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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生艰苦朴素，处处严以律已，清正廉洁，堪为共产党人的典范。 “共产党人就要做难做到的事” 毛泽东生活十分俭朴，他总说：“惟安贫者能成事，故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 战争年代，毛泽东吃过南瓜红米饭，睡过稻草堆，和许多普通战士一样穿着缝满补丁的衣服。延安时期，毛泽东仅有三件衬衣，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破得实在不能穿了，就让人把三件衣服补成两件继续穿。在杨家岭毛泽东旧居前的墙壁上悬挂着一幅大照片，拍的是毛泽东身穿打了大块补丁棉衣棉裤作报告的情景，这也是当时毛泽东艰苦朴素生活的生动写照。 新中国成立后，物质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毛泽东俭朴的生活方式仍一如既往。进入北平城不久，毛泽东准备在香山双清别墅接待民盟负责人张澜。为了表示尊重，他让卫士长李银桥找件好些的衣服换上。这下可让李银桥犯了难，因为从“存货”里翻了又翻，选了又选，竟找不出一件不破或者没有补丁的衣服。李银桥埋怨说：“主席，您看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来了，一件好衣服都没有。”毛泽东笑声爽朗地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一定会考出好成绩。” “现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要去借一件?”李银桥提议说。 “不要借了，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就这样，毛泽东穿着补丁衣服会见了张澜。后来，考虑到开国大典仪式庄重，毛泽东才同意请师傅为他做了一身新制服。再后来为了出国访问的需要，他又同意买了一双圆头黄皮鞋，一直穿到与世长辞。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曾经以外交礼仪的需要建议毛泽东再买一双尖头黑皮鞋，以便接见重要外宾时穿上。对此，毛泽东坚决反对，并幽默地反问道：“外国人是要来见我毛泽东，还是要看黑皮鞋？” 因为毛泽东的内衣内裤袜子都是补丁叠补丁，以至他在接见外宾时卫士都要事先提醒：“主席，坐沙发上要缩回腿，一伸腿就‘露馅’了。小心，‘家丑不可外扬’。”卫士们把提醒毛泽东不要露出补丁的话精练为“家丑不可外扬”。 对于其他生活用品，毛泽东认为只要还能用，就不许随便丢弃。在韶山毛泽东遗物馆保存的毛泽东生活账单中，有很多关于修补生活用品的记录，如修补热水瓶、修补皮凉鞋等等。而他对牙刷的使用则近乎“吝啬”，一把牙刷要使用多年，一直用到变成“不毛之地”时才最终舍弃。毛泽东最昂贵的日用品当属一只瑞士产欧米茄手表，那是1945年8月重庆国共谈判时郭沫若送给他的。手表虽然品质精良，经过几十年的佩戴机械磨损也相当严重，但他不愿意换新的，前前后后修理了好几次，一直用到去世。 无论物质条件艰苦还是有所改善，毛泽东始终不改俭朴的生活习惯，他总是意味深长地对身边的同志说：“没有条件讲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人就是要做难做到的事。” “不比贡献比享受，那就没出息了” 毛泽东不但自己一生保持着艰苦奋斗、节俭朴素的习惯，而且严格要求子女们要艰苦朴素，不允许他们有任何特殊化。他的女儿李敏曾回忆说：“小时候父亲经常要求我们艰苦朴素。解放以后，要求我们不要穿得太讲究，要和老百姓一样，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就行。” 1946年，毛泽东让刚从苏联回到延安的毛岸英脱下苏军制服和大皮靴，换上自己穿过的旧棉衣棉裤和用边区纺的粗毛线织的背心、袜子，不久后又让儿子从自己那儿搬到中央机关去吃住。当时，边区经济困难，规定机关干部只有技术人员和科长以上级别的老同志才享受中灶待遇。不久，毛泽东偶然得知毛岸英也吃中灶，非常生气，责备说：“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们一起吃大灶。”随后他让毛岸英到警卫排去吃大灶。 建国后，李讷和李敏上大学后都吃住在学校，与其他同学一样，住七八个人一间的宿舍，睡上下铺，吃一样清淡的伙食，一样下乡参加劳动，回家一样挤公共汽车。只有到了周末大家都可以回家的时候，她们才能得到回家见见父母的机会，而就是在这种时候，她们一般也还是照例去机关食堂就餐。 李讷读大学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学校的粮食定量不够吃，每天饥肠辘辘，脸色也不好。身边的工作人员提议给孩子增加些营养，毛泽东没有同意：“不就是吃食堂吗？食堂的伙食要比多数农民家庭的伙食好，不是这样吗？” “主席，您总找低的比，这不公平。”卫士争辩道，“大多数城里人家的伙食未必比学校食堂差，我家里就比大食堂的伙食好。而且您为革命做了那么大贡献，孩子吃好点人民没意见。” 毛泽东严肃地说：“她们还没有做贡献呢。人哪，生活还是跟低的比有好处。不比贡献比享受，那就没出息了。” “如果你当了国家主席，他们也会给你送的” 毛泽东一生清廉，公私分明，不徇私情，不谋私利，不搞特殊。 建国初期，毛泽东有不少亲朋好友给他写信，要求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于生活上的困难，他总是从工资和稿费中进行资助接济，但对于工作上的安排，却不会给予任何关照。杨开智是杨开慧的胞兄，支持过革命活动，女儿也牺牲在晋察冀边区，新中国建立后满怀希望地想通过毛泽东的推荐得到重用。毛泽东则在回信中态度鲜明：“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在写给同窗好友毛森品的信里，他则耐心地解释：“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 日常生活中，毛泽东也特别注意不接受任何不应属于自己享受的东西。1954 年，江青以方便毛泽东游泳为名，擅自提议在北京西郊某建筑物内修建了一个小型游泳池。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严厉批评了江青，并随即给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写信：“为补救计, 建造费 5 万元从我的稿费中支出, 游泳池封闭不用。”毛泽东的烟瘾很大，医生认为长期下去会严重损害身体健康。身边的工作人员打听到国外有种带过滤嘴的香烟能减少有害物质的吸入，便委托外交部的同志购买了两打，准备作为“公烟”在招待费中报销这笔开支。毛泽东得知后坚决不同意，认为公家的是公家的，个人的是个人的，这烟钱只能从自己收入中开支。他后来还专门就这类问题对工作人员说：“中国不缺我毛泽东一个人吃的花的。可是，我要是生活上不检点，随随便便吃了拿了，那些部长们、省长们、市长们、县长们都可以吃了拿了。那这个国家还怎么治理呢？” 为了避免干扰地方的工作，毛泽东每次外出视察，都随身带着必要的生活用品，不要迎送，不接受宴请，离开时不收礼品和土特产。在各种公私往来中，一些国内外人士曾指名道姓给毛泽东送了不少礼物，其中既有价值不菲的象牙、燕窝、鹿角等珍品，也有茶叶、桔子等普通土特产，但毛泽东只留用了极少数几件作纪念，如西哈努克亲王送的公文包，齐白石送的砚台等，其余一切都造表注册交公处理。 有工作人员曾劝毛泽东留下一些个人需要的礼品，他很不以为然地说：“这是送给国家主席的，如果我不是国家主席，就不会有人给我送礼了；如果你当了国家主席，他们也会给你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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