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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三中离休干部 袁一民
今年我已过了87周岁生日，这是很难得的。我想趁我现在还有条件，从一个平凡妇女的角度，回忆和记述我国80年岁月沧桑社会真实历史的一个侧面。 我1926年出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一个城市职员家庭，7岁（虚岁）家长送我上小学。在小学阶段自己也没有什么梦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我家住宅遭敌机轰炸，瞬时化为灰烬，无家可归。随后家乡被日寇占领，我就随父母一起逃难到国民党统治区“大后方”四川。1939年在奉节（今夔州）县立小学毕业，后来举家迁到重庆渔洞溪镇生活，因附近没有中学，失学两年。1941年夏考入私立志成中学初一下（读初一下学期的课程）由于我学习努力，初中三个年级只读了4个学期，而且学习成绩都名列全班第一名，获得学费全免，受到父母和老师同学们的称赞。这时我十五六岁，当时妇女没有参加社会工作的权利。我心中曾有过一个比较朦胧的“个人梦想”，就是将来嫁一个好婆婆家。我这样一个普通家庭的普通女孩子也就只有这样一个普通的梦想。 我有生身父母和养父母（实为舅父母）4位老人，我一直与养父母一起生活。我养母有一句话经常教育我：你一定要好好念书，将来嫁个人家才不受气，对我印象特别深。 在读初三时，我的生父突然来向养父母提出异议，“十五六岁的大姑娘，什么家务活都不会做，将来怎么能嫁得出去”。要求我回生父母家生活。养父表态由我自己决定，养母反对我回去并说：“我从小抚养她这么大，不能离开我”。我自己也坚决不愿回去。我一心想考高中。怎么办？我想，我若仍然在养父母家，生父就来打架。于是，我向养父母告别了一声：“我不回来了”，撒腿跑出家门，奔向江边渡口，本想到女同学家躲一躲。结果我养母和生父两人先后跑来追赶我，大概他们以为我要跳江自杀吧。我下到渡口，看到他们已追到高高的岸上，我立刻跳上渡船，指着岸上对船家说，我家大人会给你渡钱。船开了，他们也不追我了。养母到学校告诉老师。我在女同学家住了一夜，第二天学校白永学老师（教我班化学的老师）派同学通知我回校，原来白老师替我向校长申请获准当工读生。从那一天，1943年暑期起我就吃住在学校，开学后免费跳班（初三下学期课程未读）上高中，每天课后和寒暑假到教务处工作，三年如一日直到毕业。这是我命运的第一个机遇，点燃了我“自立求学”的意识，我满心欢喜，虽然再苦再累也不对任何人说，我绝不回两家去依靠父母生活。 我在高中学习阶段是上世纪40年代中期，距今已有70多年。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社会上参加工作的妇女很少，也往往被人看不起，被称为社会的“花瓶”。在学校做老师工作的较受人尊重，但是，大多长期坚持做教师的女老师，或是为家庭生活所迫，或是有不幸命运的老处女。当时我最佩服的是白老师家的师母，她也是一位大学毕业生，曾替白老师给我们上过课，她家有两个孩子，平日她在家相夫教子。这时我已十八、九岁，我的“个人梦想”渐渐清晰起来，我愿自立，不依靠任何人求学深造，将来自主找一个和我平等的丈夫，组成幸福家庭，像白师母一样。这个秘密的“个人梦想”，深藏心底羞于启齿。这阶段我由于住校，自己支配的时间比较多，读了一些小说，和同学交往也较多，了解一些社会上的种种情况，对我的“个人梦想”也曾产生过一些疑虑：我有那么好的命运吗？在读的小说中，对我印象最深的如读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对书中“大嫂”的遭遇感到不平，她是一位贤惠的知识妇女，嫁到一个有钱的大家庭，由于封建制度对妇女的歧视和陋习，最后悲惨地死去。又如读张恨水的小说，他描写了一些社会底层有志气的妇女，为要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挣钱养家，挣扎在腐朽的社会上，受到种种非人的歧视和迫害，使我不忍卒读。在接触的同学中，有从“沦陷区”（日本占领区）来的两位女同学述说她们的亲身经历对我震动很大，她们说：“我们来到‘大后方’是想求学的，但是每次到人家取钱时都要受气、受欺侮，社会太黑暗”。她们在校没有读多长时间就走了。最使我感到震撼的是同为工读生的同班同学罗明霞，在毕业前夕感到升学无望，将来生活无着落，无奈与一位国民党军官结婚了。将来，我面临的是什么命运呢？ 1946年我高中毕业了，学习成绩虽然不是班上最好的，但是在女同学中还是比较好的。我想一定要参加高考。这时，日本已投降，我随养父母回到河北保定（生身父母和弟弟、妹妹回安徽）。因养父失业，一时没有找到工作，生活无来源，我只得暂时放弃高考，找工作维持家庭生活。我在天津白永学老师家住了两个月求职，白老师没有替我找到工作。我自己看到报上凡是有招聘家庭教师或护理员的消息就写信去应聘，也无音讯。最后幸亏原高中老师魏铭让为我在北京找到一个私立小学教师职位。我就一面教学一面拼命复习功课准备来年参加高考。1947年，我养父有了工作，我就参加了北京大学的招生考试，我自己觉得各科试卷都答得特别好，数学试卷中有一道难题，恰巧被我复习到，顺利解决了。英文考试只考笔试，我也没有感到太难。但是在发榜的前一个晚上，我彻夜失眠了，第二天的大榜将是决定我命运的关键，那夜我什么情况都反复考虑到了。如果考不上，我又将失学、失业，而且无颜见父母和往日的师生。第二天一早，我抱着忐忑的心情，到北大校门口看大榜，我幸运的看到，第一张就是理学院，第一行物理系，第一个名字就是袁懿民（当时我的名字），当时我兴奋地含着泪跑回去了。入学后，我因家庭生活困难获得公费，当时大多数同学都会这样取得公费。我吃住在学校，每月还会剩下一点钱零用。这是我命运的第二次机遇。我求学的志愿如愿以偿。 从我考进北大物理系就读开始，我的“个人梦想”升华了，我想成为居里夫人一样的人，从事科学工作，为社会做出贡献。但是不久我开始思考：有这样的社会条件吗？我能有这样的机遇吗？答案是否定的。当时社会民生凋敝百业凋零，解放战争尚未取得完全胜利。哪有一位科学家能安心在实验室工作？没有。同时在北大这个革命大熔炉中，我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知道必须首先推翻反动政府，建立新中国，才能有一片新天地。于是，当年1947年我经同班同学华顺（华罗庚之女）介绍秘密加入“中国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些地下工作。这时我感到我的思想获得了解放，不再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女学生，不再是为了个人的“梦想”而个人奋斗，我愿意和华顺等同学一起为国家的新生而奋斗。特别是1949年2月我在北京解放后，立即离校，正式参加革命工作。我感到我是一个完全自立自强的人了。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我有家庭负担（1948年生父患肺病去世，生母和弟弟妹妹来到北京，养父也因心脏病不能工作，一家6口人），组织把我调到小学担任教导主任，有了薪金供养我的父母和弟、妹，我感到无比的幸运和自豪。特别是1949年入党时，读到宣誓的誓词，要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感到非常神圣。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了，有一生的使命为一个伟大的事业而奉献自己，我终于找到了这个我最终的伟大的“个人梦想”。我抛开了过去狭隘的“个人梦想”，我的精神获得完全解放。在党的安排下，我在学校教育工作岗位上工作30年，直到离休。这是我“个人梦想”的梦圆时刻。 我1949年离校参加工作时，一直为因有家庭负担没能参军而倍感遗憾。我弟弟建国前参军了，1950年抗美援朝运动中，我弟弟上了朝鲜前线，我妹妹正在读初中也偷偷参军了，我的未婚夫在清华大学也应招参军参干了。我为他们高兴。奉养三位父母的责任我愿一人承担。1950年我养父因心脏病去世，1952年我生母患肠结核去世，在党支部书记陈君平同志的关怀下，我安葬了他们。我的养母也由陈书记介绍到中央军委做保姆一段时间，后来我一直奉养她到108周岁高龄仙逝。1952年下半年我和未婚夫，原高中同学余传纪结婚了。他在部队工作，我在中学担任教导主任，都一直工作到退休。我们相处56年育有二女一子，生活美满幸福。这是我在旧中国不敢想象的。 回顾我在旧中国时曾有过的个人“最好梦想”——在社会有自己的工作岗位，能够自立；能自由恋爱找到一位自己所爱的丈夫组成家庭生活。60多年前我为了这个平凡的个人梦想受尽磨难也达不到，而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实现。而现在无论城乡女孩子们都在努力追求着而实现着这样的普通梦想。千千万万的家庭都是由夫妻双方工作，共同承担家庭任务的美满家庭。我们不要忽视这个最普通的梦想。这是我国革命先烈和妇女先驱者为之奋斗牺牲创建新中国而得来的，我们应该珍惜。 我也欣喜地看到，现在每个女孩子都有着比普通梦想更高的更美好的梦想，但是个人无论有多么美好的梦想都要依靠国家的繁荣发展，同时又需要每个人为自己梦想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