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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丰同志是江西省发改委离休干部（享受正省级医疗待遇），因病于2012年7月9日逝世，享年90岁。遵照她生前遗嘱，其骨灰与她先逝的丈夫罗朋（原省顾委委员、省民政厅厅长）同穴安葬在南昌市北郊新祺周翡翠园内。墓地前横卧的黑石上，镌刻着杜平将军为1995年逝世的罗朋亲笔题写的“刚正称典范，慷慨许平生”10个金色大字，这既是对罗朋的赞许，也是对年丰的肯定。
（一） 年丰原名孟培华，1922年生于北平，祖籍辽宁铁岭。她的父亲孟化一，曾做过张作霖的后勤副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某区政协委员。 年丰的童年和少年都在北平度过。她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为投身革命，与旧家庭决裂，她将自己的名字孟培华改为年丰。1936年，她受地下党组织的指派，在学校秘密从事群众工作。1938年她从西南联大毕业后赴陕北延安，1940年在延安入党。她在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警备1旅政治部宣传队工作时，与时任旅政治部秘书的罗朋相识。1944年冬，两人在延安结婚。时任旅政治部主任的杜平，不仅为他俩主婚，而且为他们办了两桌结婚酒，这事在关中的军队和地方上曾被传为佳话。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当年10月，年丰随总政“长征干部队”告别延安奔赴东北，日夜兼程3000多里，于1946年1月到达西满辽源地区。年丰最初在辽源地委组织部工作，后在郑家屯、洮南、洮北等地任区委书记。当时西满地区剿匪、土改斗争如火如荼，年丰在担任洮北宝利区区委书记时，有一次区委夜间开会，就曾遭遇土匪偷袭。她率领干部战士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持枪奋勇突围，击退土匪，保证了人员安全。后来，她率队乘胜追击，连续奋战数月，终于把残匪肃清。2011年夏秋之际，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苏荣得知年丰在60多年前曾任他家乡的区委书记后，两次到江西省人民医院看望年丰，叙说童年时的家乡往事，以示对老一辈的敬重。
（二） 新中国成立后，年丰先后在海南、广东从事财经工作，1956年调商业部工作。1959年，在国家公安部工作的罗朋被错误地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到青海劳动。罗朋劳动的地方属高寒地区，当年劳动和生活条件都异常艰苦，体质本来就瘦弱的他之所以能坚持下来，与年丰在精神上的慰藉和物质上的支持密不可分。当时年丰卖掉母亲赠与的金首饰，买了高价糖果、点心和香烟等物品，用包裹寄给罗朋。罗朋为了充饥活命，也曾用一包牡丹香烟向别人换一个烧饼。经历9个月的劳动后，罗朋回到北京，此时他全身浮肿，面呈菜色。年丰节省全家食物，重点补充罗朋，假日领3子1女到商学院地里摘红薯叶与米同煮稀饭度日。经过近一年的休养调理，罗朋才恢复健康。 1961年，罗朋被降职调到江西蚕桑综合垦殖场任党委书记，年丰毅然放弃在国家商业部工作的优越条件，携子随夫举家迁到南昌，被任命为江西省物价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物价工作是经济运行中的重要环节，物价合理与否，牵涉到民生和社会各个层面。年丰工作细致认真，经常带领干部深入生产前沿调查，了解生产流程，核算生产成本，在制药、织造厂的车间和食品、餐饮行业的作坊，经常能看到她调研的身影。其间，她以丰富的财经知识和实践经验，协助有关领导调控生产与消费，深得主管财经的副省长李杰庸赞赏，多次受到表扬。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丈夫罗朋被打成“走资派”，家被抄，年丰也被所在单位作为“走资派”揪出来批斗，后被送往“集训队”劳动1年多。1970年秋，年丰获得“解放”，被安排在新建县商业局任革委会成员。年丰不以官小而在意，全身心投入工作。她和领导班子成员一道在很短的时间内，将一个小单位打理得井然有序。1971年，新建县革委会安排年丰在千人大礼堂作过一次财贸工作报告，她把党的财经工作理论与群众的日常生活相结合，深入浅出地进行生动阐述，受到与会同志的好评，多年后不少人仍记忆犹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年丰奉调回省物价局任副局长，参与组建领导班子。她和班子成员一道大胆选拔年轻干部，很快就把被“砸烂”多年的物价部门恢复起来。年丰在物价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才华与能力，先后受到常务副省长傅雨田和省长赵增益的赞赏。年丰淡泊名利，甘为小草，从不张扬。 年丰终生勤劳节俭，克己奉公，对干部群众特别关心体贴，做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好事。上世纪80年代，她曾资助两个农村贫困儿童读书，直到他们念完大学。江西丝绸厂下岗工人樊世海的爱人重病住院，生活陷于困境，年丰给予钱物资助，历时数年，知情者都为之感动。 年丰曾被推选为省社联常务理事。她常被邀请到江西财经大学等高等院校讲课，教育年轻一代学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年丰离休后，经中组部批准享受正省级的医疗待遇。但她从不提个人的非分要求。她的膝部疼痛，终年坐轮椅，部分治疗药品都是从自己的离休费中开支的。尽管年丰有时出现囊中羞涩的窘况，但她从不以自己革命资历长轻易向组织伸手。这点点滴滴小事，体现了一位老红军的高风亮节。
（三） 年丰、罗朋这对革命伴侣，在江西工作、生活了50多年，虽然曲折坎坷，但他俩生死与共，相扶相携，充分展示了他们的美好品德与高尚情操。 1969年至1973年，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当时罗朋在该厂任革委会主任兼党总支书记。为确保邓小平同志的安全，罗朋暗中采取了许多措施，使邓小平在江西3年多的劳动期间，基本处于安宁的小环境中。每天有规律的起居，也使邓小平的身体状况逐渐好转。关于这一段史实，编纂中共党史的有关同志曾专程来江西和罗朋、年丰详谈并作有记录；1997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第5集《十年危艰》中，罗朋作为当时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党总支书记和革委会主任两次出现在屏幕上。 时隔40多年，笔者仍能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几个细节：1969年11月9日上午，邓小平、卓琳在有关人员“护送”下向厂领导罗朋报到时，邓小平脸色苍白，他趁身旁无闲人时，靠近罗朋，小声问道：“这里有红卫兵吗？”罗朋没有直接回答，只说了一句“我曾在晋察冀工作过，是你的老部下。”这句很有分寸的话语，让落难中的邓小平消除了一些恐惧感。在那人人自危的岁月，谁都不得不谨言慎行。好在罗朋身边有年丰的全力支持，在此后的1000多个日日夜夜里，他俩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做好邓小平的安全保卫工作，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既不能“左”也不能“右”，既要得体又不能授人以柄。为了避免邓小平上下班往返陆军学院住地的途中引来周边群众的围观，罗朋设法组织人员从工厂院墙旁边开了个小门，让邓小平可以从田埂小路走向陆院住处，这条小路就是如今著名的“小平小道”。1971年11月6日，拖拉机修造厂召开全厂职工大会，传达关于林彪“9·13”叛逃事件的中央文件，上面指定邓小平、卓琳可与职工一道听，罗朋特地招呼邓小平坐到前排。传达完后，他又让邓小平将文件带回住处阅读，阅读完后再归还。1973年2月，邓小平接中央通知回北京前夕，在陆军学院的“将军楼”与罗朋、年丰告别时，特地站起身打趣地扯了扯身上的衣服说：“在这里劳动，我心情愉快。这几年，人也胖了。看，衣服都穿得紧了。”话语中对罗朋夫妇的满意，自是溢于言表。 在“文革”时期，与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的遭遇相比，邓小平是幸运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说，正是在罗朋这位有着特殊经历的老公安保护下，在其夫人年丰的帮助下，邓小平才安全地走出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走出江西，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作出了卓越贡献。在这个意义上，罗朋夫妇的确是作出了特殊贡献。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如今，年丰、罗朋这对革命伴侣均已驾鹤西去，他们所经历的那个特殊年代也已远去。但他们坚定的信念和为人民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他们一辈子崇尚真善美的高尚品德，将永传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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