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仲勋传》
简介： 这是一代政治家习仲勋的奋斗传奇！它最权威、最详实、最全面，编撰历时20年，长达94万字，有150幅珍贵照片。它陈述了习仲勋自1913年出生到2002年去世，其间89年的岁月浮沉，还涉及到不少鲜为人知的中共早期历史事件。此书上下册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在2008年和2013年两次出版，在9月份上架以来，持续热销。 精彩书摘 ·遭遇错误肃反 ◇1935年，习仲勋为何落难？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为何要把党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 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和第二十七军在刘志丹同统一指挥下取得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是西北根据地进入了一个大的发展时期，从而成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北上抗日的立足和出发点。不幸，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影响到了陕北。根据地上空笼罩上沉重和不祥的阴云。 习仲勋摔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摆脱敌军追击后驻安塞县严家湾时，中共陕甘边特委也撤至王家湾，军事委员驻曲沟坪，经济委员会驻桥扶峪。一九三五年五月，陕甘边区的党政军机关以驻甘泉县洛河川下寺湾一带，习仲勋随边区苏维埃政府驻义子沟。 在此前后，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发生了一些变化。惠子俊调任中共西北工委书记，李生华继任陕甘边区特委书记；刘志丹担任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继任陕甘边区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李生华去了陕北学习，实际特委书记工作是由习仲勋兼着。政府主席仍是习仲勋”。 习仲勋在洛河川仅六个多月，但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是一段刻骨铭心而异常艰难的时日。酝酿已久的党内思想斗争，终于演化成一场极端错误的肃反，铸成了陕甘边区和红军二十六军的大批领导骨干被捕关押或惨遭杀害的历史悲剧。习仲勋也在此次肃反之中身陷囹圄。这是他第二次坐牢，于前不同的却被关进了根据地自己设立的监狱。 一九三五年七月，在根据地军民刚刚粉碎了国民军第二次“围剿”之际，蒋介石又调集东北军的七个师、宁夏马鸿宾的三个骑兵团连同原参加“围剿”军队，总兵力达十五万人，重点“清剿”陕北苏区。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领导苏区军民奋力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 此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朱理治受原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指派，以“中代”派驻西北代表名义到达陕北。不久，由上海临时驻中央局派出代表聂洪钧也在北方局交通带领下 到达西北工委所在地永坪镇。朱理治、聂洪钧、郭洪涛都是大革命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且有着光荣革命斗争历史的老同志。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朱理治在永坪镇主持召开中共西北扩大会议。会上传达了由中央代表和河北省委共同签署的长篇指示信和军事指令。指示信中称“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而且他们的阴谋已暴露”；“右倾机会取消主义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在党内的应声虫和同盟军”，因此“要反对国民党走狗并与之进行斗争”。军事指令上提出“全面反击”，提出“苏区政策是查田”等等。会议还作出一个完全脱离实际被与会同志批评为“连东西南北弄不清楚”的反三次“围剿”决议案。这次会议精神传达到了陕甘边特委，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指导下的一场所谓的“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在这里很快开展起来。 习仲勋等陕甘边区领导在此次酝酿已经的政治风波中，经历一个又不认识到逐渐认识再到抵制的过程。习仲勋曾回忆说：“当时那个会议我也是参加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我也有劲。革命不积极的，有错误思想的分子因该反对，有什么不好？以后看反的程度不对了，一些正确的人都变成右倾机会主义，但口里还是不敢讲，要积极变现，心里很苦闷。” 八月，“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曾派李景林 、惠碧海、鲁笨等人带来了一些工作人员，前去陕甘帮助工作。李景林到后任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他们不顾边区地方人烟稀少、文化落后的实际，组织其由惠碧海带领的土改工作团在下寺湾桥扶峪采取一些极左的手法开展“查田”分派土地群众运动。习仲勋曾现在一次会议上讲过当时出现的问题：“惠碧海要没收富裕中农，把富农分完了，赶他们上山吃草。”“今天斗争这个，明天斗争那个，又把贫农当成豪绅地主，要处分他，公开在群众中宣布。”“李景林更是这样，说张三是富农，他边说斗争去，又说李四是富农，又斗争去。这样怎么能领导群众斗争，搞好政权和党的工作”。 “陕甘边土地问题上，造成群众一时的恐慌。我在洛川时，水涨了一丈多深，一些农民想疯了一样浮水过来，看到杨玉亭财经委员会的钱，也要没收。我们说这是公款，他们也以一定要没收，把群众领导到随便那东西的程度怎么行呢？我是政府主席，就要拍桌子，骂这是土匪意识，这样搞法不行，群众要造反了”，“我很生气，把一个赤卫队营长叫来说,‘你们这不是土匪行为吗？’这就是他们所谓‘骂群众是土匪’唯一根据。” 习仲勋看到这些“左”的做法对 根据地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和严重危害，即于刘景范一道奋起和抵制。在陕甘边区特委会上，习仲勋明确提出纠正查田运动和土地分派中的偏差和错误，并撤销惠碧海的职务。但是，他的意见遭到了李景林等少数人反对，两种意见经过激烈的争论后，会议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立即停止土地革命，撤销惠碧海的职务。 习仲勋在党内斗争日益复杂、政治气氛压抑的情况下仍全身心地投身于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建立健全的苏维埃政府工作。他们在王家坪建立起军事学校，为红军主力培训军事干部。“习仲勋曾说，那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党校。”习仲勋好采纳一些同志的建议，批准被称为“洛川的王忠秀及王大有、王殿武分别去洛川、保安北部和三边（靖边、定边、安边）方向建立发展游击队。习仲勋还像在南梁时一样特别重视粮食、布匹、物资供应问题；坚持开办列宁小学，编印课本，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到了9月，面对蒋介石政府的围追堵截，“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错误地提出：向西南发展，争取于陕南、川陕苏区连成一片，在连接新疆、青海的革命运动，推动全国革命斗争。之后，有专门研究所谓的“右派”的组织，主要存在于陕甘边党与红二十六军中，从而使错误的肃反和干部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教主义、主观主义纠缠在一起。 九月二十一日，陕甘晋省委发出建立政治保卫局工作系统的指示，颁布红色戒严令，动员政府。贫农团和广大群众严格执行阶级路线，进行肃反。接着就是就开始在永坪镇捕人，并使用残酷的肉刑和指名逼供的手段确定肃反名单，而根据这些写肃反名单不断的扩大肃反范围。 开始时，肃反主持者多以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的名义，将当事人调往后方，然后再已于逮捕。习仲勋曾谈到肃反最初的情形是说：“开来了三十多人的名单，我，刘景范都参加会的。哪里有副主席、通讯员、秘书长，都是右派。我说不对头。先把几个来路不明的人逮捕起来。所以第一次才逮捕九个人，其余的人是我硬担硬保的，如果他们发生了问题，就要立刻逮捕我。越到后就越到处捕人。那时候要拿我的名字写信要把那些人调回来，不然调不回来。所以很多人是经过我调回来的，在这个时候我就发生了很大的恐慌。”时任边区秘书长张文华，在四十八年后仍对当年摆布的情形记忆犹新：“一九三五年九月某日，省政府主席习仲勋令我、杨玉亭上西北工委汇报工作，并参观陕北省工作，吸取经验。到永坪知道张庆孚已被捕。同时看到文件上写有‘暗藏在内的蔡子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中央代表王岗（朱理治别名）正确领导下’等。我被捕后在酷刑下，承认自己是右派。” 习仲勋对越来越多的同志被捕，内心感到不安和焦虑，时常彻夜不眠，已至身体也出现不良反应，每听到有人被捕的时候，就周身不适，频繁腹泻。不久他身边人员甚至连警卫员也被关押，他隐约也感觉到自己难逃厄运。刘景范关切的对习仲勋说，还是暂离此地，躲一躲。习仲勋说：“不能走。我落一个法西斯分子，把我杀了，我也不能走，这些同志都是以我的名义后来的我怎么能走呢？” 其实，西北苏区迫在眉睫的任务是如何粉碎国民党军已持续了三个月的第三次“围剿”，解除异常严峻的军事危机。正如习仲勋在四十三年后的撰文所述：“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蒋介石的进攻，不断取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二十六军营以上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和无一幸免。” 其实，当刘志丹等一批红军将领在劳山前线浴血奋战之时，肃反主持者的逮捕计划就已形成。 习仲勋已感到自己可能被捕，便把随声带的一支手枪、两块银元和钢笔交给了刚才从赤源县回到洛河川的老战友张策，并要张策以看望刘志丹的名义一同驻扎王家坪的红二十五军团军团部，后考虑到这样可能会一起被捕，又决定张策在义子沟边区政府驻地等候，并告诉张悦，如果我能回来，咱们就一同返回特委；如果回不来，就说明我已被捕。 习仲勋到了位于下寺湾东南二三十里的王家坪，刚进军团部就被押了起来。聂洪钧给习仲勋罗列罪状说：“第一骂群众是土匪；第二不搞土改革命，只分田地，不分山地；第三给富农通风报信。张策回忆说“快到黄昏的时候，我见习仲勋由军团部出来了，但是他身后跟着专门负责捕人的红二十五军特务科长朱仰新。我一看就明白了。习仲勋此时已失去同我说话的自由。我只好骑马回到下寺湾。此时，我的脑子乱成一团，茫然不知所措，深感等着我的也是被捕的命运。” 习仲勋被押后，最初关在王家坪，后来押往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押解途中，给他头上套了一个只露两只眼睛的黑帽子，肩上还扛两杆长枪。习仲勋后来常向人谈起去瓦窑堡路上发生的事情：“晚上睡觉时也将人困着，脚上、脖子上也加了绳子。到了真武洞，一位同时被关押的人让我给他松绑，我们互相松开绳子。到了第二天我报告说，昨晚翻身时，把绳子翻松了。不然他们会议逃跑为名抽打体罚的。” 西北苏区的错误肃反进行了一个月左右时间，“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先后在前线和后方机关逮捕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马文瑞、杨森、蔡子伟、张文舟。李启明在内的一大批党政军主要干部，红二十六军营长以上、陕甘边区地方县级以上干部全部予于关押。这些同志在狱中遭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错杀了陕甘边区特委第一任书记金理科、陕甘边区福委会主任张景文、陕甘边区南区委组织部长杜宛和上岸军区副秘书长杨浩等二百多名优秀干部，致使党组织和干部队伍严重消弱，军心动摇，民心不稳。 习仲勋身下囹圄，但看到昔日并肩战斗的的战友被关押、被毒打、被活埋，死于自己人之手时，心如刀绞。他在四十多年后以沉重的心情回忆说：“白匪军乘机挑拨煽动，以致保安、安塞、定边等几个县都反水了。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害。” 一九三五年九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已达到甘肃南部地区。一次偶然的发现，使毛泽东、周恩来刘志丹及其领导的西北苏区，并把党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 九月中旬的一天，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过了岷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在洮河右岸哈达铺一个圩场小憩。几位中央领导兴趣颇高地翻阅着警卫战士刚刚搜集到的一张国民党地方报纸。报纸刊登蒋介石派大军“围剿”，“陕北共匪”刘志丹的消息，深深吸引了毛泽东的注意力。九月二十日，毛泽东对中央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作出报告指出：“民族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在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不久，毛泽东又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走过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 毛泽东以革命家兼诗人的情怀对西北苏区寄予希望。但是，他没有料到，这里正进行一场空前的政治劫难。他所期待见到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根据地领导人此时身带镣铐，处于焦虑和期盼的煎熬之中。 十月十九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达到陕甘边区吴起镇，并得知肃反的情况后，即派贾拓夫携带电台于李维汉同行，作为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贾拓夫是与一九三四年一月表陕西省委赴中央苏区参加第六届五中全会后留守中央白区工作部工作的，十月又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并担任总政白军工作部部长。李维汉、贾拓夫在下寺湾于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会面，证实了当地干部和群众反映西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领导干部以拘捕的消息无误，并将情况立即报告党中央。党中央和毛主席下令：停止被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这时，习仲勋还在狱中。他不可能立即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消息，已极度虚弱的身体仍坚强受着恣意的体罚和生活管理的虐待。后来他从看守的言行和生活的改善中渐渐察觉到形势发生了变化。 ·土改疑云 ◇面对解放区内土改政策的“左”转，习仲勋有怎样的对策？在土改会议上，他的什么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许？ 1947年义合会议结束以后，各分区、各县也召开了会议，依照会议精神积极开展了大规模土地改革和以整党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但是，在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在一些地方蔓延开来，在个别地方发展到严重程度。 习仲勋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一些农村不加区别地平分一切土地，把财产较多、生活较好的农民当土改对象，把已转化为农民的旧地富又拉出来斗争，甚至把在我方任职之公教人员，其家中缺乏劳力者，也定成地主、富农。在枣林坪街，把店铺大部查封。在延家岔，贫农会上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头打死。在辛店贺家石工作团所领导的农会上，规定民兵吊地主，打干部。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是有几名打手，专门捆、打、吊、拷，弄得人心恐慌。习仲勋在会后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写道：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是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都是少数群众（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最严重的是佳县，有好几个村庄，连贫农、中农的东西都一律没收。干部家属幸免于斗者很少。张达志家中也被斗，索要银洋。 有的烈士家属也被扫地出门。 习仲勋对边区一些地方在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的偏向并呈蔓延滋长的趋势是始料未及的。当一些同志汇报工作时，他总是要仔细谈谈在运动中的防“左”纠偏情况，并再三叮嘱工作中要讲政策、讲纪律，切莫头脑发热。当他了解到安文钦先生也被“扫地出门”时，便严肃批评了这种错误做法，指示要坚决予以纠正。尽管习仲勋做了一定努力，但对有效遏制“左”的思潮还是有限的。他苦苦思索着应对这一新形势的妙计良策。 正在这时候，习仲勋接到了参加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通知，使他兴奋的是有关土地改革方针政策的确定，被列为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 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这是一次参加人数较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因为是十二月在杨家沟召开，人们习惯地称为“十二月会议”或“杨家沟会议”。 习仲勋是骑马赶赴杨家沟出席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义合镇和杨家沟分属绥德、米脂两县，路程不算很远，但要绕过几道沟岔。此时，正值陕北最寒冷的季节，带着尖尖哨音的穿山风卷起漫天的黄尘落叶迎面扑来，使人感到刺骨的寒意。加之山道弯弯，崎岖不平，一天的路程走得颇为艰辛。 会议准备阶段分为政治、军事、土改三个小组进行讨论，习仲勋参加了由任弼时主持的土改小组的讨论。讨论集中围绕土改政策特别是正确分析阶级问题进行。习仲勋、李井泉等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特别讲了陕甘宁和晋绥地区土改的情况。由此引起了参加土改小组讨论的叶剑英一段语重心长的话语。他说：“内战时期由于‘左’的错误政策，把自己孤立了。赤区里赤白对立，买不到东西，像海中孤岛，白区里剩下些光棍党员，最后连根都被拔掉。现在我们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援，蒋介石集团则日形孤立。但是我们并不是没有自己被孤立的可能。只有正确地执行联合中农，联合中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才可避免。” 会议期间，毛泽东为了起草好会议的主题报告，逐一同参加会议的同志谈话，调查研究，听取意见。习仲勋应约到毛泽东在扶风寨的住处，向毛泽东汇报了陕甘宁边区战争、生产和群众生活情况，并如实地谈了自己对边区土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形势发展的看法。毛泽东听得非常专注，并不时提出一些问题来让习仲勋回答。 一月四日，即杨家沟会议结束后的第七天，习仲勋致信西北局并转中共中央，就检查绥属各县土地改革工作出现的问题，向中央作出汇报。全信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他在信中特别指出：“陕甘宁边区的老区（全国解放区的一块特殊地区）是有许多问题同新区有其基本上的区别，望能在土改方针及方式上，随时注意，适合当地的具体情况。” 时刻关注全国各解放区土地改革发展的毛泽东，看到习仲勋这封反映农村实际又颇具真知灼见的信后，心情十分欣慰。正是由于习仲勋和西北局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及时发现和纠正“左”的偏差，使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至一九四八年四月，在占老区、半老区总人口一半（约六十万人口）的地区中，调剂土地九十万亩，彻底消灭了这些地方的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边区的经济建设，调动了广大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 ·毛主席说“文革”要三七开，七好在哪里？ ◇习仲勋认为，在整党的问题上，如何吸取“文革”教训？搞好整党，怎样克服“左”的影响？ 一九八三年十月，根据中共十二大的部署，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确定从一九八三年冬季开始，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决定》指出这次整党的目的，就是要正确地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执行党的纪律，揭露和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组织严重不纯的问题，实现党风根本好转，提高全党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更加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努力把党建设成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推进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 在这次全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强调，整党不能走过场，在整党中对于“三种人”，和其他各种错误严重、危害严重的人，必须严肃地做组织处理，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应该严格遵守党章、遵守《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以起到模范作用。陈云在会上着重讲了清理“三种人”和执政党不能以权谋私的问题。 全会决定成立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胡耀邦任主任，万里、余秋里、薄一波、胡启立、王鹤寿为副主任，王震、杨尚昆、胡乔木、习仲勋、宋任穷为顾问。 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和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密不可分，习仲勋虽然是顾问，但由于他在书记处协助主持常务工作，因此也参与了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领导工作，日常工作基本上是习仲勋和薄一波处理的。习仲勋的工作异常繁忙，不仅大小事都要处理，还要按照中央的安排，到省市调查研究，指导工作。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到六月十二日，习仲勋先后到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就整党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他每到一地，都仔细听取当地党委的汇报，深入基层，与基层党的工作者座谈、交流，了解情况。习仲勋对各地在整党中的好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对大家反映的问题，耐心细致地做出解释或发表自己的见解，与他们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 五月二十五日上午，习仲勋在上海召集了三个区和三个郊县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 当有人谈到整党要贯彻自上而下的方针时，习仲勋说，整党是要自上而下的，但在一个地区不要限于这一规定，也可以先搞一些试点，哪个区、县委具备了对照检查条件的，就可以先搞，这也是正常现象。 当议论到对照检查问题时，习仲勋说，对照检查有集体的和个人的，重点应该放在集体，集体对照检查是在个人对照检查的基础上作的，也就是集思广益。个人对照检查，就是进行自我检讨，有问题的要检查，没有问题的也可以不检查，靠学习、靠自觉，不要人人过关。我的意见，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自我批评为主。批评要实事求是，自我批评也要实事求是，要开展谈心交心活动，谈心过程中就有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样可以不伤和气，又能解决问题。整党中解决任何人和事的问题，都要有利于团结，有利于把经济搞上去，有利于开创新局面。如果违背这一点，就是不成功的。 当有人谈到经过工作较好地解决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时，习仲勋说，毛主席过去讲对“文化大革命”要三七开。七好在哪里？“文化大革命”没有一点好处，当时是对形势估计错了，运动发动错了。当然，“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两大派里绝大多数人是好的，但也都有不好的，有“三种人”。“三种人”进了班子的，就要先调整领导班子，把好人选上来，然后再整党。对犯有严重错误又至今不改的，要从领导岗位上拉下来。对“三种人”要坚决清理，又要防止扩大化，要坚持实事求是，是什么样的事实就是什么样的事实。对犯有一般错误的，在整党中就不要再翻腾了。上海是重灾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都是以上海为根据地的，上海确实有它的特殊性、复杂性，处理这些问题要有一个具体政策，你们要研究一下，上海搞好了，对全国很有好处，对国外也有影响。 当大家谈到在“两案”审判、审理中，是否对犯错误的人进行重新处理时，习仲勋说，除了对那些发现新的重大问题和表现恶劣的，要重新处理外，一般的不要再作重新处理。 当谈到对犯有一般错误的同志要有一个政策意见时，习仲勋说，各地有各地的情况，各区问题也有差别，区、县都可以自己拿方案，请市委批准。不要什么都等市委拿主意，市委的意见也不可能很具体，不可能把各区、县的具体问题都写上。这也是一个领导方法问题，就是要你们动脑筋，想问题，去解决你们自己的问题，也就是在实践中培养你们健康成长。 选拔干部是大家谈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习仲勋说，亲疏之别可以有，但亲疏之分千万不能搞。要任人唯贤，光明正大，公道正派，要搞五湖四海。这一点你们当一把手的，搞组织工作的特别要注意。 当大家讨论改革问题时，习仲勋说，上海是世界有名的大城市，在全国占据很重要的地位。现在十四个沿海城市开放，加上海南岛就是十五个地方了。上海的力量雄厚，有一支强大的有觉悟有技术的工人队伍，应该走在前面。中央希望你们带头，搞得更好一些，贡献更大一些，即使不带头，也不能落后。现在大家都在赛跑，到二○○○年实现中央和胡耀邦提出的全党的总任务总目标。整党决定中的四句话，其中统一思想就是要统一到这里，也就是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 ·父子情深 ◇在父亲88岁寿辰，无法前来贺寿的习近平，给父亲写了怎样的一封长信？母亲为何告诉习近平“高处不胜寒”？ 习仲勋的家庭不仅有欢乐、融洽、和谐，也有忧伤和酸楚。女儿习和平聪颖秀丽，恬静文雅，为习仲勋所疼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是习仲勋难以抹去的心痛。儿子习正宁在海南省任司法厅厅长期间，工作积极努力，正当大有作为之际，不幸于一九九七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对习家每一个人尤其是对年迈的习仲勋是莫大的打击。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一直都隐瞒着他。久而久之，不见习正宁回来，又没有任何消息，不免产生疑虑，当他问起时，都被家人与身边工作人员遮掩过去。以后他再没问起过，把对儿子的思念深深埋藏在心里。习仲勋毕竟是经历过重大挫折和风浪的人，在人生的道路上饱尝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坎坎坷坷。他以常人难以企及的坚强，忍着内心的伤痛，坚韧地面对现实，面对未来。 习仲勋和齐心经常鼓励儿女多读书、多学习，为人民作贡献，每过一段时期都要提出新的要求，要求也越来越高。有一次，当着儿女们的面，齐心对他们说：“家中的小事不能影响工作。”习仲勋听到后却严厉地说：“大事也不能影响工作！”习家对子女大事小事都要求严格，随时提醒他们注意保持好的传统。习近平担任福建省省长时，齐心依照家里的规矩给他写信，语重心长地说“高处不胜寒”，嘱咐他更要从严要求自己。 二○○一年十月十五日，家人为习仲勋在深圳举办八十八岁寿宴。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八十八岁是“米寿”，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习家三代人及亲朋好友欢聚一堂为他祝寿，这也是习家人难得的一次大团聚，唯独缺席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不是习近平不想参加父亲的寿宴，而是作为一省之长，他实在是公务繁忙，难以脱身，于是抱愧地向父亲写了一封拜寿信。 习近平深情地写道： 自我呱呱落地以来，已随父母相伴四十八年，对父母的认知也和对父母的感情一样，久而弥深。希望从父亲这里继承和吸取的宝贵与高尚品质很多，给我最深印象的大约如下几点： 一是学父亲做人。父亲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我党同志的普遍尊敬，首先是因为您为人坦诚、忠厚。您曾教诲我，您一辈子没有整过人和坚持真理不说假话，并一以贯之，这正像毛泽东说的，“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 二是学父亲做事。父亲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我辈与父亲相比，太过平庸，汗颜不已。但更令我们感动的，是父亲从不居功，从不张扬，对自己的辉煌业绩视如烟云。这才是成大事者的风范，永远值得我辈学习和效仿。 三是学父亲对信仰的执著追求。无论是白色恐怖的年代，还是极左路线时期；无论是受人诬陷，还是身处逆境，您的心中始终有一盏明亮的灯，永远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在社会上喊我们是“狗崽子”的年代，我就坚信我的父亲是一个大英雄，是我们最值得自豪的父亲。历史已经证明，您是一个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四是学父亲的赤子情怀。您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您热爱中国人民，热爱革命战友，热爱家乡父老，热爱您的父母、妻子、儿女。您用自己博大的爱，影响着周围的人们。您像一头老黄牛，为中国人民默默地耕耘着。这也激励着我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事业中，报效养育我的锦绣中华和父老乡亲。 五是学父亲的俭朴生活。父亲的节俭几近苛刻。家教的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从小就是在父亲的这种教育下，养成勤俭持家习惯的。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的家风。这样的好家风应世代相传。 习仲勋在最后的日子里对子女们说：“我没给你们留下什么财富，但给你们留了个好名声！”这就是习仲勋留给子孙后代的享之不尽的宝贵财富！他以光辉的榜样，教诲儿女们如何做一个纯粹的有益于人民的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