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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底，中央宣布将于11月9日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国人对这次会议充满期望与揣度。原因是中央为这次会议设定的主题至关重要：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问题。 因为要对党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推出重大决策的初步效果进行梳理总结，一般在大会召开后一年多召开的“三中全会”注定是一个分量极重的节点。在党史纪录中，多次“三中全会”都曾对涉及党与国家前途的重大事项做出承前启后的突破性决断。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例，由于果断推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这次会议不失为新时期的开天辟地之举，其在整个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特殊地位，我们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会过誉。而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国家面对更为复杂的政治、社会、经济局面，包括金融危机阴霾迟迟未散，传统的发展增长模式已尽显疲态，人民渴望变革的迫切与各种风险、阻力同在。除去以往“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之外，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推进公共治理结构转型的顶层设计和具体操作方案也迫在眉睫。人民对改革处于胶结或停滞的担忧、迷惘，更加大了对这次全会能在更大层面进行一场伐毛洗髓式变革的殷殷寄托。 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一句话，就是要重塑改革动力机制。改革本质上是遵循经济社会变迁走向、增强制度适应能力的系统更新。正因为任何一种社会都存在维持原状的惯性及惰性，以致众多盘根错节的集团、阶层为了保持固有利益和汲取渠道的稳恒，明里暗里拒绝改革，不承认改变现有社会分配格局的必须，这使改革愈发要从以往皆大欢喜的“帕累托改进”，向剥夺、压抑少数人特权的革命拓展。我们甚至能从薄熙来、蒋洁敏、李××案的处理及民意反响，都能看出社会已经到了阶层分立、观念对峙的尖峰时刻。因而这轮改革注定是一次披荆斩棘、冲破传统与固化体制的制度重构。中央在提及十八届三中全会任务目标时开宗明义：既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要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 篱。 当前社会各界基于自身关注纷纷畅想着未来改革计划的美好，人们希望改革方案能覆盖期待的所有领域。不错，全社会对分享改革成果的强烈愿望理应得到鼓励；况且，当前中国各个群体在一些重大取向上也应有共同目标。但同时我们必须承认，社会已经变化，不会再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伟大领袖一声令下，几亿国人齐步前进。今天的改革要在承认诉求多样的前提下，尽量谋求凝聚最大公约数下的共识，以降低改革成本。这样的改革首先是一场制度清淤过程，需要为之构建更多公众认同的基础框架，以维护程序正义和社会公正，让所有的合理诉求都能在上述框架下充分表达，并构筑利益协调和补偿机制。这是增强公众对制度创新适应能力的务本之举，它有助于克服因相关方利益固化而渐成的相互抵触情结。比如，要避免一些经济改革实际蜕变成“改革即涨价”，要克服一些改革演变成向缺乏话语权群体甩包袱、陡增其生存压力的异化之举；也要避免即得利益集团利用改革转嫁危机，进一步褫夺大众权益空间。 总之，我们要进行的是一种全面的系统改革，要经过合理博弈最终超越短期利益的纠缠、对立。我们要力求将改革由“技”上的小改小动变成治国管党安邦之“道”的更新，要真正厘清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边界，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值此年终岁尾，我们要特别指出：2013年反腐高潮迭起，大贪小贪纷纷落马，虽是大快人心之事，但这也暴露出法制及制度残缺，权力之手仍然错放于市场、政府、社会之间，时不时要现身寻租，谋求自我利益。而当下我们对腐败等改革阻力的反应机制还停留在“露头才打”的尴尬被动中，这种陈年积患已备受诟病。因而制度反腐应成为新一轮政治改革的特别着力之处。而唯有构建吸引广泛民智参与的改革平台，厘定政府职责、完善自控机制，才能营造出“自利当博弈，公器不可利用“的良序，让权力在制度框架下循规蹈矩，让市场和社会自治自律，让尽可能多的公众权益诉求各得其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