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延坤表演长沙弹词《悼潇湘》 湖南浏阳某山村，一场皮影戏正在上演。唱戏的是两位老人，一位在白色幕布后闭目端坐，嘴里哼着唱腔、道着对白，双手准确无误地击打着乐器；另一位面对幕布，手不停脚不歇，一边演着自己担任的角色，一边和着唱腔道白的剧情与节奏，将手中的皮影提携得丝丝入扣。皮影人的上场下场，道具的撤换，双手本就忙得够呛，有时还得配上跺脚、敲桌等拟声动作，甚至还要拉拉京胡、吹吹唢呐…… 像皮影戏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民族传统老手艺，是国家的瑰宝，我们的精神家园。而“非遗”传承人就是传统文明的活化石。那么，我国当前的“非遗”保护与传承情况如何？传承人的生存状况怎样？如何保护和传承这些文化瑰宝，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 现状扫描：“非遗”活化石的生存困境 “非遗”传承人，如人类传统文明的活化石，是传统文明在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过程中不可多得的“国宝”。但目前这些“非遗”活化石却遇到三大生存困境。 困境一：年龄偏大 从2007年至今，文化部共公布了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单，湖南拥有76位。然而遗憾的是，这其中，滩头年画的钟海仙和李咸陆，宝庆竹刻的曾剑潭，土家族打溜子的罗仕碧，土家族茅古斯舞的彭英威，侗族傩戏的龙子明，辰州傩戏的李福国，踏虎凿花的邓兴隆等8位高龄传承人，近几年已先后离世。 “这是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大损失。”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胡敏表示。 如她所说，目前“非遗”传承人年龄普遍偏大。在文化部2012年公布的第四批国家级传承人中，湖南有21人入选，60岁以上的16人，60岁以下的仅5人。其中，古丈县土家族哭嫁歌传承人彭祖秀生于1931年，是年龄最大的；桑植仗鼓舞传承人钟会龙、芷江孽龙传承人田宗林都已80岁。据湖南省“非遗”中心统计，全省的国家级传承人，平均年龄约65岁，最大的80多岁，最小的40多岁。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掌握着一些常人不会的技艺，是“非遗”活态传承的代表性人物。已离世的8位湖南国家级传承人，分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和邵阳，三地的“非遗”保护中心有关负责人都认为，这是“非遗”项目的重大损失。 “在怀化、湘西自治州一带，辰州傩戏很有影响，以李福国为首的傩戏团，经常应邀到周边县市演出。”湖南省“非遗”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胡敏表示，李福国是辰州傩戏唯一的国家级传承人，他一去世，就没有后人传承了。 记者了解到，土家族打溜子、土家族茅古斯舞虽然在湘西广泛流传，不会因为国家级高龄传承人的去世而失传，但后辈能否达到这些国家级传承人的高度，还有待观察。日渐式微的滩头年画，是湖南唯一的手工木版水印年画，国家级传承人钟海仙和李咸陆相继离世，相当于支撑“滩头年画”大厦的两根顶梁柱断了。好在钟海仙的老伴高腊梅获评第四批国家级传承人，使这一濒危项目再次有了领头人，但她已是位年高八十的老人。 困境二：生活清贫 由于“非遗”传承人年龄偏大，有的家住偏远的农村，收入低，家庭负担较重，多数人晚年生活比较贫困。 2013年4月底，被称为“长沙弹词活化石”的国家级传承人彭延坤因肾衰竭被送往省人民医院抢救。做血液透析时，彭老身上插满各种管子，周围的皮下一片淤青。这是他两年来第十次住院，已花去医疗费40万元。老两口现在每月养老金加起来仅2600元，家里没有其它收入来源。除了国家每年拨付的1万元传承补贴经费外，老两口也没有大病救助。为了治病，去年他们只好卖掉了一套老房子。 与彭延坤同样境况的还有邵阳布袋戏传承人刘永安、刘永章两人。现年68岁的刘永安，家住邵阳县九公桥镇白竹村燕窝岭。在自家堂屋内，刘永安打开他的戏担，用扁担支起布囊，上面是用木头搭起的小小戏台，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木偶，下面垂着一块蓝色印花布帷，透出几分古老与沧桑。屋外阳光火辣辣的，屋内气温很高，藏在布帷内的刘永安大汗淋漓。随着锣声响起，一个套在他指头上的木偶从上场门的门帘里出现，应着锣声节奏，连作带唱……刘永安苍老而布满沟壑的脸在这一刻显得生动而明朗，浑厚苍桑的声音里流露出多年奔波的艰辛，这是他表演的布袋戏——《三打白骨精》。 作为国家级传承人，尽管政府每年有1万元传承补贴给刘永安，但由于老伴去世前住院治病以及家里建新房，都还欠了账没还清，儿子儿媳要在外面打工挣钱还账，家务事只能由他包揽：照看孙子、作田种菜、喂猪喂牛。刘永安的族兄刘永章，现年71岁，家庭处境也差不多。 唯一比刘永安、刘永章幸运的是他们73岁的族兄刘文武，他和老伴随在农业银行工作的儿子住在邵阳市。论布袋戏手艺，刘文武不在两位族弟之下，而且他还保存有百年前的戏担，只是当年政府寻找布袋戏传人时，头脑灵活的他早放弃这个行当做生意去了。近两年，生活无忧的他又“重操旧业”，应政府邀请免费演出，一方面是为了传承，另一方面是快乐自己的晚年。今年5月，他作为布袋戏唯一被邀请的老艺人，在武汉参加首届湘、赣、鄂、皖“非遗”项目联展。 困境三：后继无人 除了年龄偏大、生活清贫外，困扰“非遗”传承人的就是手中的绝活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 长沙弹词没有曲谱记录，唱腔和唱词都是通过师徒间口口相传，这些都保存在国家级传承人彭延坤的脑中。他最担心的是长沙弹词在自己这里断了传承。如今，在新兴娱乐方式面前，长沙弹词有些黯然失色。国内一些曲艺界名家都曾向他拜师学艺，但最后专注从事弹词文化工作的微乎其微，如今只剩下他独自守着这片“园地”。 长沙弹词是这样，滩头年画亦如此。目前，隆回县滩头镇的滩头年画作坊正常生产的只剩下高腊梅一家，而且是勉强支撑着，销路仅为贵州少数偏远地区及湖南溆浦等一些地方，年产量不到5万张。 高腊梅年画作坊隐于滩头镇一条古老的青石板小巷内，是一栋经过了多次修整的两层百年木楼。门口上方“高腊梅年画作坊”几个字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考察滩头年画时所题。朱漆大门左右贴着年画门神尉迟恭与秦叔保。一楼客厅挂满《老鼠娶亲》等各种年画，二楼一个大约三四十平方米的阁楼，就是她制作年画的作坊。 高腊梅说，老伴钟海仙在世时政府让他收了两个带薪的徒弟，想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后继有人。可是，两个月后两个徒弟嫌工资低，卷起行李去附近的煤矿挖煤去了。无奈，前几年她的大儿子和二儿子被县政府批准带薪回家跟她学习滩头年画。但如今大儿子已年近花甲，只有二儿子在帮忙，孙辈们没人愿意学。 对于培养传承人，刘家三兄弟同样有说不出的苦恼。刘永安读初中的孙子课余时间跟着爷爷学，现在只晓得打打锣鼓、拿着木偶菩萨做几个简单的动作，要唱一出戏还是不行。刘永章收了4个徒弟，其中还有一个女弟子，这是600年来刘氏家族的第一次破例。可如今徒弟们都因为“太辛苦，太难，对前景没信心”，打起了退堂鼓。刘文武的儿女都是公职人员，自然没有人学他的手艺，孙辈也不感兴趣。 新闻观察：“非遗”传承难症结何在？ 通过对“非遗”传承人生存困境的了解，记者分析认为，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难的症结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症结一：现代文化的冲击 “年轻人大多数喜欢现代的东西，对传统艺术不感兴趣。”布袋戏老艺人刘文武忧心忡忡地对记者说。 记者了解到，随着现代化、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造成了村落“空巢”，一些民间绝活也就没有了市场。城市文化生活以快节奏的现代歌舞为主，尤其是年轻人对慢节奏、内容比较单调、土气的乡村传统艺术难以接受。即使一些进城务工的农民最终仍然要回到家乡，但长期受到城市生活的熏陶后，他们对于家乡老艺人的绝活也失去了兴趣，乐意去传承的人就更少了。再者，广播、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以播放符合年轻人口味的快餐式娱乐文化为主，很少涉及有文化内涵的东西。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对民间传统文化和民间艺人的淡漠。 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连带地将传统的民风民俗也改变了。一些身怀绝技的民间老艺人不得不离开本土，到城市里面或者旅游景点去谋取生路。为了适应市场需求，他们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加入了大量的现代元素，产生了文化上的变异，比如用机器取代了手工，这给传承带来了很大问题，使“非遗”面临着新的危机。 症结二：经费投入不足 记者了解到，近几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分级都有“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的投入预算，各级政府均对传承人给予了一定的补贴资金。但国家级传承人现在一年也只有1万元，省级3000元左右，市、县级传承人得到的就更少了，乡镇的几乎没有。这对于物价不断上涨、年老体弱的传承人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 据了解，目前有部分县级以下政府不但没有给“非遗”项目传承人经费补贴，甚至连专项资金也被挤占。尽管2012年文化部制定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专项资金的分类和开支范围、申报、审批拨付、管理、使用和监督做了详细的规定，但在一些地方仍没有做到专款专用，挪用的现象时有发生。 在当前我国县域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鲜有多余的资金投入到“非遗”项目的保护中去。在大规模的城乡建设规划中，基本是以政绩和经济利益为目的，很少有足够的经费去考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投入。在少数地方领导看来，“非遗”项目资金投入见效慢，因而缺乏积极性与主动性。 症结三：机构法规不健全 目前，我国县级设立“非遗”保护专门机构的并不多，有的虽设立有专门机构，却没有专职人员与办公场所。以湖南为例，省、市（州）、县、乡镇的“非遗”保护机构，都是挂靠在群艺馆（文化馆），人员编制、办公场地也在群艺馆（文化馆）。而作为省“非遗”保护中心的上级主管部门——省文化厅，还没有设立“非遗”业务指导处室，各市（州）、县、乡镇也一样。这对开展“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极其不利。 “非遗”保护与传承是一项持续性的工作，除了需要有专门的机构与人员负责，还需要一系列法律法规的保护。目前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外，省以下出台相关法规的并不多。湖南目前还没有制定省级“非遗”保护条例，市（州）也仅有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没有法规的约束，“非遗”保护与传承往往处于尴尬境地。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城乡规划建设中，主要以经济发展目标，即居民收入和政府财税收入多少来衡量。另一方面，当“非遗”保护项目和传承场所遭到蓄意破坏、专项资金被挤占和挪用、传承人生活没有保障时，常常得不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当地方公职人员在“非遗”保护工作中存在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现象，必须依法处理时，如果没有“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地方实施条例与细则，也难以操作。 专家建议 如何保护好“国宝”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的老祖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有关专家表示，只有真心呵护“非遗”活化石，才能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破解“非遗”传承与保护中的难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建议一：培养年轻传承人 “‘非遗’大都根植于田野、村落，大批村落的消失会使‘非遗’陷于无本无源的境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表示，“非遗”传承人的每一个姿态、每一种腔调、每一个表现手法都在传承民间文化的血脉，承载着民族的精神。呵护民间文化传承人，首先要把“非遗”保护和村落保护结合起来，如此传承人才有生存的土壤与空间。其次在培养传承人的年龄结构上，要从以高龄老人为主向低龄老人和中青年过渡。要加强传统民间文化的宣传与普及，媒体要开辟相关的专栏进行专题报道，同时，要让“非遗”项目保护与传承进校园、进社区，让广大青少年了解并热心参与到保护与传承的队伍中来。 可喜的是，记者在隆回县滩头镇看到，从父辈起一直为高腊梅等年画作坊雕刻印板的刘国立私人开办的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基地，从年画展览、印板雕刻、年画制作一条龙服务，免费开放，让广大青少年了解滩头年画的历史和传统制作工艺，培养他们的传承兴趣。 建议二：加大经费投入 “我们的手工纸纯粹是采用传统手法制作而成，纸面光滑，颜色金黄，古香古色，且两面都可写可画，100年不褪色，是机械造纸无法替代的。”隆回县滩头手工造纸唯一传承人李志军告诉记者，现在每生产一张纸卖1块钱，一天生产800张，要投入3个劳动力，除去原材料成本，平均每人每天工价不超过80元，这样低的收入难以为继。政府应该再拿出一些钱投入进来，扶持手工造纸技艺的传承。 记者了解到，2008年起我国每年给予国家级传承人每人1万元补助资金，资助其用于项目保护和传承工作。尽管如此，许多传承人由于年老体衰、疾病缠身等原因，生活大都比较困难。以湖南为例，目前全省县级以上“非遗”名录项目共3525个，但全省“非遗”专项保护经费仅300万元。政府应对濒危“非遗”项目进一步加大财力的投入，以录音、录像、图书等方式，尽快整理出一批资料。同时，对年老体弱、生活困难的传承人，地方政府每年要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并将传承人纳入医保体系的大病救助范围。 另外，除中央下拨的国家级传承人补助资金外，各级地方政府也须配套补助经费，并逐年增加。同时，还可利用民间资本来扶持和赞助“非遗”项目的保护与传承。滩头镇一家竹刻工艺厂生产的笔筒、室内装饰壁画等，都刻印有滩头年画，这样便扩大了滩头年画的影响。 建议三：健全机构与法规 首先是健全机构。“非遗”保护机构必须独立，不能挂靠政府文化部门，形成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尴尬局面，须配备专职人员，有专门的经费开支。同时，政府主管部门要设立专门的指导处（科）室，对“非遗”保护与传承进行业务指导与督查。 二是出台地方法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国际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及各地制定的“非遗”保护条例，是开展“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的依据与保护伞。地方法规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操作细则。如规定“非遗”保护专项资金，并规定用途，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和传承补助经费，支持“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代表性传承人生活确有困难的，由当地政府给予适当生活补助。同时，还应强化对相关违法行为的追究：如截留、挪用、挤占“非遗”项目保护经费的，应责令退还并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非遗”项目保护责任单位无正当理由不履行保护职责的，要责令限期整改，拒不改正者应撤销其保护责任单位资格，情节严重者依法追究其相应责任。 （感谢怀化市委老干部局等单位对本文采访给予的大力支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