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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4月，我参加淄博市史志工作会议期间，淄川区政府史志科长孙学珍告诉我：她们区的龙泉镇渭二村党委非常重视编纂村志工作，成立了《渭二村志》编纂委员会，党委书记亲自挂帅任编委会主任和村志主编，党委副书记任村志办主任靠上抓，并挑选了7名有写作能力的人员，做编辑工作。现已编成40多万字的送审稿，请你帮助修改。听到她的介绍很受感动，当场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会后，我和她来到渭二村村志办公室。 当时，村党委副书记马衍顺正和编志人员商量工作。孙学珍给大家介绍说：“为了修改好村志稿，给你们从省里请来了修志专家帮着指点指点。”我急忙说：“专家不敢当，论岁数我比你们大，就称呼老谭吧！”我接着说：“听到孙科长介绍了你们编写村志的情况，很受感动。但愿和同志们共同商量修改好志稿，争取出版一部质量较高的村志。”接着马书记非常诚恳地说：“我们这些同志都没有参加过修志培训班，也没有现成的村志参考，只是模仿着几部县志、区志照葫芦画瓢，肯定有很多问题，有谭老师帮助修改真是雪中送炭。”我当场表示：“同志们这么信任我，真是盛情难却。给我一部志稿带回去，一定仔细阅读，待我看了全部志稿再共同商议。” 我带着志稿回来的路上思绪万千：过去曾审读了地、市、县、区、乡镇志稿和各种类型的年鉴稿近百部，并参加了很多单位的评稿会，却从未看到村志稿。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有机会审读村志稿，能够贴近农民编村志深感荣幸。便暗下决心，把参加地方志工作近20年来所积累沉淀的史志知识全部贡献给渭二村的史志事业，绝不辜负村党委和村志办同志们的期望。于是，我夜以继日地逐字逐句地审读了全部志稿。对不规范的记述直接改在志稿中，问题较大的随笔作了记录，然后整理归纳成书面修改建议。在修改建议中就像医生诊断疾病一样，指出 哪些地方欠妥？为什么欠妥？怎样修改比较妥当。使村志办同志们既能明确修改的道理，又能看到我是真诚的帮助。 我带着修改稿和修改建议第二次来到渭二村。和村志办同志们实事求是地说：“我仔细通读了志稿，不够规范的记述都改在志稿上，有些问题需要和同志们共同商议。今天，咱们算是开个志稿研讨会，我先发言，供同志们讨论。” 我首先肯定了志稿的资料非常丰富，特别是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点。由于编纂一部志书是非常庞大的工程，难免有不足之处。马书记曾说，这部村志稿是模仿几部县、区志照葫芦画瓢编写的。客观地说，你们模仿的几部县、区志是出版比较早的，有的问题方志界还没有研究成熟。试想：葫芦有瑕疵瓢能例外吗（同志们都笑了）？对于志稿的不足之处归纳了五个问题。我考虑每讲解一个问题，大家就集中研讨这个问题，形成了共识，再讲解下一个问题。这样，争取把有关问题都解决好。大家一致表示同意。 我讲解的第一个问题是制定凡例的重要性。方志界有识之士比喻：假如把一部志书比作一个国家，那么凡例恰如《宪法》。是因为凡例用以规定志书编纂体例、行文通则的纲领，使编纂人员编排有准则、取材有依据、行文有规格，以保证志书质量，并使读者得阅读之要领。根据上届修志的经验，凡例的基本内容应具备以下十个方面：一是指导思想；二是时间断限；三是志书体裁；四是篇目结构；五是大事记；六是人物立传、简介；七是资料来源；八是文体、语言、数字、计量单位；九是采用纪年；十是记载范围和称谓。这十条必须分别具体规定，缺一不可。为了使同志们看到比较规范的凡例，我根据志稿内容结合原有凡例，重新草拟了凡例，供同志们研讨。同志们讨论时都说：原来没有认识到凡例这么重要，现在明白了它的重要地位和基本内容。并一致同意采用重新拟定的凡例。 我讲解的第二个问题是志书的篇目结构。方志界大都认为篇目结构有三种：即大编、中编、小编。现有志稿采用的是小编。虽然麻雀五脏俱全，但它的五脏总不能与牛马的五脏相比。同理，一个村庄各项事业的史料数量总不能与县、区的史料数量相比。因此，现有篇目模仿县、区志的结构，致使很多章下无节、无目，而且有的章下寥寥数语像个小序，这样设章非常勉强。作为村志的篇目结构应根据渭二村的实际，即要内容决定形式又要尽量达到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因此，史料较多的行业，可设篇、章、节、目，史料较少的行业，可采取相近行 业合篇设计，就避免了勉强设章的问题。再者，有的章、节划分标准不统一，造成了章与章之间、节与节之间有交叉关系；还有的章、节的标题重复，也有的标题外延较宽等问题。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明白横排纵写的修志原则决定了志书的上、下层次是领属关系。即篇的标题属性必然为之下各章的标题所具有；而章的标题属性必然为之下各节的标题所具有；而节的标题属性必然为之下各目的标题所具有。这是因为上一级标题是由具有共同属性的下一级标题组成的。这样，在一篇中会形成章与章之间、节与节之间、目与目之间是不相容的并列关系，这 就是方志界所说的志书横排；而篇与章之间、章与节之间、节与目之间是属种关系，或称为领属关系，这就是方志界所说的一次立目、目不重见、层层相辖。为便于同志们研讨，我根据志稿的内容和横排纵写的修志原则，特意重新撰写了志稿篇目，大家共同讨论修改。有的同志说：“原来也觉的篇目的总体设计有很多地方不够合理。可是怎么改又束手无策。谭老师给修改的篇目，解决了很多问题。”还有的同志说：“有些标题也名正言顺了。”经大家讨论，一致同意采用新拟定的篇目。 我讲解的第三个问题是要认真核实统计数字的准确性。在审读志稿时，把概述中运用的所有统计数字都与专业志中有关的统计数字一一核对；把专业志中所有统计表的子项相加与该表的合计总数一一核对；把涉及古代史的所有公元纪年和夹注的历史纪年与《中国历史纪年表》一一核对。发现概述与专业志中有的同一年份同一项事物的统计数字自相矛盾；有的统计表子项之和与该表合计总数自相矛盾；有的公元纪年与夹注的历史纪年自相矛盾。凡自相矛盾的数字都在原处做上标记，以便核实后改为准确的数字。可以断定：凡有自相矛盾的数字，肯定有一方是错误的数字。著名史学家郭沫若曾说：“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当今方志界大都认为统计数字自相矛盾为硬伤，直接影响志书质量。因此，对所有入志的数字应认真核实，力求做到准确无误。经大家讨论，一致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当场确定由一名老会计专门负责核实全部志稿的数字。 我讲解的第四个问题是进一步规范行文的表述。志稿中有的表述不符合中共中央的决定精神。例如：志稿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写作“受极‘左’路线的影响”不规范。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大跃进”写作“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起来”，对“文化大革命”写作“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而且左字未加双引号。既然党中央有左倾错误，在地方必然受左倾错误影响。因此，应把上述都改为受左倾错误影响，就符合中共中央的《决议》了。再如，志稿对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写作“揭批‘四人帮’”也不规范。《决议》写道：“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今天，我们的志书不能再出现“四人帮”了。大家听到我讲解的这个问题都感到很遗憾。有的同志问我：“你对中央的《决议》怎么记得这么准？”我从书包里拿出《决议》单行本（1981年7月人民出版社出版）说：“1981年7月，我看到这个《决议》认为太重要了！过去很多不理解的终于明白了。我就把这个单行本收藏起来。1982年参加史志工作以来，我所看到的每一部志稿凡涉及建国以来的政治运动，我都以这个《决议》为金标准来衡 量。所以，至今还保留着。” 我讲的第五个问题是消灭志稿的错别字。国家出版署明文规定：公开出版物的差错率不能超过万分之一。否则，为不合格印刷品。如果我们的村志万一到了这个地步，国家出版管理部门就会追究出版社的责任，还要销毁全部志书。因此，我们要拿出老鼠钻进书箱里——咬文嚼字的功夫来。大家一致认为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当场确定两名文字功底较深的同志专门负责消灭错别字的工作。 接着，我翻开志稿，从头至尾给同志们解释在志稿中所修改的地方。这次志稿研讨会整整座谈了一天，大家对我的讲解给予高度的赞扬。正如马书记说：“这次志稿研讨会，等于谭老师给志稿存在的问题动了一次大手术，使我们大开眼界。他为提高村志的质量费了很多心血，我代表村党委表示感谢！”我急忙说：“过奖了！过奖了！我不过做了该做的事。” 后来，在出版、印刷过程的重要环节，他们又多次邀我帮助把关，我都欣然接受，严格把关。终于2001年8月，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了。是年底，《渭二村志》荣获国家新闻出版署书刊印刷优质奖、淄博市社科优秀成果奖。我手捧着这部装帧精良而又质朴的宏篇巨著（出版字数422千字）大有舐犊之乐。特别是这部村志记载的史实可以断言：是改革开放唤起中国农民的觉醒，是改革开放推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大调整，是改革开放变农业国为工业化国家的根本保证。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沉醉在无限的欣慰之中，便欣然命笔撰写了《试谈〈渭二村志〉鲜 明的时代特点》一文。在《志与鉴》刊物2002年第3期发表，得到省史志办领导的好评，被省政府办公厅机关党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上述回忆了贴农民编村志的点点滴滴。这使我体会到：作为省级机关的专业干部应尽量较多地掌握本职工作的专业知识，才能具备为基层群众服务的工作能力，进而为践行群众路线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退休单位：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