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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逆期遭遇动乱年代，想尝尝打人的滋味 “文革”到来时，刘伯勤14岁，在济南一中初一（3）班就读。那时，正值青春期的刘伯勤是个叛逆的孩子，经常和老师作对。因为一次代数考试，他得了59分，便认为是教代数的班主任许俊源故意和他过不去。于是，一次课堂上的提问，他特意举手回答。结果站起来说的却是，“你昨天为什么跑到我家去告状？”1966年6月7日，全济南市各中等学校陆续向学生作“文化大革命”动员报告，开始停课开展运动。听了这个消息的刘伯勤为以后不用上课而激动不已。在“文革”初期，刘伯勤属于有资格批斗别人的“红五类”。而他也很快地参与到揪斗“牛鬼蛇神”的运动中了。学校有一位教美术课的老师胡熹和，当时已经差不多60岁了。他的画以漫画为主，线条简洁，形象夸张。很多横竖斜的线条很容易被看成字。当学校的“革命师生”说他的画是“大毒草”“黑画”时，学校让全校学生在他的画里找反动标语。学生说线条像什么字，就是什么字。在一幅画里，刘伯勤最多“找出”来36条反动标语。在批斗老师的时候，刘伯勤还第一次打了人。一天，李昌义等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从办公室排着队出来，沿着前面的台阶弯腰低头走下。台阶两边站着参加批斗的学生，在他们走下去时轮流用手打，并用言语侮辱。刘伯勤当时个子矮，站在一个较高的地方。李昌义头谢顶，成天戴帽子，但是在被批斗时不让戴。当李昌义经过他时，刘伯勤在他头上打了一巴掌，之后还朝李昌义啐口水。现在想起来，当时的行为根本谈不上阶级仇恨，当时他也只是想尝尝打人的滋味。除了打人，在刘伯勤的道歉广告中还有三位被他用恶作剧戏耍过的民主人士：周志俊、宋文田和杜大中。用弹弓将点燃的小鞭炮射进周志俊的屋里；半夜把脸贴在玻璃上吓唬宋文田一家；把杜大中家的油盐醋等调料倒在一起。“对我个人来讲，这是人性恶的一种流露，那个疯狂的年代，把人性恶的一面全激发出来了。”刘伯勤说。 从红五类到黑五类，开始反思 当斗争对象扩展到当权派时，时任济南一中副校长的朱琳也被作为“牛鬼蛇神”揪出来了。有次济南一中组织师生在城南千佛山脚下的果园拔草，朱琳也参加劳动了。在劳动现场，刘伯勤和另一个同学上前找朱琳的茬，说她反动，双方发生了冲突。当时朱琳说，“你们是学生，还年轻，懂了再说吧。”1966年9月，济南大中专和中学学生到全国各地串连，串连热潮持续了7个月之久。1966年11月，身为红卫兵的刘伯勤也上北京串联去了。但当他回到家走进省政协大院时，让他震惊的事发生了：全院子贴满了打倒他父亲的大字报、标语等。（他父亲被说成“有历史问题”，“是叛徒”，受到不公正对待，后于1979年平反。）这时，朱琳校长的话，他似乎开始懂了。“‘文革’初，我的心态是‘我们是党内，你们是敌对势力’，潜意识中优越的心态在作祟。后来我也变成‘黑五类’了，心态变化很大，内心受冲击很大。你还造人家的反，结果你家也被抄了。”这以后，刘伯勤慢慢地开始反思了。“文革”中刘伯勤曾下乡，回来后在铁路上干了装卸工、调车组、食堂采购三个工种，一待8年。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兴考试了。刘伯勤当时想通过上大学改变命运，于是重新学习，在铁路系统自学。那时他开始请教老师并得到了帮助。“‘文革’当中对老师有些不恭敬的地方，私下里道歉了。”这是刘伯勤道歉的开始。站出来，“不对的事，就应该道歉” 时光流逝改变着人们对历史的评价。对刘伯勤而言，数十年的“文革”反思缠绕成了折磨他的心结。“这是压在我心底多年的一块石头。”刘伯勤说。早在20年前，刘伯勤的班级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同学聚会，但他一共只去了两次。他的同学说，“他不好意思去，当年的事情到现在一直是他的思想压力。”同样不愿意参加聚会的还有被抄家的张念泉。“文革”前，刘伯勤和张念泉的关系很好，但是张念泉被抄家时刘伯勤也去了。5年前，刘伯勤找到了张念泉当面道了歉。另外一个被抄家的同班同学是女生韩桂英。解放前，韩桂英父亲是济南明湖照相馆经理，当时照相馆顶多雇佣几个职工，却被说成是资本家家庭。抄家时，有个红卫兵从毛主席像后面发现了32张蒋介石的照片。顺着这个思路，刘伯勤想看看其他镜框后面有没有东西。看到墙上挂的一个韩桂英奶奶的相框，他一下子将之拨拉下来摔碎了。在相框相片后面，一共发现200元现金，最大面额的是1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被没收、抄走了。韩桂英一家被打成了反革命，被抄走的200元钱也成了刘伯勤多年的心病。“200元相当于五个月的纯工资。可能是韩桂英家一辈子的积蓄，就这样被没收了。”被抄家后，韩桂英再也没有去过学校。她也没有出现在班级的毕业照当中。刘伯勤再也没有见过她，“五六年前我一直打听她，想给她当面道歉，却听说她去世了。”今年农历正月初三，在济南东二环的一个酒店，有十几个老同学参加了同学聚会。刘伯勤少有地参加了。一见当年的“黑五类”同学鲍德昌，刘伯勤说，“我见了你不好意思。”鲍德昌说，“这么多年了第一次见，有什么不好意思！你这么些年不来，咱们的人见一次少一次了。”“当时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就是恶作剧，正好赶上这么个年代。”在场的人也都劝刘伯勤，“这么多年了，谁还把它当回事呢？”只是，刘伯勤仍然觉得即使得到了大家的原谅，“文革”这个事在心里也不是可以一笔勾销的。随着这次聚会道歉而来的就是刘伯勤的道歉广告。 刘伯勤评价这次广告道歉，“不光是‘文革’，在任何社会里，做这些事都是不对的。不对的事，就应该道歉。”季羡林曾说：我并不要求他们检讨和忏悔，这些都不是本质的东西，我只期待他们秉笔直书。这样做，他们可以说是为我们民族立了大功。有人说这就是刘伯勤令人感佩之处：站出一个刘伯勤，历史的阴影就减少一分，我们的现在与将来才不至于再回到阴影中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