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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教育厅离休干部 刘星南 我的伯父刘觐鲁，号秉洲（一作“秉周”），曲阜城西西辛庄人，生于1885年。幼年启蒙于本村私塾。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兴办新学堂。伯父考入济宁的“洋学堂”——济宁中学堂学习。当时，清政府为了推行这种学制的发展，对学生全部实行公费，不但学费、伙食费由官方供给，就连理发等生活零用钱都由学校按月发放。伯父学习非常刻苦，后以优异成绩毕业。随即考入山东优级师范学堂（即后来的山东高级师范学堂）本科，编入化学系。1915年毕业。 此后，伯父一直在家乡附近从事教育工作：1930年，在宁阳县任教，后任曲阜县立高等小学教师、校长，私立醒华小学教师、教务主任；1932年，任曲阜私立明德中学教师，兼任曲阜县教育会干事；1933年，在明德中学内主持讲习班，招收失业知识青年培训学习。因他业务精湛，教学认真，办事公道，具有爱国思想和正义感，在县内外声誉日隆，逐渐成为曲阜、济宁一带教育文化名流。 1937年12月，曲阜沦于日寇铁蹄之下，孔孟之乡的教育事业遭到极大破坏。几十年来作为曲阜新文化摇篮和科学文化知识传播中心的曲阜师范被迫南迁解散。原教学大楼被日军盘踞。 1939年春，日寇为了推行奴化教育，在思想文化领域扼杀一切抗日爱国思想，加深其文化侵略，又着手恢复曲阜师范。11月初，“山东省立曲阜师范学校”暂借明德中学旧址招生开学。日寇欲拉一个曲阜文化名人挂名校长，因我的伯父刘秉洲在曲阜深孚众望，故其山东高师同班同学、日伪山东省公署教育厅厅长郝书暄即委其为校长。伯父本不愿就任，但为避免汉奸出任毒害青年学生，遂不顾个人声名毁誉，毅然就任。事前，中共地下党员、伯父昔日的学生郑锡鸾（后名郑又樵，离休前曾任原曲阜师范学院数学系党总支书记）曾劝他不要应日寇之命，以避汉奸之嫌。伯父答道：“我也考虑此事，可是我不干，总要有人干。与其叫汉奸干，对青年不利，还不如我来干。”意在尽其所能，保护青年，减少思想毒害。 开学后的曲阜师范，只有后师一年级，前师一、二年级3个班，共150名学生。当时我考入前师一年级。 开学后，我的伯父毫无实权，且受到日寇的严密监视。日寇向学校派驻了日本教官，与汉奸教务主任孔昭润（外号“孔胡子”）一同牢牢控制了学校一切权力，极力推行以“兴亚”、“灭共”为宗旨的奴化教育，并对师生严加控制。但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曲阜师范师生并未被日寇的淫威所慑服。这所早在1926年就建立了中共党支部，长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曲阜早期活动中心，素有“红二师”、“小延安”之称的学校，师生从事进步、革命活动已经成为学校的传统，在日寇统治下的曲阜师范也是如此。 据传说，1940年曲阜师范校内就有了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和活动，负责人是音乐老师孔繁壬（肃冰），据说党员还有体育老师张云闲、会计王质夫以及学生白仲弟等。学生们秘密传说：地下党开会选在夜晚，在孔庙南院的草丛中。一次，日寇在此院人迹罕至的角落里搜出了一些进步书刊。一些学生还冒着生命危险在孔庙南院和宿舍里秘密阅读进步书刊。越来越多的学生倾向进步，潜在的强烈爱国反日思想日益显露。我的伯父同情学生的进步活动并予以尽可能的保护。但对上述活动，日寇却严加防范。宪兵队经常夜间偷入教室搜查学生的课桌，翻检书籍，查抄抗日宣传品、八路军书刊及进步文学作品。同时，日寇还公开到校搜查、抓人。规模最大的一次就是1940年5月27日的大逮捕，造成了震惊一时的“曲师惨案”。我的伯父就是这次惨案的罹难者。 5月上旬，即大逮捕前两周左右，整个学校内空气十分紧张。校外流言纷纷，传说曲师有八路。一天早操时，伯父也公开对学生讲，校内有八路组织，希望大家无事不要在校外乱跑，否则出了事学校不负责。不几天，伯父被指令参加山东教育观察团，前往日本参观文化教育。临行前，师生开会欢送，他在会上忧心忡忡地说：“我走后，对同学们不放心”。显然，他已预感到要出大事。他走后几天，大逮捕果然发生了。 27日上午9时左右，兖州日本特别警备队特务来曲阜，会同伪曲阜县警队共数十人，全副武装将曲师包围。当时，师生正在上课。日特闯进教室，强令停课，按汉奸预先拟定的名单点名。点到的就押走，拷打。这样，先抓走一批。余者被驱赶到饭厅，集体看押，不准行动，由校工送饭。天傍黑，日寇第二次点名，又抓走一批。晚上，一个日寇头目对师生训话，宣称校内“有共产党、八路军”，“有坏人”，安抚大家：“你们大家没事，明天都要安心上课。” 同日，孔繁壬老师在孔府内被捕。 同时，兖州日寇宪兵队长还率人专程去青岛设伏，逮捕我的伯父。数日后，伯父从日本参观回国，抵青岛。轮船未到岸，即被逮捕，直押兖州，与先已被捕的师生合押。 这就是震惊一时的曲师大逮捕案。此案共抓捕进步师生35人。其中教师4人，即刘秉洲、孔繁壬、张云闲、王质夫；学生31人。 大逮捕次日，学生不来上课，学校被迫放假。约一个月后，日寇强令复课，但不几天又放假了。 大逮捕后，师生纷纷议论可能是刘会经（以学生身份潜入校内的日本特务）、颜兆临（后师一级学生）告的密。他二人做贼心虚，大逮捕的当天和次日就先后回了家，不再到校。颜兆临不久就到兖州公开当了特务。后来查明，被捕者名单就是刘会经、颜兆临二人密谋、拟定后交给兖州日本特务机关的。 在兖州，被捕师生被关押了58天。日寇为了逼供追查中共地下组织，使用了拷打、灌凉水、火钩烙、水缸闷、投麻眼、吊梁毒打等人间非刑。师生们遍体鳞伤，血肉模糊，但坚贞不屈，拒不招供。已经55岁的伯父，虽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但仍念念不忘学生们，安慰他们要挺住，不要哭。他对青年学生受此毒刑，尤为痛心，十分伤情。他不忍心看着他们再受折磨，就承认自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组织，是“八路军冀鲁豫军区觐鲁宣传队”负责人。 随后，日寇将18名同学释放，将其余17人于7月份押往济南。复审两堂后判决。刘秉洲校长，孔繁壬、张云闲、王质夫老师及李嗣连、郭宗泽同学，共6人被判处死刑，旋即在济南新华院英勇就义！ 其他11名同学被判徒刑10年，其中6人惨死狱中，仅有5人于1945年侥幸获释。 我的伯父被日寇杀害已近75年了。几十年来，除了无尽的追思和哀悼之外，还有两个憾事长期萦绕在我和我的亲友同学心中。其一，我的伯父当年究竟是何政治身份？他确实是我党领导的地下组织的负责人乃至中共党员吗？还是为了保护学生不再忍受酷刑乃至残杀的遁词？至今无从得知；其二，解放后，我们的亲友以及曲阜师范学校都曾为争取落实伯父的烈士身份多次努力，且找过有关部门，但因种种原因，至今未果。其因，不仅仅是年代久远，当事人都已离世，更重要的是缺乏有力、直接的证据。后来获知的关于伯父等师生被捕后直至被害时的情况，只是通过引领日寇抓捕进步师生的汉奸颜兆临的口供，以及几位侥幸获释学生的片断回忆。这些，都不能成为追认烈士的有力证据。所以，伯父忠烈殉难，成为曲阜师范百年校史上继范明枢、张郁光之后又一位名垂青史的爱国校长，人们毫无疑义。但，伯父是否为抗日组织成员、负责人乃至共产党员，就成了永远的谜！伯父因爱国、保护学生被日寇残酷杀害却未能追认为烈士，也成了永远的遗憾！
（附记：几个汉奸的下场 日特刘会经于解放前夕逃往台湾。 颜兆临当了日本特务后，在曲阜、泗水一带活动。日寇投降后逃亡济南，参加了国民党军。济南解放后潜居。1953年被我人民政府抓获，次年1月被枪决。 孔昭润在我伯父殉难后被日本人任命为校长，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曲阜师范停办。解放后他潜居济南。1951年我在省教育厅工作时，曾在大明湖附近看见他两次。据了解，1952年他被人民政府抓回曲阜，以文化汉奸罪枪决。） （编者注：本文部分史料引自1987年定稿之《山东省曲阜师范学校校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