和他本人的诗，以及芒克、蔡其矫的诗一起发表在油印的民间诗刊《今天》创刊号上。当时，《今天》被贴到北京著名的西单墙上，读者读后，用铅笔、钢笔、圆珠笔等在诗旁留言，其中被留言最多的就是《致橡树》。 1979年4月，《诗刊》编辑邵燕祥将舒婷的《致橡树》、《这也是一切》两首诗拿去发表。《致橡树》中女性特有的柔韧与坚贞、独立与共担的意向，犹如崇高心灵的回声，拨动着众多青年人心弦，赢得了接受者的青睐与研究者瞩目。其实《致橡树》的创作起因是呼唤、展现女性的觉醒，它在用自己的声音说出对世界的感受，因此并非爱情诗。但舒婷又说：“这首诗已经不属于我，因此它就是一首爱情诗。” 在读者眼里，《致橡树》表达的是一种成熟，体现美好人生理想的爱情追求。“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这种在同一地平线，各自独立而又互相扶持的爱情观念，既蕴含东方女性所珍重的女性温柔，又富有重视人格价值独立的现代意识，因此为广大读者所接受或欣赏。 日后，舒婷打趣说，这首诗发在《诗刊》的稿费是10元，但一直没收到，听说让北岛他们领出来喝酒了。
给读者诗意的馈赠和柔情的滋养 舒婷诗作被许多人评为“欧化”风格明显，但在英国译者眼中，她的诗又“太古典”，不好翻译。 舒婷诞生在历史文化积淀丰厚的福建泉州，原名龚佩瑜，后改名龚舒婷，发表作品始用笔名舒婷。 她出身在福建一个望族。龚家是书香门第，出过举人和翰林，数代人做过官。其父是银行家，一位信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观点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一位路遇乞丐便倾囊相助者。其母亦名门出身，受过西洋教育，曾在福建一所教会学校读书。受父母影响，舒婷从小爱读书且爱读“闲书”。由于大量阅读，导致高度近视。 “我填履历表时，只能填到初中，初二时‘文革’就开始了。”1969年，舒婷初中未毕业就到闽西山区“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1972年返城，当了8年工人：翻砂工、浆洗工、挡车工、焊接工。 舒婷感到困惑与不满。从工厂流水线撤下，又卷入为生活奔波的流水线，生活的枯燥、单调，严重扼杀着她那富有情感和幻想的诗心。“小树也会在流水线上发呆/星星也因而感到疲倦。”（《流水线》）她含蓄地表达了对生活的抗议。 忧伤是诗歌最初的动力。有人把这种情绪化成慷慨的高歌，有人则把它咏为凄婉的忧郁，舒婷这个内向的情感型诗人，则是通过内心映照辐射外部世界，捕捉生活现象所激起的情感反应。舒婷这一艺术个性，使她最初的创作在表现十年动乱的伤痕时更倾向于揭示青年一代从狂热、迷茫走向觉醒的心路历程。 1979年初，舒婷在厦门灯泡厂当焊锡工。那个时代，人们对国家前途充满想像，觉得会有很大变化，期待很高。焊灯泡时，舒婷突然有了灵感。下午回家，她将打好的腹稿《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抄录在信纸背后，并附在早就写好的信中寄给蔡其矫。蔡其矫读后，提了两点意见，建议将“你是河边上破旧的老风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中的“纺着”改为“唱着”、“老风车”改为“老水车”，舒婷接受了第二点建议，坚持“纺着疲惫的歌”。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是首对祖国的深沉恋歌，舒婷采取的不是激越的歌颂，而是把胸中岩浆般奔突的诗情赋予了身边常见的事物，面对用血泪迎来的新生，诗人一口气用了16组叠加的意象，倾尽了对苦难祖国的热爱。 蔡其矫将《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寄给广东的《作品》杂志，编辑却寄来退稿信，指出这首诗比较灰色、低沉，不像青年女工的感受。随后，蔡其矫将诗与退稿信转给舒婷，舒婷很不服气。她把这首诗连同另外3首诗一起寄给《诗刊》编辑邵燕祥。邵燕祥看到这4首诗非常喜欢，临时抽稿，将《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和另一首诗发表在1979年第7期《诗刊》上，另两首在10期《诗刊》上也发表了。 舒婷的诗蕴含着动人的旋律，有着坦然的自白、毫不矫饰的心灵，用真挚的情感撑开一片女性柔美的天空。她的诗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青年从迷惘到沉思到沸腾的心理历程。时至今日，关于朦胧诗的讨论早已尘埃落定，但是这场世纪大争论，却折射出当年人们对诗歌的热爱和执著。 诗评家谢冕认为，舒婷虽被冠以“朦胧诗人”，但她的许多诗很明朗、很能引起人们共鸣。在他眼里，舒婷是“新诗潮最早的一位诗人，也是传统诗潮最后一位诗人。她是沟，她更是桥，她体现了诗的时代分野”。 进入上世纪90年代，社会价值取向逐渐多元化，诗歌不再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惟一。如今，人人都可以写诗，但诗歌却也进入一个杂乱发展的时期。 舒婷可能是中国最低产的诗人，平均每年不到6首。但她的诗曾是整整一代人的火把与拐杖。舒婷的诗给了人们许多诗意的馈赠和温柔美丽的滋养，她的文字仿佛是融进人心灵的一种汁液或者气息。
语言的“洁癖”者和身边的那棵“橡树” 在中国，凡被称为诗人的，大多经历了由诗歌走向散文、小说的旅程。北岛、舒婷、顾城等，几乎无一例外。舒婷从不认为自己从诗歌转到散文，她一直右手写诗歌，左手写散文。“我写诗非常仔细认真，写散文却非常放松。有时写诗歌，没有合适的字、词，就停下来，等我找到再填进去突然就成了散文。” 1988年，舒婷第一本散文集《心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收进她1970至1987年的散文随笔。迄今为止，她出版散文集十多本，字数远远超过她的诗歌总量。她笑言，散文才是她的老本行。 舒婷自认写诗时语言上有“洁癖”，追求字词通俗惟美，每次写诗就像被“凌迟”，写《会唱歌的鸢尾花》当月瘦了5公斤。但写散文语言上就放松多了，就像平和的散步，让人很舒服。她的散文内容主要有历史记忆、生活写真、心灵独抒、夫妻情真、文友偶聚、旅踪游迹。 有评论说，舒婷的散文，有诗的底蕴及诗的颜色。散文创作里，她延续着诗性的写作。 舒婷现在很少写诗，但她的诗人身份却被无数诗歌爱好者永存心中。 舒婷在厦门鼓浪屿一座老洋房里，过着平淡充实的日子。然而，做一个名人有时也难，过去她的住宅标在鼓浪屿旅游图上，拜访者纷至沓来，安静的家园成了闹市，非常别扭，非常不习惯，影响生活，更影响写作。通过一再抗议，舒婷家的地址终于从地图上消失，但导游还会领着一帮游客在舒婷家巷子口说《致橡树》。据说她家院落有棵十几丈高的大树赫然遮了半空，可能是整个岛上最高大的木棉树。 许多读过《致橡树》的人，总会问到舒婷身边的“橡树”，舒婷笑着回答，她的橡树既不高大，也不伟岸，却是最适合自己的人。她的先生陈忠义是厦门城市大学的教授，也是福建颇有名气的评论家，对诗歌理论研究颇有造诣。舒婷安静地做一个女人，过着宁静而幸福的家庭生活。 舒婷爱读书，与书相伴的日子让她觉得充实。潜移默化的结果，儿子从小也爱读书，这是舒婷十分欣慰的。舒婷的家里，四壁皆书。她的床边，儿子的床边，也都摆满了书。舒婷笑称，家是读书人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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