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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我党群众路线的创立者，更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典范。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还是在艰苦创业的建设时期，他都是心系人民，依靠人民，为人民着想，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听得逆耳之言——“群众的意见反映了我们工作上有毛病。” 毛泽东胸怀宽广，从善如流，即便是逆耳之言也能理性对待，不恼不怒，并从中发现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国民党的封锁禁运，陕甘宁边区的经济面临着空前困难。为了保证军队和党政各机关的正常运转，边区政府不得不加重对公粮的征收，导致群众生出不少意见。 1942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小礼堂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会议开到一半，突然下起了暴雨，一个惊雷正好击中小礼堂，把礼堂的一根粗木柱劈断了，坐在柱子旁边的延川县县长不幸触电身亡。这件事传出去后，流言四起，议论纷纷。有个来延安赶集的农民趁机发泄不满：“老天爷不开眼，雷打死了县干部，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 这样恶毒诅咒党的领袖，实属“反革命”行为，边区保安处主张抓捕严办。事情传到毛泽东耳里，他没有生气，相反，认为这个问题并不简单，一定是事出有因，应该很好地去调查一下。 事后查明，这一年政府下达的征粮任务太重，群众有意见。弄清了事情的原委，毛泽东对保安处的同志说：“群众的意见反映了我们工作上有毛病，有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要允许人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人家说救国公粮太重，这是实际情况，1940年以来人民的负担是加重了。人家说共产党的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念歪了，说明他是拥护共产党的，但对我们的工作和作风有意见。”随后，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公粮的任务从20万石减至16万石，并号召和组织边区机关、部队、学校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已动手，丰衣足食”。 事后，那个骂娘的农民悔恨万分，连连拍着自己的脑袋说：“俺错了，俺错了，俺不该骂毛主席。”
反对脱离群众——“水排干了，鱼还讲什么安全？” 毛泽东非常重视干群关系，厌恶官僚主义，尤其反感“特权”思想和作派。 1949年3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迁往北平，到达北平后临时到颐和园休息。中央社会调查部从安全角度考虑，提前将颐和园内原来住的人员清理出去。可是人全赶走了，后来到此处的人生活也成了问题。毛泽东到来之后，喝水没水，煮饭没人。 毛泽东不禁发了火：“你们搞什么名堂?先来的人都干什么去了?” 社会调查部的同志连忙解释，说北平刚解放，城里城外的特务很多，破坏和暗杀活动很猖獗，不能不严加防范。 毛泽东大声说：“乱弹琴！你把水全排干了，你那个鱼还讲什么安全？你就安安全全干死在那里，饿死在那里吧。” 没办法，社会调查部的同志只好跑到颐和园外面的饭馆里买来饭菜。毛泽东得知这些饭菜是从外面饭馆买回的，语重心长地对身边的警卫人员说：“我说嘛，我说我们离不开群众，最后还得到人民群众中去解决问题嘛。以后办什么事情要首先想到广大人民群众。” 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反对“清场”、“管制交通”等隔离群众的做法。相反，只要有条件，他就不放弃与群众接触的机会。 1953年2月23日，毛泽东晋谒中山陵。公安部门为了确保毛泽东的安全，在安排上山路线时曾打算从旁边开辟一条小路进入陵园门，并准备把游客疏散。 毛泽东闻讯后不同意，他风趣地说：“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祭奠革命先辈，走小道成何体统。我就要走大道。群众是到中山陵游览，我们是到中山陵祭奠，有什么理由把人家赶走？”在陈毅、谭震林等同志的陪同下，毛泽东健步登上了中山陵的石阶。 一群眼尖的学生首先认出了毛泽东，游客们很快高兴地围拢过来。为了防止人群挤撞到毛泽东，负责警卫的工作人员只好手挽手、肩并肩地把他围在中间。毛泽东却并不担心自己的安全，笑盈盈地向人们挥手致意，缓步向前走去。 卫士长李银桥对当时的场景印象深刻，他后来回忆说，警卫人员当时面对这一场景，曾征求毛主席的意见,是否改道或将群众疏散，毛泽东生气地拒绝了：“你们不要把我和群众隔开！”随后大手一挥，迎着群众走了过去。
重视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一贯重视调查研究，认为这是联系群众、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他曾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反复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十分注意调查研究，以此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先后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兴国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分田后的富农问题》等大量调查报告，为我党制定土地革命时期的路线和农村阶级政策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建国后的毛泽东日理万机，工作繁忙，但他不满足于听汇报、看材料，仍然坚持身体力行，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1954年初，为了了解农业合作社的真实情况，毛泽东临时决定前往杭州的新登考察。下车后，为了不兴师动众，他在省公安厅负责人的建议下戴上了口罩。在乡间便道上步行了一二公里后，随意拐进了路旁的一个自然村。这个村有10多户人家，大多数农民在1953年初自发组织成立了农业合作社。 在村口，毛泽东和一位老大娘拉了一会家常，然后朝着大娘所指的民兵连长兼会计的王关林家走去。毛泽东亲切地问了王关林的姓名、年龄、家庭出身和生活情况，王关林一一作了回答。接着毛泽东又十分仔细地问了“农民是不是都自愿入社”、“耕牛等大型农具如何折价”、“土地如何评产入股”、“如何参加分红”、“如何记工算账”等问题。 王关林说：“农民入社都是自愿的，年终分配都是按政策办的。原来有几户中农担心吃亏，不想入社，后来看到我们增产增收，都要求入社。”毛泽东高兴地说：“还是组织起来好。合作社增产增收了，大家就会自愿参加。”王关林还告诉毛泽东：“合作社成立后，社员的劲头很大，起早贪黑兴修水利，改造田地，生产很好。过去水稻亩产只有200斤，现在可达到400斤。今年在农技部门指导下开始试种连作稻，改单季为双季，产量还可以提高，估计亩产可达600斤。” 毛泽东肯定了他们的做法，说：“好，这要好好地推广。” 由于毛泽东戴了口罩，王关林没有认出眼前这位和他亲切交谈的人就是毛泽东。这时，王关林家门前的人越来越多，陪同的省公安厅负责人出于安全考虑，催毛泽东回去。毛泽东说：“不忙。”他又向大家询问了农业合作社的一些情况，回答都和王关林说的差不多。 毛泽东和农民在一起交谈，互相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距离，就像久别的老朋友一样。临走时，不少干部、群众拥着毛泽东把他送到村口。直到20年后，这里的农民才知道，当年到村里的大干部就是毛泽东。 除了自己亲自外出调查研究，毛泽东还要求身边的警卫战士利用回乡探亲的机会开展广泛的社会调查，以掌握更多具体真实的社情民意。为了让战士们掌握一些基本的社会调查方法，毛泽东还特意就如何做好调查研究和注意保密等事项为他们讲课。毛泽东从这些战士调查得来的情况汇报里，了解到全国一些地区工厂和农村的真实情况，听到了人民群众的心里话，从而为纠正实际工作中的政策偏差找到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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