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的中国来说,改革无疑是最大的红利也是最大的政策。如我们所愿,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并通过了涵盖15个领域,60个具体任务的《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不虚不空,为我们清晰地描绘了改革路线图,确定了改革时间表,并针对某些重点领域的改革,既给出了顶层设计的方案,又给出了具体实施的保障,让我们对下一步的改革,有希望、有信心也有期待。本期特别策划将以点和面相结合的方式,为“家”人概括其中的一些新亮点、新政策;释疑其中的一些新举措、新思想,让“家”人更清楚地了解我们国家下一步改革的方向,以及这些改革将如何影响我们自身的生活。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深化六大领域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与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时间表: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
《决定》新政策、新亮点 l 产权改革: 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健全现代产权制度。 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 解读:第一次写入产权,强调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意义重大。 l 国有资本改革: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提高国有资金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解读: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上升,国企红利将更有效地用于为全民创造福利。 l 价格改革: 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 解读:强化市场,突出决定性。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放开能源交通电信等领域的竞争性环节。第一次把“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写入文件。 l 融资渠道改革 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解读:股票发行注册制有重大突破,股票融资在企业融资中的比重将大大提高。 l 金融改革: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 解读:金融企业将出现优胜劣汰,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后,政府对银行的隐性担保将逐步退出。 l 行政体制改革 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 解读:行政级别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产物。会造成服务机构、事业单位的官本位、权本位思想突出,影响工作效率。取消行政级别后,即打破了一把手、一言堂的管理方式,可以采取更现代化的管理制度,使之回归知识本位、研究本位、发展本位。但取消行政级别,并不意味着将这些机构企业化,只是在决策性质上的转变,不会改变公立机构的事业单位性质,也不会改变教师、科研人员、医生的事业编制和保障。 l 信访制度改革 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健全及时就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机制。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解读:涉法涉诉信访法治化,是信访逐渐被司法取代的一个开始。任何法治国家的法治核心,都最终不需要信访这类救济途径,我国正在建立以法治为核心的社会体系。预也许不久的将来,当我国的法律体系逐渐健全、法制观念深入人心时,司法就会取代信访。 l 计划生育改革: 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解读:完善生育政策既要考虑维持低生育水平,又要考虑民众意愿,还有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启动单独二胎是应对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短缺等问题的积极措施。 l 户籍改革: 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解读:不放开不合理,全部放开不现实,户籍政策大门要开,但又要防止一下挤破门。松紧有别的落户制度既能满足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增强产业发展、增加活力的需求,也有利于缓解大城市人满为患的现状。 l 教育改革: 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试行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之间学分转换,拓宽终身学习通道。 解读:这是打破分数决定命运现状的需要,也是培养综合型人才的需要。改革将高考从指挥棒变成服务器,从现行以行政为主导的计划招生转变为专业为基础的自主招生,学校和学生选择权都会扩大。 七问改革 改革要想取得成功,改革者与被改革者的利益绝不能搅在一起。 (一)为什么专门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公报原文: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大部门办小事,小部门办大事几乎是世界的通例,中国和美国虽然政治体制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在国务院的上面设立一些做战略工作的小组,在美国被称为“白宫XX顾问委员会”,这是总统的直接咨询机构,也是几乎所有重大的战略决策的制定机构,而国务院的各部则是执行这些顾问委员会的决定。 在中国,我们对一些领导小组耳熟能详,比如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等,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此次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与其他的小组还不一样,它由党中央设立,极有可能由国家最高领导人挂帅,其层级更高、协调面更宽、更具权威性。作为全面改革的最高领导机构,它将如何发挥作用,发挥多大作用,决定了接下来改革能否按照目标推动下去。下面,我们将通过捋清几个问题,来探讨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必要性和意义。 为什么没让发改委或其他部委牵头改革? 一直以来,改革的职能主要由国家发改委来负责,可这次为什么没有让发改委或其他部委挑头来深化改革呢?这里面恰恰体现了中央对此次改革的重视和决心。我们都知道,接下来要进行的改革全是难啃的硬骨头,涉及面非常广,且里面暗含的利益错综复杂,任何一个职能部门都可能成为需要改革的对象,比如发改委,就涉及到审批权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成立一个利益超脱的部门,才能推动改革走向深入。否则由任何一个国家部委牵头,都难免导致部门利益合法化,从而使改革受阻。另外,此次改革涉及到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等各个方面,任何一个职能部门都难以担负这样的重任,现实也要求成立国家层面的领导机构来统一谋划、推进。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将如何发挥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表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将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和督促落实。但就此次改革而言,该小组成立的更大意义也许在于,对此次改革提供的组织保证、领导能力的保证和执行力的保证。 我们如今的改革推进得慢,难在哪?难就难在各部门利益的协调,和由此带来的阻力上。显而易见,如果让国务院的某个部委去协调改革的某些问题,那么就会经过,提方案,国务院来决定,然后再交由中央决策这一过程,现在由中央直接来领导改革,来协调各部门,对改革的推进力度就会非常大。试想,即使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阻碍改革的一些法律法规来不及修改,如果靠国务院是不可能去协调人大的,但有了中央这样一个权力部门,事情就可以继续向下推进了。 再者,该小组会对各个部门各个地方上改革的执行情况、进展情况,在思想组织各个方面进行保证,如果在以往,有些部门你就是不改,那也没办法,但现在,中央就可以动干部了。 所以,此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建立,让我们相信,改革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凝聚了高层的改革共识和决心,在接下来的攻坚克难中,该小组定会带领我们的国家破除阻力,完成敏感而又艰巨的改革任务,我们对此寄予厚望。
一个国家的强盛和崛起,主要靠两个轮子支撑,一个是经济发展;另一个是安全保障,二者缺一不可。 (二)为什么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公报原文: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虽然,美国、俄罗斯、韩国、以色列等大大小小的国家都有类似的部门,但“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大多数国人来说还是个新概念。其实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国际问题专家宦乡就曾给邓小平同志写过报告,建议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时至今天30多年过去了,我们国家终于决定建立该委员会是因为现在不仅条件成熟了,而且已经到了非建不可的时候了。 就国际环境来说,作为目前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我们与世界各国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先不说我国与传统大国及周边国家各种犬牙交错的利益和博弈关系,我们国家的人、财、物都正在越来越多地和世界发生着关系:我国的外汇储备,截止到上个月是3.66万亿,我国去年出境游的人数是8300万人,且有200万孩子在外面读书,475万工人,36万船员,这还不算我们因公出去的好几千万人。不夸张地说,现在外面掉一架飞机,中国人都会紧张,因为上面可能就有中国人。 而就国内环境来说,我国面对的考验也越来越多,生态环境的安全、食品的安全,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和互联网发展的突飞猛进,经济危机、金融风暴、自然灾害、恐怖主义破坏、网络安全攻击、意识形态争夺等非传统的安全威胁也越来越严重。而与之相对的,我们的应对办法还分散在一些传统的部门里,遇到有突发事件时,也往往是相关多个部门成立一个临时性的协调小组,但这种临时性组织协调性、效率往往达不到最优。如此种种,都要求我们国家尽快建立一个国家层面的,能够有利于最高层统一国家意志、完成重大决策,也能使得各个部门步调一致,更有效率的国家安全机构。 那么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以后将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又将如何发挥作用呢?对此,专家学者的意见比较统一,国家安全委员会应该不会是一个实体部门,而是一个有比较灵活的体制设置的统筹规划部门,和国家安全有关的所有部门:外交、公安、军队、交通、卫生、民政等都应在委员会内有代表。一旦发生危及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突发事件时,委员会就会发挥作用。此外,委员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为国家安全发展制定长远的顶层战略。比如,不论是钓鱼岛问题,还是黄岩岛问题,虽然都是双边争执,但中国将会放在国家大战略层面加以处理,而绝不会再单纯依靠某个具体的行政或执法部门来解决问题。 其实,从国际上来看,有国家安全委员会远比没有好,外交实践告诉我们,对外形势越来越复杂,如果安全决策仅从各相关部门利益去思考,就形成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政策相互冲突,非常不利于我国的整体对外战略。拿美国来说,NSC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最高决策机构,自成立以来一直支配着美国的国家安全决策。在美苏冷战、朝鲜战争、中东战争、“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等重大事件中,到处都渗透着NSC的巨大影响。甚至基辛格对中国的出访,都是NSC积极运作的结果。当然,我们不是要建立和美国一样的国家安全机构,但其所要承担的作用是类似的: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要建立有效的市场+有为的政府。 (三)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意味着什么? 公报原文: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本届全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对比十四大提出的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虽只改了两个字,却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又一次理论创新和突破,也反映出党对社会主义市场规律认识上的深化。 这个新变化所释放出来的信号有两个:一,继续坚定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凡是市场能做的,交给市场。二,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不该政府管的政府不管,改变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归纳起来,也就是要建立高度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有限型的政府。 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党的十四大以来,虽然我们从计划经济的枷锁中解放,市场化改革蓬勃开展,但在灵魂深处我们并没彻底摆脱“指令经济”。行政垄断,政府越位和缺位现象,甚至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市场机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 举个例子,过去像煤炭、钢铁这类产业,地方政府在推动其发展上有过强势的推动引导,如加大投资、优惠政策、补贴等,这样就会向市场发出错误信号:这些行业有钱赚,随即盲目投资,生产大量产品,但市场需求可能根本没那么多。若一旦市场发生变化,企业又来不及反应,就会出问题,政府又得回过头来救这些企业,这一来一去,产能过剩、市场的信号被打乱,市场各主体之间,就不能够按照真正的市场规律来对自己进行定位了。 而根据本次全会的决定,今后就是要创造更公平的市场环境,也逐步去除对某些市场主体的特惠政策,和某些市场主体身份的先赋性优势。比如不断推进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扩大市场准入,使国企和民企在市场地位上趋于平等,这样企业在争取资源壮大自己上,不管国企民企,有实力你就上。上什么项目,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则由市场主体按照市场价格、市场信号去决定了,经济变活了,市场也就健康了。 说到这,可能有“家”人会问,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了,是不是意味着政府就完全放手了?是不是意味着要弱化或否定政府的作用? 其实,让市场起决定作用,是因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理论和实践也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最利于社会公平公正的形式。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也绝不是否定或弱化政府作用,而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凡是存在市场失灵、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地方,还是需要政府适当调控。在此之外,政府要从过去越位,侵犯产权,强行替人决定或妨碍人决定,变为保护产权,保护市场决定权的本位上来。 就像李克强总理所说:政府抓经济,不是当“司机”,不是直接开车上路,而是要管好“路灯”和“红绿灯”,当好“警察”。也就是做好守夜人,提供好产权保护这个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一切政府工作都要以这为中心。违背这个中心,政府就是在自我否定政府存在的价值。 这就要求,作为民众,我们要乐见政府放权,而不是抱怨政府怎么撒手不管了。而有了这样的民意基础,官员也才有动力主动放权。如此,改革阻力小了,再配合些制度性的手段就能解决许多问题。比如中央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由最高层来推进放权,谁不肯放就有罢官风险。比如要真正建立法治,把由市场决定确立为司法原则,谁敢滥用权力去干扰市场就要吃官司等。 总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用老百姓话说就是,以后不管是市场还是市长,都要遵循客观市场规律来配置资源。对于其预期成果,我们乐观其成。
改革的成功不光取决于目标的一致,还取决于这个“改”的过程中的力量协同。 (四)从“管理”到“治理”变的是什么? 公报原文: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这个改革总目标的前半句我们应该不陌生,但后半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说法比较新鲜,尤其是“治理”一词,在过去我们听到更多的是国家管理、社会管理。由“管理”到“治理”,虽只有一词之变,但却是本届全会的亮点之一。这主要是因为这个变化标志着我党在创新社会治理和执政理念上有了重大飞跃。 那么这个“治理”究竟带来了什么改变呢? 首先,管理”到“治理”,最核心的变化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传统的管理一般是国家或政府从上至下的行政式的管理,那就是你强我弱,我是国家的统治者,我管着你、管着社会。它强调的是单向的、垂直的,是自上而下的,是政府对社会团体、企业公民的命令式的管理。而治理是强调作为公共机构的政府和社会力量共同管理社会事务的过程。它应该是扁平化的,除国防、外交等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大多涉及到民生领域的事务应该是政府、社会、公民共同来完成。这里面提前出来的是一种“和谐”,而不再是过去的那种“控制”。 这种变化,应该说是源自党和政府对以往改革实践及当前改革形势的准确把握提出的。当前,我国正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结构并存,绝大多数人在非公经济组织就业。那么我们原来计划体制下的“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利益主体多元化了、复杂化了,再继续依靠单一的国家主体力量,进行大包大揽的统一管理,不但管不了还有可能管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多元主体的参与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社会治理。中央对此的正式提法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这表明党和政府正在逐步学会“借力”,并体现出了一种“公平”。 其次,除了治理的主体发生改变,治理的方式也相应改变。例如除了行政的管理,还要求加强法治建设、思想道德规范建设、诚信体制建设、信息化管理、舆论引导、心理疏导、人民调解、基层社会自治等多种方式进行有效的社会治理。这又表明党和国家在逐步凝聚“合力”。 另外,社会治理的特点是强调常规性的、基础性的服务和管理;强调社会组织、公民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强调社区建设的自我服务和自治管理。当前不少地方政府错误地认为,社会管理就是“维稳”。事实上,“维稳”只是社会运行出现失秩状态之后的应急管理。社会治理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更多地做好日常的、基础性的服务和管理工作。这说明政府在有意识地从管理型向服务责任型政府转变。 而且,除了要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变,还要推进这种“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之所以要“现代化”,其实也说明我们目前还不够现代化,虽然过去在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把它当成一个体系来看待应当说还没有做到。下一步如何做到呢?这就要求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这三者之间,需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相互促进的“1+1+1”大于3的一个结果,来使得我们的治理体系产生最大的效用。也就是抓落实。既然借力并凝聚合力,那就要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比如推动各种人民团体,工会、妇联和各种社会团体为一定的社会群体服务、化解矛盾、协调关系等。 当然,有效的社会治理需要健全体制和机制,我国还要在社会管理领域加快立法的进程,做到社会管理有法可依;同时还要建立和完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及时有效的化解矛盾。 总之,由“管理”到“治理”,体现的是执政理念、治国理念的转变,也是社会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方向和渠道,以及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变,更是体“以人为本”和“和谐”“公平”理念的深化和升华。
过去改革的成败,很大程度取决于城市,而深化改革的成败,或许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 (五)农民将得到什么样的实惠? 公报原文: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