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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严冬的一天，天上飘着鹅毛大雪，东北风刮得树梢和电线嗷嗷叫，大约上午10时，一个女孩拿着她给《烟台日报》的求救信和报社总编给我的信，走进了我的办公室，浑身抖瑟着站在我面前。女孩名叫李振萍，17岁，严冬里穿着十分单薄的衣服，脸色冻得发青，两手红肿得像小馒头，目光呆滞，头发蓬乱，像一个沿街乞讨的小乞丐。她把信递给我，一声不响地站着，她“扑通”一声朝我跪下了，流着泪说：“《烟台日报》让我找你，说你会帮我的，所以，我就来找你！” 面对跪在眼前的可怜少女，我来不及看信，急忙把她拉起来，递水，稳定她的情绪，我想《烟台日报》总编让少女找我，原因是我负责新闻接待，经常给报社写新闻稿和散文、杂文。 看了少女给《烟台日报》的信，听了女孩痛苦悲伤的诉说，我明白了。这是一个准备投海了却人生的女孩，死前她给《烟台日报》写了一封信，寻找最后一丝生存的曙光。如果她给《烟台日报》的信如石沉大海，她剩下的最后3个馒头吃光了，她就去投海。她暂住的地方离大海很近，没想到《烟台日报》马上给她回了信，为她指出了生存之路，期盼我把少女从绝望中拉回来。 周曙光总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我相信，你会救这个可怜的孩子！帮群众排忧解难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看完信，我想了很多，帮助群众排忧解难是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任务，我可以为少女买上御寒的棉衣棉鞋，可以掏腰包帮她解决暂时的生活困难，可这都是暂时的，不是长远之计，少女这第一道难关可以闯过，但是下一关怎么办？ 毋庸置疑，人不到走投无路的地步是不会去死的。女孩当时确实是无路可走了，她父亲病危时，母亲根本不管，跑到外村和一个男人鬼混，父亲死了，抛下了她，她只知道哭，多亏村里的乡亲们帮助她把父亲火化埋葬。不久，少女的母亲和那个男人结婚了，两个人竟然把少女父亲留下来的房子变卖了，女孩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继父把女孩送到一家私人农场干活，少女干活挣的钱被继父全部装进自己的腰包，还试图逼少女委身于农场主。无可奈何，女孩离开了农场去了东北姑姑家，没想到姑姑更冷酷，白天让女孩到建筑工地像男人一样搬砖、挑水泥、登高、出大力，从工地回来还要负责家里的全部活计，女孩挣的钱要全部交给姑姑，好饭好菜姑姑还不准她动筷子。女孩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过着非人的生活。女孩再也忍受不了了，只好一路乞讨、一路流浪，身无分文回到了老家。可“家”她是不能回的，女孩走投无路了，她想到了死，却又不甘心就这么年轻离开人世。于是，就给《烟台日报》写了封信，发出绝望的呼救。 女孩还没走，《烟台日报》总编又给我打来了电话，恳请我真心实意地救助女孩。中午，我到机关食堂打了两份饭，和女孩在办公室共进午餐。女孩看我发愁的样子说：“大叔，我看你挺为难的，我的事不好办就算了，我不怨天、不怨地，就怨我命苦啊！”我笑着说：“帮你解决暂时的困难，我不用求人，自己有这个能力,但我想帮你解决人生的难题，说实在的，难度很大！你给我点时间，后天来听信。”女孩拿着我给她的生活费，带着几分期望走了。 那个时代，企业都是国营和集体的，工人都是正式的，往企业里安排几个人很困难。还有人对女孩的身世有所怀疑。闭门羹，一个又一个闭门羹。城里不行，乡下也许可以，我突然想到了经济实力强、重视民生的芦头村，那里有几个村办企业，但都是力气活，不适宜女孩。但村里有个敬老院，女孩伺候老人很合适。黄昏，我披风迎雪走进了芦头村，找到了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说来也巧，村敬老院还真需要这个女孩。第三天，女孩来了，我带她走进敬老院，管吃管住，每月还有工资。敬老院是一个永恒的事业，女孩如果愿意干，工作到退休也没 问题。上班后，村里给女孩购置了行李，包括冬天的衣服，安排了宿舍和具体工作。《烟台日报》派人给女孩送来书籍，让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我和村党支书在和女孩交谈中，知道了她的生日。腊月，飞雪迎春的日子，这一天，敬老院食堂专门为女孩做了一桌子菜，我又送去了生日蛋糕。晚饭，敬老院餐厅灯火一片，女孩面对一桌子的菜和生日蛋糕泪流满面。她对党支部书记说： “你们共产党员真好，关心人、帮助人、体贴人，比我的亲人都亲,我将来要和你们一样，做个关心他人的共产党人！” 女孩告别绝望走进阳光，感到无比幸福，工作热情高涨。因她表现出色，被调到村委工作，后经人介绍，嫁给1名军官，并随军去了南方，在杭州市一家单位工作。转瞬快30年了，如今，女孩已进入不惑之年，生活美满幸福，每年春节，她都打电话来问好，每次都要重复两句话：没有你们共产党人的帮助，就没有我今天的幸福生活！你们让我告别了绝望，迎来人生的美丽！” （作者退休单位：龙口市委宣传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