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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年代，我国大后方有三首十分流行的歌曲。这三首歌在创作上前后衔接、彼此呼应，旋律由哀怨走向奋起。 最先出现的是张寒晖作词作曲的《松花江上》。这首创作于1936年的歌饱含血泪和悲愤。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中国东三省，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张学良电令时任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保存实力，消极对持日本关东军的挑衅，致使东北的东北军官兵，携老带子，布满西安街头。东三省全境沦陷之后，蒋介石又借口“攘外必先安内”，调集撤退入关的东北军包围主张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东北军有家不能归，有仇不能报，却要为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去卖力，心头都郁结着悲苦怨愤。红军便向东北军展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联合起来、枪口对外、一起打回老家去”的宣传工作。张寒晖当时就是红军一个宣传员。针对东北军战士“有家归不得”的思乡之情，他经历几个不眠之夜，写成了这首感人肺腑的《松花江上》。这首歌悲愤苍凉，如诉如泣，唱出了亡国的血泪，唱出了民族的悲伤以及救国的希望。 第二首流行歌曲是端木蕻良作词、贺绿汀谱曲的《嘉陵江上》。这首歌的创作思路源于《松花江上》。端木在对诗人张天授谈及此词的创作动机时提到了这么一段轶事：1939年的一天，诗人方殷到重庆北碚探望当时在复旦大学（1937年12月，上海南京失守，复旦大学内迁到重庆北碚夏坝。编者注）教书的端木。双方谈兴正浓时，端木突然说“《松花江上》唱出了东北人民切肤断肠的苦痛，不愧是一支名曲。但我听着，觉得太过悲凉，心中总不是滋味！”方殷就说：“既然如此，那你何不写一首激昂的歌词，让我拿去请人谱曲？”端木答应了。后来，方殷就把端木写的《嘉陵江上》的歌词拿给贺绿汀谱曲。在拿到这首散文诗后，贺绿汀开始尝试多种谱曲方法，均不理想。在一个月明之夜，他沿着通往南纪门的街道向河边走去，踏着河沙和卵石，听着滔滔的长江流水声，他踟蹰着，徘徊着，口中不禁吟唱。忽然，他感到他要寻觅的那种情绪猛地浮上心头。他不停地哼着刚刚抓住的那串音符，急急赶了回去，当晚就写出了那支抗战时期难得的艺术名曲。贺绿汀笑着说：“没想到这支《嘉陵江上》谱于长江之滨，好在它们都汇集在重庆。” 第三首是刘雪庵谱曲的《流亡三部曲》。1937年，刘雪庵把自己从上海流亡到香港途中谱写的《离家》及《上前线》两首歌与张寒晖的《松花江上》编为《流亡三部曲》，对激励国人奋起抗战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时大后方许多学校的音乐老师在1940年前后都曾教唱此歌，在学生中相当流行。第一部曲沿用《松花江上》的词曲，第二部曲写流亡者的思考与觉悟，第三部曲是奋起战斗的号召。其中，第二部曲紧接《松花江上》的离乡背井写起：“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第三部曲则呼唤人们走上战场：“走，朋友，我们要为爹娘复仇！走，朋友，我们要为民族奋斗! ”词语铿锵，曲调流畅，易记易唱。 刘雪庵是抗战前后一位活跃的作曲家，作过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其中有由潘孑农作词的《长城谣》（“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流传最广。可惜解放后在极左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刘雪庵未能展其所长，默默而终，许多人渐渐淡忘了他的名字。当时，《流亡三部曲》也成了他遭受批判的作品，批评家们竟把他“分什么穷的富的……到头来都是一样”的歌词说成是“宣扬阶级调和论”“缺乏阶级观点”；而其实，那说法是符合党当时提出的“全民抗战”（邹韬奋当时办了一本著名的刊物，即以《全民抗战》作刊名）观点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