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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1990年12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会议提出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体制改革问题。根据邓小平之前的谈话精神，江泽民在开幕式上重申，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政策，“即使冒点风险，也值得干”。周瑞金，时任《解放日报》的副总编辑，1991年，他与当时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和《解放日报》评论部的凌河一道，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系列文章，针对时弊，呼吁改革开放，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思想交锋。 上海出了皇甫平 许多人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声，这并不错，但又不止于此。这个“皇”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读作“辅”，就是取辅佐的意思。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涵义。 “皇甫平”文章之所以引起争论，是缘于九十年代初特定的历史背景。此前几年，东欧发生剧变。国内有些人认为，东欧事件是“改革引起”的，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疑问和诘难，对每一项改革开放的措施都要“问一问是姓社还是姓资”。他们这样问的核心，是要彻底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开放。一时间，经济特区被指责为“和平演变的温床”，股份制改革试点被指责为私有化潜行。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现实课题。 按照《解放日报》的惯例，每年农历大年初一，我在《新世说》栏目都要发表一篇小言论贺新春。庚午岁尾，邓小平到上海过春节，他视察工厂、参观企业，发表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讲话。他强调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我觉得只写一篇小言论不足以宣传这个精神。于是我找来了评论部的凌河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共同商量，决定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实践、宣传邓小平改革开放新思想的文章。开篇就是大年初一发表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第一篇文章在读者中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但是，文章中还是有骨头的，文章提“1991年是改革年”，还直接引用了时任上海市委书朱镕基的原话 “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皇甫平的第二篇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3月2日发表。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是指出九十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3月22日，第三篇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第四篇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一石激起千层浪，1991年初，皇甫平的这几篇文章，引爆了整个春天与夏天的舆论战。 连遭“大批判” 皇甫平文章发表后，在党内外、海内外反响强烈。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发表背景”。文章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说这是“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 但是，除了当年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文章，公开表示支持外，其他媒体大多沉默不言。有少数几个进行攻击、批判，甚至谩骂。我们在撰写文章时，是有一点冒风险的思想准备的，但我绝对没有预料到，几篇文章会招致如此火力凶猛的“大批判”。 1991年4月，我们刚发完四篇“皇甫平”文章，北京一家不知名的小刊物就第一个发起无限上纲的“大批判”，指责“皇甫平”文章“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接着，又有几家刊物起来呼应，批判的调门越来越高，什么“改革不问姓社姓资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云云。到了8月份，北京一家知名大报和权威杂志也加入了进来，上纲也上得更高了。 这还只是“投石问路”，不久，才真的找上门来了。1991年9月中旬，北京有位大报社长突然跑到上海，要找我谈话。我摸不透这位社长为什么要来找我谈，于是向上海市委主管领导汇报了此事。 这位领导同志也感到蹊跷，因为市委并没有接到中央有关通知，因此打电话与中央有关负责部门联系，了解到此人来沪并无什么背景，纯属个人行为。于是，市委领导交代我随机应变对付他。 这位社长一来，就摆出一副官架子，用责问的口气同我说话，问“皇甫平”文章是谁授意写的。我装糊涂对他说，没有人授意，是我组织撰写的。听我这么一说，他说那我们误会了，便交代我写一个文章发表经过的材料给他，他说回北京要向中央汇报，做做工作，不再批评你们了。 他走后，我立即向市委领导汇报，得到的指示是三个字：不睬他！ 后来，我了解到，这位社长大人来上海的行踪十分诡秘，连他的助手、秘书都不知道，只有他的私人司机才知道他的下落。 出现大转机 10月，一位大人物来上海视察，在干部会上公然指责“皇甫平”文章影响很坏，党内外的思想给搞乱了。当时，我们的压力很大。 但是，颇有戏剧性的是，11月份又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来上海视察，他在干部会上却讲了与那位大人物不同调门的话：“不解放思想，很多事情先带框框、先定性、先戴帽，这就很难办。不要还没有生小孩，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就先起名字。” 开始，看到那些歪曲文章原意，无限上纲挞伐的“大批判”，我们本想进行反击。当时最积极、最鲜明支持“皇甫平”文章的，是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刘吉。在我们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他鲜明表示“皇甫平”文章写得及时，写得好！他说有人说我是你们的后台，可惜你们写文章时我并不知道，当不了后台。 当时，上海市委领导理解我们的处境，悉心保护我们，指示淡化处理。后来，刘吉同志将“皇甫平”文章及那些批判材料，送给了邓小平身边的一位同志，请她转交给邓小平审阅。 到下半年事情有了转机。江泽民在199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讲了一大段改革开放，其中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不要把计划和市场作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标志的思想。 邓小平冷静地观察和思考了这场交锋。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为十四大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 不久，中央和全国各地方报纸，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中心，纷纷发表自己的言论。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了《深圳特区报》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栩栩如生地传播了邓小平视察深圳的活动和谈话内容。 与一年前发表“皇甫平”文章的遭遇大不相同，舆论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个加快改革开放的生气蓬勃的舆论环境，很快在中华大地蔚然形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