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蝶飞舞，两块移动平台缓缓地驶向舞台，一个载着一身蓝衣黑裤、洒脱依旧的“宝哥哥”徐玉兰，另一个载着一袭紫红旗袍、温婉秀气的“林妹妹”王文娟。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送给台上这两位分别已是93岁和88岁的“舞台姐妹”。掌声还未平息，王文娟那极具韵味的唱腔响起。徐玉兰也亮出身段开唱，中气十足，声声中听。二人虽已耄耋之年，但唱腔韵味一如往昔，气度震慑全场，只四句唱词，台下如炸雷一般的掌声迭起。

　　她们好久没上台了，很想念观众朋友们，这场演出或许是这对舞台姐妹舞台演出的绝唱。徐玉兰主动加唱了那段耳熟能详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一旁的王文娟几乎半扶着徐玉兰，她知道老搭档今晚过于激动，身体可能吃不住，唱罢两句，便怎么也不肯再把话筒递过去，而是在掌声中，慢慢扶着徐玉兰走下舞台，正如多年前每次演出结束一样。

　　《舞台姐妹情》一开票就引发购票热潮，17个小时内五场戏票相继售罄，很多观众凌晨4时就来排队，好像又回到当年越剧鼎盛时票房红火、观众如云的盛况。

　　舞台的场景似乎很熟悉，仿佛穿越到每一次演出过的舞台：在满目繁华的上海滩，剧场灯光闪烁、人头攒动，幕布被慢慢拉开，一生一旦，唱念做打，演尽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心底恰似旧时友

　　1948年9月22日，在上海明星大舞台首演的越剧《风萧萧》结束后，37岁的徐玉兰在后台见到了32岁的王文娟。此时，凭着“金嗓子”，徐玉兰已经是红遍上海滩的越剧红小生，王文娟也以“小支兰芳”的名号在花旦中崭露头角。二人相见恨晚，正如越剧《红楼梦》中“宝黛初会”：眼前分明是外来客，心底恰似旧时友。

　　这次演出开启了她俩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舞台合作生涯。徐玉兰开朗爽直、热情坦荡、嫉恶如仇；王文娟脾气随和、文静内向，有时还不免有些小迷糊。面对抉择大事时，徐玉兰这个老大姐常常挺身而出、当机立断，这或许和她总在台上扮演小生有关，总会保护和照顾花旦。王文娟对在舞台上经常扮演自己“丈夫”“恋人”的玉兰姐，一直是既尊重又亲密。

　　事业上，徐玉兰和王文娟比翼齐飞，一同积极推动越剧革新。新中国成立初期，她俩合作推出了《信陵公子》《玉面狼》《明天更美丽》等新剧目，并于1952年7月率玉兰剧团参加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文工团，成为总政文工团下属的一个越剧队。1953年4月，她俩不顾家庭阻力，一起带团北上参军，辗转于抗美援朝前线，冒着枪林弹雨，穿越封锁线，为志愿军战士慰问演出《梁祝》《西厢记》。徐玉兰和王文娟经历了不畏生死的战火洗礼，那场在猫耳洞里的“午夜循环场”更令她俩记忆犹新：蜿蜒山路上的车灯、道路两旁随处可见的弹坑、战士们热情的手电、洞外隆隆的炮声，和那一夜轮回往复的开场……

　　徐玉兰常常像长姐一样照顾王文娟，凡是出力气的活儿，总是抢在前头。王文娟打的行军包经常是软塌塌的，拎一拎就散掉了，因此，打背包的事就交给徐玉兰了。那个大暑天，王文娟牙齿发炎，疼得厉害，徐玉兰要送她去部队医院治疗，但一时又没车，只好头顶着烈日行走了十来里路，才赶到医院。医生给王文娟打止痛针，王文娟因剧痛而惊叫，徐玉兰在旁安慰她，又急又累，竟在不知不觉中晕了过去。待到徐玉兰醒来时，王文娟又在一旁劝慰照顾她了。

　　从朝鲜回到北京，已经是1954年1月。几天后，按周总理指示，剧组得回上海。那时，她们想留在部队，不舍得离开。“不行啊，南方的花还是要开到南方去啊。”总理开玩笑地说，“我的压力很大呀，上海的观众都抱怨我，只把你们上海的戏让部队看，不让老百姓看。”最后，她俩遵照周总理的指示，返回上海，被编入华东戏曲研究院越剧实验剧团二团（后转入上海越剧院），担任主要演员。她俩为越剧合作倾尽心血，演出了不少精品：《追鱼》《春香传》《西厢记》《北地王》《关汉卿》……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955年国庆前夕，二团将《红楼梦》一剧的演出任务交给了她俩。新中国成立前，徐玉兰就和姚素贞搭档演过《红楼梦》，老戏新演，领导特地嘱咐：要排练好《红楼梦》，原著起码要通读十遍！

　　尽管宝、黛的角色创作是公认的高难度“动作”，徐玉兰和王文娟还是勇敢地接受了挑战，甚至开玩笑地说“以自己的项上人头作保证”，一定要塑造好角色。为了将这部传统越剧剧目成功地演好，她们下了不少工夫，也吃了不少苦头。在去莫斯科九天演出的长途跋涉中，徐玉兰竟然在火车上通读了三遍《红楼梦》原著，并悉心研究和揣摩其中的重点片断。而王文娟更是将与黛玉、宝玉甚至是宝钗相关的片断都用不同颜色的彩笔加以标注，反复地阅读，深入地理解。

　　她俩的努力换来了演出的巨大成功。自1957年开始，越剧《红楼梦》在内地巡回演出三年，在观众间掀起了“宝哥哥林妹妹”热，城市乡间经常可以听到有人能哼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一说到“贾宝玉”“林黛玉”，即使不是越剧迷，也无人不知。越剧《红楼梦》将她们的越剧事业推向高潮。

　　1960年冬天，徐玉兰和王文娟随越剧代表团抵达香港演出，这次带去了剧目《红楼梦》。直到现在，她们还记得当时所穿的是灰大衣、红旗袍和高跟鞋。《红楼梦》在香港首演后，引起轰动。票房很火，18元港币的戏票被炒到300元港币，就这样仍然一票难求。有些观众实在买不到票，就站在戏院门口看看海报，听听戏院里传出来的声音，“望梅止渴”。当年《红楼梦》在港连演18场，现在，大家只能通过电影一睹两位艺术家当日的风采。

　　去香港演出《红楼梦》的最大收获就是促成了电影《红楼梦》的拍摄。虽然都是越剧界的大腕儿了，但是电影表演艺术还是让她们在拍摄中遇到了不少棘手的难题。她们在舞台上可以很自由地表演，情感和动作表演能够一气呵成。但是拍摄电影的时候就不行了，一个个分镜头的拍摄，一开始让她们很不适应。但她们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来塑造贾宝玉和林黛玉这两个角色，迅速地调整和适应银幕前表演方式，最终使这部戏曲电影成为越剧史上的一座丰碑。

    人间知己最难求

　　徐玉兰把演的贾宝玉刻画得可谓惟妙惟肖，生性刚烈的她从小就透着一股男孩子才有的豪气与果敢。从逃学看戏、弃演花旦，似乎都看出徐玉兰率性、调皮的性格，而怒斥流氓的无礼、为姐妹不畏伪军的枪弹，以及在玉兰团独掌大局的魄力就更显出她作为小生演员的内在“潜质”。或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女性够不上柔情似水的美丽，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天性的坚毅为徐玉兰的“宝哥哥”和众多人物形象塑造增添了无穷的魅力与洒脱。

　　外秀慧中的王文娟早已成为了观众心目中不老的“林妹妹”，一举手一投足都会引来无数“娟迷”的爱怜与欣赏。12岁就投奔表姐去上海学戏的她，起初也只是一个无名小辈。她和姐妹们一同睡地铺、吃粗粮，在艰苦的条件下学习、成长，她为躲避来自鬼子和汉奸的调戏污辱而机智斗争并与姐妹们团结“作战”；她甚至只能借助演一具没有任何台词的尸体的机会来偷偷学戏。在与徐玉兰相遇前的十年间，聪明的王文娟是一个有心人，潜心地学习和努力使她迅速在越剧界脱颖而出，最终成就了她和徐大姐的一段“红楼奇缘”。

　　一出好戏，除了表演者自身要具备高超的艺术造诣外，还需要搭档的默契与配合。1960年秋，她们南行巡回演出，在广州东乐戏院演出《追鱼》最后一场“分别”时，徐玉兰有一个“抢背”动作，不料因为舞台台口比较浅，差点翻出舞台。她赶紧收住步子，结果胸口一阵剧痛。王文娟见徐玉兰脸色苍白，脸冒虚汗，知道发生了意外。凭着多年的演出经验，她连忙扶起了徐玉兰，到了后台，发现徐玉兰锁骨从肩胛处突了出来，方知是锁骨骨折，心疼得直掉眼泪。

　　台上的徐玉兰和王文娟是一对经典的情侣搭档，生活中也成就了各自的美好姻缘。在拍摄电影《红楼梦》期间，王文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伴侣——著名电影艺术家孙道临。徐玉兰一直都很自豪地说：“王文娟和孙道临，我是大媒。”电影拍摄结束后，王文娟和孙道临去庐山度蜜月，同行的还有搭档徐玉兰和她的先生俞则人。她俩演出了宝黛“怀金悼玉”的爱情悲剧，却在生活中建立了自己幸福美满的家庭。无论是徐玉兰和丈夫多年的恋情，还是王文娟和丈夫相濡以沫的婚恋，无不令人艳羡。对于情感的忠贞，徐玉兰在丈夫去世后用无尽的追念做出了回答。王文娟和丈夫在伤病时用相互关爱，在生活和工作中用默契、浪漫找到了满足与幸福。她俩在戏里戏外的人生中品尝了饱满的果实。或许正是艺术让她俩懂得了生活，又是生活让她俩重塑了艺术。

    但愿知心到白头

　　患难时节，徐玉兰和王文娟这对姐妹更是“同心一致”。

　　“文革”开始时，她俩都被打入“牛棚”，被贴大字报、被抄家、被院里的造反派用各种方式折磨和抽打，这几乎是每天的生活。后来她俩又被要求定期到上海越剧院院部“工棚”参加劳动，到“五七干校”劳动。她俩种菜、养猪，在沉着、宁静中不失坦荡坚毅。

　　徐玉兰不甘心就这样荒废了越剧，找到一处“世外排练场”，天天练唱，从不间断。而老搭档王文娟也每天偷偷跑到比较偏僻的地方去喊嗓子，练身段，只希望有朝一日再上台的时候，身上的功夫还在。她们相互鼓励，相信“一切不会永远这样，越剧一定会有东山再起的一天”。

　　十年“文革”过去后，已过半百之年的徐玉兰和王文娟，虽然青春不再，却仍然坚持每天练功，积极排戏，重整越剧旗鼓。她们迎来了新剧目《西园记》的排练。当时，排练在盛夏酷暑中进行。导演马科深有感触地回忆道：“我第一次走进排练场，看到徐玉兰、王文娟等著名演员，她们都已提前到场，并穿好了靴子、水袖，待命开排了。时当三伏酷暑，电扇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这些素享盛名的演员有着丰富的舞台经验，但还是认真对待排练。”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诸多文艺团体实行改革，改为自负盈亏的责任制。生性不甘落于人后的徐玉兰不再安于吃“大锅饭”，决心要在改革中先走一步，闯荡一番。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老搭档王文娟。多年的亲密合作让她们很有默契，彼此间谁有什么心事，都会想到先和老搭档商量。正如她所想的，王文娟完全赞同，并且表示全力支持。为了筹建剧团，徐玉兰与王文娟天天开会商议，有时商议到深更半夜，两人就结伴乘夜班公交车回家。适逢寒冬，候车时寒气逼人，为取暖又消除疲劳，她俩干脆在车站边跳起了交谊舞。虽然早已年过花甲，但她们仍带着新建的红楼团踏遍了多个省市、乡村以及更偏远的地区。红楼团年年盈利，更为越剧扶植新生力量和越剧改革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1948年至今，徐玉兰和王文娟搭档了半个多世纪，观众称她俩是“越剧舞台上的并蒂莲”。越剧《红楼梦》唱道：“万两黄金容易得，人间知己最难求。背地闻说知心话，但愿知心到白头。”在徐玉兰眼中，王文娟永远是妹妹，是与自己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妹妹。她们之间的情谊不被金钱所移，不被流光所转，是这世上“知心到白头”最好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