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我把这一组照片拿给85岁的张英老人观看时，耄耋之年的他目光中闪现出一种极为复杂的情感：惊讶、思索、痛苦、凄婉、激愤、困顿……或者，这样一些词语也远远不能概括历尽沧桑之后渴求忘却的心境。张英说：这些照片将一代人最不愿回首瞩目的人生牵扯铺陈在那儿，也把刻在我们心灵深处一块已渐被时光抚平的伤疤再度揭开让世人观看。可关键是，今天的人们又有多少能读懂那一段荒唐的历史，理解我们心中的痛？ 上世纪60年代中叶，勉强从大饥荒中挣扎出来的中国，风云突变前的安宁提醒国人：一场政治台风正在酝酿之中。依然沉浸在反修防变和阶级斗争宏愿中的毛泽东，虽然在建国后“批判胡风”“镇反”“反右倾”“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疯狂进攻”等运动中已将中国知识分子的脾气消弥干净，但极度敏感的政治神经仍在不时提醒他，对知识分子的管控须臾不可放松。按照他坚信不移的阶级分析理论，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是革命的依靠力量，唯有知识分子阶层虽经几十年的教育，但几千年儒家道统的影响仍未被彻底放弃，议论兴亡、贬褒时政的“毛病”总是难改，因而隔一段儿时间就得教正一次。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采用一种特立独行的方式给知识分子敲警钟。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信说，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同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的主要内容。在那个年代里毛泽东的每一句话都有所指，都要达到某种目标，当然，也必然掀动一场社会变迁，以实现这种目标。不知为什么，这段寓意极为复杂的指示并没有马上转化成一场政治台风，一直到“文革”渐入“佳境”，政治家们才把“五七”指示用来给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未遭遇彻底锤打的中青年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安排一次触及灵魂、洗髓透骨式的改造机会。 上世纪60年代末，有两道选择题摆在他们面前：要么阖家上山下乡迁往农村，变身农民；要么就是独自一人去往在偏远山乡如雨后春笋般新建的“五七干校”学习劳动，经历心灵洗礼。 1970年冬天，41岁的省报编辑张英背着匆忙间打上的行李卷来到离家700里的省直机关五七干校报到时，他反而感到了一点庆幸，出身农家，打小在庄稼院里长大，读书时放假回乡也短不了在田间劳作。这些年上级组织参加“四清”等运动，他也到农村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正逢壮年，他也不惧怕出力气干活。再说了，他觉着自己是省报独当一面的“硬手”，单位的工作缺不了他。所以用不了多久，就会重归岗位……“五七”干校接待他的同志看看老张只带了个小行李卷，连衣服都没带多少，意味深长地苦笑一下：老张，我看你还是做打持久战的准备吧！ 省直机关“五七”干校坐落在长白山南麓一个群山簇拥的小平原上（先在敦化青沟子，后并入左家五七干校）。第一批学员发扬“愚公移山精神”，硬是在乱石嶙峋的河滩上搬走了上千车石头盖起十几排土坯房子。东北山区的秋天是最美丽绚烂的时节，漫山遍野的荒草野树热情奔放地绿了一夏天，北方的秋日终于将它们染成了深红、浅黄、老绿交相错落的风景画卷。宁静的山野间百鸟啁啾、清泉汩汩。如果更换一种时代底色和情景心境，此时此刻，正是这些从城市喧嚣中脱身出来的人们，感受诗情画意的最好机会。在大学读文学专业，后来笔耕不辍的张英总算是摆脱了苍白的政治新闻和无聊的教条抢白，置身返璞归真的世外天堂，他跟先来的同事说，这是一片能生长诗篇的土地……而人家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你马上会知道你的文采会用于何处的。 “五七”干校实行半军事化管理。上面派来的军代表铁青着脸宣布纪律：每天五点以起床号为令，到大操场集合站军姿、走正步，操练拼刺、瞄准、投弹，到三个月后一定要达到部队训练标准；每三天还要搞一次长途越野拉练；每天上午到下午各四个小时上山修大寨田、挖引水渠，从河滩上搬石头建“反帝长城”、砌“反修堤”；工间休息半小时集体学习毛主席著作、读“两报一刊”社论，晚饭后再学习两小时，座谈阶级斗争新动向……不管你原先多高级别，现在多大岁数，严控病假、事假，统一到食堂吃集体伙食，不容许自己“开小灶”…… 张英18岁那年在家乡参军，跟着“四野”从白山黑水一直打到了南中国海的万顷碧波边上，然后由部队推荐进了大学。按理说，枪林弹雨、风云激荡的战争岁月也见识过，可在“五七”干校经历的艰辛和打磨却是他从未经历过的。白天的劳动绝对超负荷，再加上强化军事训练……张英看着那些已是白发满头的老同事背着行李卷、趔趔巴巴跟在“拉练”的队伍后面艰难地跑着，他几度想接过老人肩上的背包，让他们喘口气，但“军代表”在一边严厉地喊着：他应该自己管自己，别人代替不了他们接受教育！ 经过“文革”前半程的“适应性训练”，这些知识分子不仅适应了当“革命对象”，也完美学会了各种相互暗算、倾轧、欺诈、陷害技巧，“革命”使人在不自觉间变成了犹大。更可怕的是在这样无微不至的革命思维浸淫下，揭发批判、上纲上线，一棍子打死式的判决、从人间到地狱的转换，都那么顺理成章、天经地义，以至至爱亲人的床头闲谈也可能成为第二天批斗大会的主题，而揭发告密者觉着这样做才能体现对领袖的赤胆忠心。 在一次工间休息时，人们无意中议论起当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天安门城楼上人物站位的更迭。一位年轻同事随意拿起几块石头依次数点“城头变幻大王旗”的错落无致，张英蓦地发现现场人们脸色更改，他大声咳着阻止年轻人的话头，暗示可能的危险。果然，这一绝对的大不敬行为迅速成为干校重点追查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军代表和工宣队当然不能放过这个斗争苗头。可令人惊奇的是，所有在场的人异口同声否认讨论过什么敏感问题，只是要求“诗人”当场背一首诗，描绘“丰收后贫下中农的生活幸福”。而张英不加思索地吟诵：“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工宣队听得糊里糊涂默然离去。当晚，全体干校学员在大操场集体学习“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和“五七指示”之后，军代表宣布：现在虽是农闲时节，但改造思想的步伐不能停，在劳动中反击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斗争不能停。经过革委会研究决定，取消所有假期和周日休息，把去年建好的“反修防变堤”拆了，在原址重建一道更加坚固的大堤……有人说这是折腾人，俺们说，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就是得没完没了地折腾，不怕费事！不在今天受几遍累、吃几次苦，明天资产阶级就得让俺们再遭二茬罪……另外，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往后少跟大老粗玩诗呀歌的文字游戏！ 长白大山里，暮色沉重，晚风如刃，撕扯着人们单薄的衣裳，渐浓的寒意中生长着无名的悲凉与伤痛，高天之上远行的归雁凌乱排成一字，飞向远方……张英原本对短短的农闲假寄以很大希望，回家看望妻女和年迈的父母、为家人操办各种过冬事宜，他自己也要置办冬装，以熬过白山丹水间难以想像的奇寒酷冷……可这些预期看样子已成泡影。张英用眼角余光环视周围，在大操场上，上千老老少少的干校学员全都沉默不语，山谷间除去秋虫的低吟浅唱，再就是河水万古不息的奔流，仿佛生命的力量和声响都静止了。最后，那位穿军装的领导也许感到了默默压抑的力量，他色厉内荏地喊道：不管你们愿不愿意，这事定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前期，“五七”干校这一政治“怪胎”才开始慢慢走出舞台中央、渐渐淡出视野。一方面，林彪的落马结局，也在淡化着社会生活中政治挂帅和“红色恐怖”的色彩；另一方面谋求让各级党政部门重归秩序也需要大批干部恢复工作。这样，不少像张英那样没有什么明显“政治问题”的中青年干部被召回，在云翻水覆的干校大院里只有少数尚有“疑点”的“革命对象”仍然被扣押在政治的“另册”里，继续接受艰难时世的“考验”。 1975年9月，诗人郭小川用这样的激情句式描写他在团泊洼干校的坦荡心境和战斗渴求：团泊洼，你真是这样静静的吗？不，团泊洼是喧腾的，这首诗篇里就充满着嘈杂。不管怎样，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它也许不符合秋天的季节，但到明春准会生根发芽……可惜的是，被誉为最富激情诗人之一的郭小川没能等到春天，他在1976年中国的春天来临之前死于干校。 85岁的张英老人自述平生喜爱诗歌，而且特别难忘的诗篇中就包括郭小川这首《团泊洼的秋天》。只是，他虽然熟记诗中每段铿锵分明的词语，在以后的年代中却从未当别人吟诵说起。张英长叹一声：就如同看见你拿来的这些照片，每一次看过、想起都是一段噩梦般的记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