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7年6月，正在辽宁营口农场劳动的万里被招回北京。回到北京，万里去拜访了即将复出的邓小平同志。 邓小平说：“我要向中央建议，安徽是个重灾区，是个老大难的省份，要有个得力的干部去！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你去安徽，给我杀出一条改革的血路来！” 邓小平接着说：“安徽是个农业大省，也是一个贫穷的大省。贫穷是历史上就出了名的。造反者揭竿而起，那里出了个洪武皇帝，也是乞丐出身。最后也没有摘掉贫穷的‘桂冠’。我们共产党来了，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好啊！上世纪60年代发生在安徽、河南那一带的大饥荒，教训沉重，我们国人是不能忘记的。” 邓小平叹了一口气接着说：“贫穷落后不是社会主义。‘两个凡是’解决不了饥饿问题，什么能解决问题，我们都可以试验嘛！我们的探索也许会失败。但我们允许失败，不允许不探索、不改革啊！不改革是死路一条。因此我们没有退路，后面是万丈深渊，必须杀出一条血路来！” 万里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点头。 1977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顾卓新、赵守一任副书记，以此强力推进安徽问题的解决。 上任即点三把火， 攻克全国最后一个“桥头堡” 上任伊始，万里就大刀阔斧地解决了“四人帮”遗留的组织问题，再次验证了邓小平的眼光。 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万里要点的“第一把火”，就是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将原省委常委中5名支“左”的现役军队干部，全部退出省委领导班子，回部队安排工作。此工作限期5天内完成。 万里要点的“第二把火”就是“清帮治皖”。万里上任后第6天，《安徽日报》便以套红标题刊登出《揭批“四人帮”，夺回失去的时间》一文，此文万里亲笔修改了6遍。 安徽省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虽然晚于全国各省，但在万里的领导下，3个月后已经阵线分明，迎头赶上了全国的步伐。 万里要点的“第三把火”是急调班子，“扫地出门”。 在原安徽省委常委15名成员中，有5名是老干部。省委的原则是，5名老干部全部保留，其余10人哪儿来还回哪儿去。需要个别留用的报省委批准。以此为效仿，以政治带动组织，推动地、县班子的尽早调整。 为此，万里和省委组织部门，利用了3个月的时间，几乎走遍了安徽的山山水水，拿着“文革”前组织部门印制的地、县主要干部名册，到一个地方就询问这些老干部的情况，如果他们有的还在关押着，只要不是刑事犯，就请他们出来工作。有个别小问题的先解放再说，如果有的干部根本就没有问题，纯属是受迫害，那就立刻官复原职，予以重用。 1978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新华社安徽分社记者王达智、张万舒采写的长篇报道——《安徽大步赶上来了》。 邓小平看了这篇文章后，专门打来电话祝贺，他说安徽终于赶上来了，中央放心，我也向你、卓新、守一同志祝贺！小平接着说：安徽是一个农业大省，我国的农业从解放以来就没有解决好，安徽的问题更严重……万里说，好的，下一步我们省委准备下去搞调研。 安徽农村极度贫困的现状， 让万里选择了一条铤而走险的路 万里的车子停在离肥东县城五公里左右的一个小村边，他们一行走进一个普通的农户家。 这家有两个大人、五个小孩。黑乎乎的土坯屋子里空空荡荡，破炕席上只有一床看不清原来花纹的破被子。他了解到，这一家七口人穷得只盖这一床破被子。 万里又走到外屋，走到灶台前，掀开稻草编织的锅盖，锅里是地瓜面和胡萝卜缨子煮的糊糊粥。 万里默默地走出门，上了车。车上的随行人员说：“没有想到这么穷。这户人家的全部家当可用一根木棒撅走。” 如果说这次“微服私访”让他看到了农村的真实情况，那么，在大别山“将军县”金寨，则让他经历了触目惊心的现实，受到更大的震撼—— 在金寨县燕子河山区，万里推开一户挂着“光荣烈属”牌子的门，进门看见一位老人正蹲着，万里一连喊了几声老人都未动身。 当地村干部告诉老人，这是新来的省委第一书记，老人才缓缓地站起来。 万里惊讶了，这人居然没有穿裤子，光着下半身。再看看屋里，只见土炕上蜷缩着两个十几岁的姑娘。村干部说：“别叫了，她们也没有裤子，天气太冷，只能在炕上取暖。” “真没有想到会穷成这个样子！”万里从金寨回到省城合肥时 ，见到顾卓新、赵守一等人，开口就是这样一句话。 万里说：“我们长期在城市工作，真不知道这里的农民生活水平这么低啊……我们总是说旧社会如何如何，解放都近30年了，我们的农村还是这个样子！” 如何正确地对待农民？这是万里一直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经过3个多月的调查研究，万里决定从解决生产队自主权问题入手，以此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977年11月15日至22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着重讨论研究当前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经济政策问题，制定出《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这六条规定的核心内容是强调保护和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这次农村工作会议上，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针锋相对—— 支持者认为，这六条规定反映了老百姓的心声，是解决农业困局的重要出路。 反对者认为，这是过去批判过的“三自一包”的翻版，是新的“单干风”。还有相当多的人心有余悸，不说话，不表态，不吭声。 万里下定决心，就是再难也要往前推进一步，哪怕是很小的一步。他强调说, 我们现在是拨乱反正，既然是拨乱反正，我们都没有经验，主要靠我们自己在实践中去创造。如果事事都要靠中央现成的东西，那还要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做什么呢？大家要发挥创造性，不要怕犯错误。 最后，与会的大多数人同意了这个被称为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出现的第一份关于农村政策的开拓性文件。 万里：“‘包产到户’如果试验失败，滑到资本 主义道路上去了，我们有办法再把它拉回来。” 1978年秋天，安徽遇到10个月没下雨的严重干旱。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面对大旱这一严峻形势，中共安徽省委于9月1日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万里在会上说：“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撂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度过灾荒。”省委经过讨论后果断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都可以借给社员种，同时，鼓励社员在不影响水土保持的前提下，开荒多种，谁种谁收，国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 省委做出的这一重大的政策性规定，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同时还激发了农民自我解缚的勇气，不少地方由借地转为包地，把全部小麦、油菜包到户去种，由此引发了“包产到户”。 当有些地方暗地搞包产到户的事情被汇报到省委后，万里立即批示“我看可以试验”。1979年2月6日，省委又专门开会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万里在会上说：“包产到户问题，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被批怕了，谈‘包’色变。但是农民普遍希望和要求包产到户。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正确与否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我主张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针对一些人对包产到户的思想顾虑，万里打趣地说：“搞包产到户会不会像有人担心的那样，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我说即使滑下去，那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把它拉回来就是了。有人提出如果减了产收不到粮食怎么办？那就调一点粮食给他们。”有了万里撑腰，有了省委的态度，肥西县山南公社干脆把所有耕地都划到户去包，开创了全省包产到户之先河。山南公社的试验很快见到成果，并传到了其他地方，滁县地区很快就有17%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1979年虽然安徽遇到旱灾，但农民积极性高，粮食还是增产了。当时还在国务院主管农业的陈永贵说万里这样做是“好行小惠”。安徽干部却说：几千万人有了饭吃，还卖余粮给国家，难道这是小惠吗，于国于民都是大实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