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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87岁高龄的南京大学历史学家茅家琦教授获“江苏社科名家”称号（获此称号的计10人），受到省委、省政府表彰。茅家琦教授著作等身，道德文章皆有口碑，享誉海内外，这次获此殊荣，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出身寒门 志存高远 茅家琦祖籍镇江，1927年2月20日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县一个普通银行职员家庭。其父原在钱庄里当学徒，后经人介绍，到江苏省银行当职员，不久被提升为姜堰办事处主任。茅家琦是家里的独生子，有两个妹妹。茅家琦的祖父和父亲都未受过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亟盼茅家琦能够进学堂学习，故茅家琦4岁就被送进当地的私塾。 茅氏“忠恕”传家。茅家琦的祖父一直教育茅家琦做事要勤奋，做人要老老实实。茅家琦自幼便敏于事讷于言，尔后走上工作岗位，与人相处总是和颜悦色，从不作一词之争。老师和邻里都很喜欢他。 1938年3月，日军占领了盐城，茅家的房子、衣物全毁于战火，茅家琦随母亲避居乡下。父亲辗转找到了他们，全家遂一起去了姜堰。烽火连天，兵荒马乱，茅家生活也难以为继，可父亲还是倾其所有供茅家琦读书。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18岁的茅家琦高中毕业了。当时物价暴涨，父亲失业在家，全家生活几陷绝境。为了减轻家里压力，经由父亲一位朋友的推荐，茅家琦参加了南京中国银行招考“检券生”的考试，并以名列榜首的成绩被录取。该年年底，茅家琦来到南京，在中国银行白下路分行上班。银行，在当时被视为“铁饭碗”，很多人都很羡慕。但茅家琦少年豪气，不甘心把青春消耗在点钞票的生涯之中，于是，三更灯火五更鸡，看书写文章。渐渐地，茅家琦对工作环境感到格格不入。后来父亲重新上班，家境稍稍好些，茅家琦决定报考大学。
潜心学业 心无旁骛 1947年端午节前夕，茅家琦从南京调到扬州，不再数钞票了，专管文书工作，比较清闲，因此他边工作边复习功课。他报考了两所学校——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均是经济系）。先是接到中大的录取通知书，后又接到北大的通知书。一家人几经权衡，最后茅家琦选择了中大。 1947年9月，茅家琦再次来到六朝古都南京，开始了他向往已久的大学生涯。抗战后的中大，物质生活极其贫乏，但却是星驰云涌，名家辈出。吴斐丹老师开的经济学概论课，要学生看英文原版《经济学原理》，并且要求用英文做读书笔记，这使茅家琦读英文专业资料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宗白华老师是位与世无争、与人无争的忠厚长者，他教授人生哲学课，不仅让茅家琦学习了知识，更领悟了做人的道理，特别是宗老师的言传身教、为人师表，为茅家琦日后走向教学岗位做出了表率。 1949年8月，中央大学改名为“国立南京大学”；1950年10月，又去了“国立”两字，称“南京大学”。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处处呈现出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气象。是时，茅家琦22岁，英气勃发，重新燃起了攀登学术高峰的希望之火。1951年，茅家琦毕业后留校，分在图书馆工作。图书馆那么多珍本、善本古籍和外文图书，把他带进了另一个天地。他每天待在书库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把几十万册的图书翻了个遍，虽没办法细读，但极大地拓宽了视野，培养了搞学术的感情和热情。 由于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1952年茅家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3年下半年开始，茅家琦教了两年的政治经济学。教学中，茅家琦深深感觉到，经济领域的某些问题，光从经济的角度是解释不了的，必须把它置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从中国政治制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等深层次中去寻找其原因。就在这“刨根问底”的过程中，茅家琦逐渐对历史学产生了兴趣。1956年调到历史系工作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茅家琦又把眼光投向中国近代史，并于1960年8月，在上海《学习月刊》上发表了论文《读“关于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问题”》。1960年，茅家琦开始担任历史系副主任，从此，他边搞行政工作边搞学术研究。在史学领域里遨游，茅家琦逐渐得出两条认识：学历史，需要前后贯通；学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需要中文资料和外文资料的结合。围绕这两点，茅家琦专注于太平天国失败之后的江南农村社会研究，并去校图书馆查阅太平天国时期的英国国会资料，于1961年12月在一级期刊《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太平天国革命后的江南农村土地关系试探》，于“文革”后发表了《对19世纪50年代中外关系的一点看法——太平天国失败原因辨析》，对传统观点发表不同意见，在历史学界引起了一定反响。茅家琦最终走上太平天国史研究的道路，得力于一代宗师罗尔纲先生的引导。罗尔纲先生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泰斗”，待人诚挚宽厚，对学生循循善诱，对朋友忠信笃敬。1930年，他与吴晗教授结交，成为挚友。后来吴晗遭迫害致死，罗师闻讯，竟悲愤不能进食。罗尔纲先生对茅家琦关爱备至，悉心指导，而茅家琦值风华正茂之年，热情似火，全身心地投入到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之中，成果丰硕：1959年10月，在《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史学论文《我对太平天国革命性质的一些看法》；同年7月在《江海学刊》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太平天国经济史研究的论文《太平天国的田凭是发给谁的？》；同年12月，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太平天国革命后江南农村土地关系试探》。这些文章都以独到的见解、深刻的主题思想、深入浅出的论述，得到了老师们的认同、学界的重视。1963年，茅家琦又继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太平天国的文章。30多岁的茅家琦跨入太平天国史领域，激情澎湃，白天手不释卷，晚上焚膏继晷，写作到深夜。
匹夫无罪 怀才其罪 正当茅家琦事业如日中天时，中国大地上极左思潮甚嚣尘上，寒凝大地，茅家琦一下沦为批判对象，饱受磨难。 他在“拔白旗”运动中首次受到冲击。1958年 “拔白旗”运动在高校展开。其时，历史系刚从外面调来的一位总支书记，不了解情况，对茅家琦有意见，认为他平时不能按时上下班，沉溺于业务之中，“个人主义”、“只专不红”，是需要“拔”的“白旗”，要茅家琦在校大礼堂召开的全校干部大会上做检查。批判者纷纷登台，声色俱厉地指责茅家琦的检查很不深刻，态度极不老实，弄得茅家琦心力交瘁。 作为“叛徒哲学的吹鼓手”，他再次受到批判。1961年以后，老一辈历史学家范文澜、翦伯赞等提倡“论从史出，拨正史学发展方向，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茅家琦受到启发、教育，认为应该用确凿的史实与一分为二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分析与评价历史人物。1964年夏天，在“极左”路线下，戚本禹发表《评李秀成自述》，认定李秀成是农民起义中的变节者和叛徒，挑起了历史学界的一场大争论。茅家琦不认同戚的观点，写了《论李秀成》一文，发表于当年8月7日的《文汇报》上。在整整一个版面的文章中，茅家琦既肯定了李秀成在太平天国后期的杰出功勋，也指出李秀成被俘后的乞降行为是气节有失，是一生的污点，但李秀成最后能回头革命，尽忠就义，不能把这个农民革命领袖的名字从太平天国历史上抹掉。两年后，批茅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说茅家琦是“反动分子”、“反动学术权威”，成了“江苏省吹捧李秀成投降变节的第一名代表人物”。批评之尖锐，言辞之激烈，前所未有。茅家琦被下放到海安县农村参加“四清”运动。 “文革”中他被打成“死老虎”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茅家琦教授很快被打成“牛鬼蛇神”，屡遭折磨，两次险丧性命。一次在教室里接受批判，站着站着，茅家琦只觉头昏，天旋地转，最后撑不住晕倒了。在场的人让他坐在地上，好一阵他才醒过来。1968年底，工宣队进校后，茅家琦被下放到大桥工地劳动，干的是扛枕木的活儿。茅家琦素来身体单薄，加之食不果腹，扛一根枕木就很吃力了。可旁边的一个造反派冲着他喊：“你是‘黑帮’，你得扛两根！”那枕木大概有3米长，10厘米粗，两条枕木放在肩上，走了没几步，就腿发软，眼睛发黑，快要晕倒。而脚下是几十米深的长江，掉下去就葬身鱼腹了。茅家琦咬咬牙挺住了，逃过了这一劫。 多难不死，痛定思痛，茅老师只觉得自己是学习、研究历史的，反被那段历史愚弄了，往事真让人不堪回首啊！
锲而不舍 硕果累累 在那人妖颠倒的年代，茅家琦教授的精神堤坝没有轰然坍塌，而能始终执着追求着自己所衷心热爱的事业，他说，是因为遇到了终其一生不忘的南大的两位学者型校长——郭影秋和匡亚明。 郭影秋，1930年考入江苏教育学院，毕业后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担任云南省首任省长。1957年，党中央号召加强教育事业，他主动请缨，要求到教育第一线工作，经中央批准调至南大。其时，正值反右斗争后期，许多知识分子头上都戴着“资产阶级”的帽子，人人自危。郭影秋以事业为重，不计个人安危，号召大家“坐下来，钻进去”。1961年，他在《新建设》上发表了《谈郑成功和李定国关系》的文章，茅家琦亦在该刊同期发表了《太平天国革命后期江南农村土地关系初探》一文，茅文如石击水，引起了强烈反响，再次激发了他读书治史的积极性。 匡亚明，温文尔雅，一身书卷气，1963年从吉林大学校长位上调至南大，非常关心教师、教学和科研。1964年，茅家琦因写作关于李秀成的文章卷入政治斗争漩涡，横遭风雨侵凌。一次系里召开批判茅家琦大会，匡来得比较早，在系办公室门口碰到了茅家琦。茅家琦感到很尴尬，只能向匡苦笑一下。匡亚明却不以为然，贴紧茅家琦，悄悄地说：“不要紧张，再写文章。”在那“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时刻，作为一校之长，敢于直抒胸臆，需要多大的政治勇气啊，而对茅家琦来说，不啻是冬天里的一把火，暖意盈怀，行将枯竭的心潭，又碧波荡漾。最终茅家琦未受雷霆之灾，也多亏了匡校长的倾力呵护。 随着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的结束，茅家琦终于走出了人生的沼泽地。他锲而不舍，酷暑挥汗，严冬呵手，勤奋之花结出了丰硕之果：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先后出版了包括专著、论文集、史事日记等在内的21部著作，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内容涉及太平天国史、晚清史、民国史以及1949年以后的台湾史等方面，荣获省部级优秀社科著作一等奖3次。其中《台湾30年（1949~1979）》和《蒋纬国的一生和思想演变》两书，虽涉及禁区，但因持论客观、公允，好评如潮，一版再版。他多次应邀出国讲学，进行学术交流，不仅在国内培养了许多研究生，不少国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年轻学者，也远涉重洋，投到他的门下…… 茅家琦语重心长地对笔者说，集30多年辛苦工作经验，他最深的体会有三点： 第一，历史学家必须提高自己人生哲学水平。研究历史，要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公正的、合乎理性原则的评价，首先要求学者自己要具备合乎理性的人生观。学者研究历史——“做学问”，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专心致志，要摆脱一切“私欲”的干扰。整天生活在“追名逐利”、“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紧张状态下，如何能够专心研究、积累成果，取得突破？ 第二，历史学家必须扩大知识面，增强思辨能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往往具有广泛的上下、左右、前后的联系，相互影响，相互牵制。因此，历史学家必须扩大知识面，洞悉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上下、左右、前后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关系；既了解“树”，又了解“森林”；既了解“前因”，又了解“后果”。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历史学家的聪明和智慧，才能提高历史研究的水平，才能做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并产生引领社会实践的功能。 第三，历史学家要有承认自己是相对真理的勇气。由于人的主观认识能力的局限性，特别是由于历史材料掌握得不全面和综合分析材料的能力的局限，历史学家所有的历史研究成果往往是相对真理，而不是绝对真理。因此后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超越前代学者，也就成为正常现象。历史学家应该具有这样的学者风度。 诚哉，斯言！这是茅家琦教授的宝贵治学经验，也是他的肺腑之言，后来者应思之，铭之，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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