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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政富上法庭的消息传到他母亲那儿，老太太想了半天嘣出一句：做啥子官嘛！同样，刘志军也带话给女儿：千万不要从政。因雷奶奶久居乡间如此总结教训也就罢了，而刘志军的话就有些择轻避重了。想那刘志军没当上铁道部长时，千方百计钻营打点、跑官要官，其心无非在钱，其志当然为权。一旦堂堂铁道部成了一人天下，他就开始卖官送官、收拿并重。高位从政，巨资过手，滥用职权，几年工夫非法接受财物6460万。此时他为何不慨叹“从政风险”？一直到“船到江心补漏迟”方才表示悔不当初。类似这种归心退意，说破天也没人相信！无数贪官总是失去自由时才认清权力的可怕！有意思的是，犯罪者产生这种“认识高度”，也曾让一些同志引为自豪，以为政策感召力能让人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其实这只是天真幻想和自我慰藉，贪官们既然将事情做到那步田地，证明其早无廉耻之心可自律自省，此时的追悔只不过是身在囹圄中、不得不低头的托词而已。当官原本没有错，也不应因“伸手被擒”就得出“不要从政”的教训。再者，当官与贪腐本无因果联系，如果此时你的悔悟、痛失仅限于“一从政成千古恨”，那只能说明你从未悔悟，而仅为失手伤心。 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中国共产党由夺取政权转至执政兴国，干部也由领兵打仗变身为国家治理与发展大计的践行者。先哲提醒后人：守住新政权远比创新国家更难。而守业的关键在于，让执政党及各级领导干部保持创业本色——此时治党的关键全在于治“吏”。因为大大小小的干部们权力在手、梦想在心、利益在目、诱惑在前，各种以权谋私、斩获丰盈却风雨无扰、成功着陆的“成功经验”激励鼓舞着他们。这会儿，你想通过虚幻的道德约束他、杰出的典范影响他、苍白的警示教育他都没用，因为他们既然能将事情做到偷天换日的地步，就因为其权力未被有效制约、或者监督极为有限。他们占便宜太容易而犯罪成本太低。所以，在贪腐与倡廉的博弈中，胜利者总是前者，而且一个贪官倒下去，千万个贪官会义无反顾地替补上来。其实，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真正可怕的不是权力，而是没有被关进笼子的特权。它赋予掌权者以手握重权、无所不能的快感。虽然，一些贪官“作”大发了之后也有翻船之危，并且平时在公开场合不敢着华服、戴名表，私下里不敢与美女开房，有人因此说如今当官也是个“风险职业”。但是公众要问了：你身居高位，呼风唤雨，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决定亿万纳税人辛苦贡献的财富的去向和万千民众的温饱饥暖，权势与恩宠登峰至极，你还想要什么样的“安全”？ 近期连续被舆论推向浪尖的刘志军、刘铁男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其贪污受贿数额及每案必涉的情色新闻，更有执政党和干部制度的缺陷。我们面对的问题是，谁给那些高官这些机会？谁让他们能“带病提拔”，一直进入到最高权力中心，等到我们要为其准备笼子时，他们已经有能力拒绝入瓮，甚至自己就把持着笼子的钥匙。细看“二刘”和众多巨贪的“成长道路”，每每都有一双或几双神奇的手在幕后起关键作用，仕途上全程关照、紧要处美言提携、出事时为之开脱遮蔽……一直到最后再也罩不住了，那些“看不见的手”之主人就像没事人似的说一句：我当初看走眼了，而已而已。或者，我们也不否认像“二刘”这样的官员具备相当能力，也不否认领导提携这样的“能吏”并非出于歹意，但我们同样不能否认，“二刘”及众多身上、心里已有污迹的“能吏”，在成为高官之前，无论是更高级领导、还是组织部门都应从中看出些蛛丝马迹。然而，所有这些“应该”都没有发生，一直等到刘部长、刘主任把那摊家业搅和得不可收拾。鉴于此，我们在进行选人用人制度设计时，应该考虑、引入一种提拔和推荐责任制度，无论是组织部门还是领导干部，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为自己推荐任用的官员承担责任。一旦失察或只因个人偏爱，支持其仕途跃进，导致出现重大问题者，就应追溯当初操作此事的部门及个人的动机与责任。我们虽不能肯定说这种连带方式会彻底促成今后的“吏治”维新，但至少会加强官员升迁过程的权力制约，提升选人用人制度的公信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