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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组织安排我由汶口公社到省庄公社，担任党委书记。上任第一天的早晨，一大早，我骑自行车走了12里，8点多钟到了省庄公社机关。正值“三秋”大忙，与前任党委书记接上头，放下行李，又到了省庄公社桑家瞳大队 “三秋指挥部”，帮助驻地生产队收刨玉米，深翻整平土地。下午到村子里了解情况。晚间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听取了情况介绍，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墒情差。因此，给各大队下达通知，要求先造墒、施肥后播种，做到底肥不足不播，墒情不好不播，压实挡细，保证种出一个高水平的秋种，打下明年丰收的基础。回到公社驻地天已放亮，尽管很疲劳，但这一天过得十分充实。这也是我走上基层主要领导岗位的第一步，心里很踏实。深入群众 在省庄公社工作期间，每天都是包上煎饼、卷上咸菜、骑上自行车，深入到村里、田间、检查工作，了解问题，发现困难，及时解决。群众都把我当成知心人，讲心里话。当时农业增产的关键是化肥，很多群众提议，能否建化肥厂？根据广大群众的呼声和建议，党委下决心建省庄公社化肥厂。该厂投产后，满足了全社对化肥的需要，使粮食生产得到了大幅度地上升。走活了“一步棋”，公社的工作走向了主动。当时省庄公社，在全省有名，这都是深入群众的结果。 深入群众，说出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不敢说在这方面做得好，但我任省庄公社书记期间，700多个生产队的地边、地界，分得清清楚楚，700个生产队长，我都能面面相识，有的直呼其名。 有一天是夏季苗田管理，走到北上高村南，20多个人在一块锄玉米地，他们只锄垅背，不锄夹垅草，光图锄得快，不管质量。我就问“你们是十三生产队，谁是生产队长？”有人说这里没有生产队长。“把你们队长叫来”。我一直等到把生产队长叫来，当面指出了存在的向题。群众作了检讨，队长下了保证，我才离开。过几天后，我又到该队查看时，干部群众都说，公社领导真是认真，决不能有丝毫马虎。 骑自行车办公 上世纪60年代，有辆“大国防”自行车作为代步工具，就觉得非常满足了。每次检查生产，要求每管理区都到。公社8个管区，要全部跑一圈，一天大约80里。每次都是我头前带领，对到会的每个人提出要求，我走那里后边的必须走那里，决不能抄近路。所以前边的跑多快，后边必须跟上。当时这是现场检查，促进生产的一个很重要的办法。 我们那时骑自行车，到村头时都下车推着走，认识的熟人都打招呼，群众对公社干部非常亲热。现在条件好了，有了运输车，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据有人计算，坐车办事，要比骑自行车提高效率l2.5倍。小轿车一下去，风驰电掣，老百姓老远闪开，唯恐避之不及。而骑自行车下去，老百姓老远迎上去，嘘寒问暖，特别宜于贴近感情。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坐车与骑车都是工作的需要，关键是心里是否装着老百姓。反正我觉得我们在推奉一种观念的同时，可能又丢掉了一种宝贵的东西。 但是，不分什么情况，到村里工作，好像没有车就不能下去。这势必脱离群众，影响党组织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有的说时代变了，不能再用过去工作的老一套。我认为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也不能变。在乡镇工作重点，就是基层群众，不是每天只应付上级。 廉洁从政 我在省庄公社工作10年的时间，从未在生产队吃过一顿饭，喝过一次酒。每天出发都是用毛巾缝的袋子装上煎饼咸菜，随身带上茶叶盒。到了下边有开水就吃饭。到管理区、供销社门市部也是如此。不给下边增加负担。有时炒上几个鸡蛋，也是自己掏钱，从未花过公家1分钱。由于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带头，公社党委、管区的同志也上行下效。有时遇到党支部书记留下吃饭，我都婉言谢绝，不给下边增加麻烦。 有人说：现在市场经济了，观念变了，公款吃喝的问题解决不了。我认为 ，环境可以影响人，人们也可以改变环境。我们党的干部，强调牺牲精神，强调 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共产党的本质决定的。 帮助困难户 我们党委在研究工作时，时常提到这个令人痛心疾首的问题：建国已20多年了，还有很多困难户，5口之家盖1床被子，有的是夏天拆了棉被当单被，冬天再把单被做成棉被，铺的是大席子，穿的是补丁摞补丁，小孩子衣服露着肉。民政部门分配救济款时，往往是“普降小雨”，其实无济于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可全部依靠生产队解决，下边又没有这么大的财力。 1971年春天，莱芜张家洼的七O一指挥部到我社招工。我就在一次党委会上提出，从困难户中解决，我们党委的同志与管区干部一起，先到后省庄，亲自看了无被、睡席、缺衣穿的困难户。这样一方面了解困难户过穷日子的艰难，统一了认识。另一方面也统一了标准。然后我们党委领导挂帅，组织公社干部参加，用了1个星期的时间，逐村逐户，摸清了全社470多个困难户的名字，登记造册，报送党委。通过公社党委研究，将这次200多名招工指标，从花名册的第一页开始，按照顺序和条件，每户先安排1名就业。通过两次招工，使这些家庭很快起了变化。无钱花的有了钱，男光棍都找上了媳妇。全社干部群众无不拍手叫好，说是公社党委做了一件大好事。 但是，也是遇到阻力的。有的公社干部家庭有困难，也想让子女去当工人。有的同志曾提出，是否可以留点指标照顾一下？我当即表示，1个也不留。我们的生活总比那些困难户好得多。从公社书记到一般干部，1个子女、亲属也不安排，都要带头，不能与农民争指标。以后来了指标，由民政部门按花名册顺序安排，不用党委再研究。尽管当时个别同志有意见，只要将问题讲明白了，他们也都想通了。 离开省庄公社的10几年后，我曾给这里的干部说，我在省庄公社10年，政治上没有打击过别人，不欠同志们的政治账。但有一笔账，我是永远还不上了，就是你们的家属子女，影响了招工就业，至少是耽误了时间，这一点请你们谅解。 科教兴农 那时，省庄公社为了科学种田，首先健全完善科技推广网络。全社73个大队，71O个生产队，公社充实科技站，由1名副社长兼任站长。大队建立科技队，生产队设立科技队长，配2～3人的技术员，全社形成一支科技队伍。 公社强调各级领导抓“三田”。即三级都有试验田、种子田、丰产田。农民科技队伍活跃在农业第一线。经过多年培养、锻炼，有的提拔为乡镇党委书记、镇长，有的当了县长，成长为建设新农村的生力军。 公社建立“五七”红校，当时各类学校都已停课闹革命，都放了假。我们就找了地区农校，请了3名教师，在公社“五七”红校负责上课。办起了以农业知识为内容的训练班，训练对象是公社管区干部和生产队三职：即生产队长、科技副队长、会计。每期12天，共计训练了2500多人。通过培训，使学员明确了土壤的性能、肥料使用方法、水的合理灌溉、良种的增产效果、大田管理知识…… 1967年，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下放到泰安地区农科所，该所驻地就在省庄公社。他们选育的定名为“泰山1号、2号、4号”品种，能抗倒伏，抗锈病，高产，能亩产600斤。黄河、长江流域的10几个省，播种了几亿亩，均获得了大幅度增产。当时农科所的试验成果，就是在省庄公社北上高村培育繁育成功的。省庄公社6万多亩小麦，都成了种子田。经过3年多的繁育，全部都成了良种小麦。从1972年开始，全社在推广小麦良种上，做出了突出贡献。 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奖励。 （作者退休单位：泰安市政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