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旬老汉为“慰安妇”母亲讨说法 　　　

   “娘，76年前，鬼子在家门口糟蹋了你，76年后，我要到鬼子的国家为你讨说法……我已保全证据，并向律师提供了物证、书证、证人证言材料，我将随律师走上日本法庭……”2013年5月中旬的一天，家住江苏省如皋市白蒲镇杨家园村72岁的姜伟勋老人肃立在母亲周粉英遗像前声泪俱下。近日，尚未从失去母亲痛苦中恢复过来的姜伟勋接受了笔者的独家采访。

    公开身份

    姜伟勋的母亲周粉英公开“慰安妇”身份，还得从6年前说起。

        2007年4月26日上午9时许，如皋市白蒲镇邮递员将一份当日的《扬子晚报》递到姜伟勋手中时说：“今天报上登了，南京惟一的一个‘慰安妇’活证人去世了，真可惜！”

   “勋儿，哪个人去世啦？”坐在家门口的周粉英追问儿子。周粉英已91岁高龄，但听力好，记忆力强，思路清晰，说话有条有理。姜伟勋迅速翻开报纸，一篇题为《慰安妇“活证人”雷桂英去世》的报道映入眼帘。“妈，是南京一个叫雷桂英的‘慰安妇’老人走了，她生前控诉日军暴行，赢得社会尊重与支持”。

   “快、快说给妈听听!”周粉英仰面朝天，紧闭双眼，显出迫不及待的样子。周粉英吃了一辈子苦，前夫牺牲数年后与后夫结婚，直到28岁才生下独子姜伟勋。姜伟勋的父亲死得早，是坚强的寡母将他抚养成人。姜伟勋手捧报纸，逐字逐句念起来：

   “南京惟一的一位公开承认自己是慰安妇的受害者雷桂英，在突发脑溢血入院3天后，昨天下午3点12分在江苏省中医院去世，终年79岁……慰安妇活着的越来越少，雷桂英本身就是一个控诉日军暴行的铁证。雷桂英能够面对屈辱过去而站起来指证日军暴行的勇气，在全社会范围内赢得了尊重与支持……”

    听着听着，周粉英眼里流下了浑浊的泪，听着听着，她嘴角颤抖，鼻子抽搐，竟失态地哭起来。

    “妈，你怎么了？”姜伟勋摸不着头脑，连忙将母亲背到床边，并倒来一碗凉开水。约半个时辰后，母亲稍稍平静下来，她涨红着脸说道：“勋儿，你妈也是慰安妇呀……”

   “你是慰安妇？”姜伟勋先是一愣，但很快控制住情绪，不停地安慰母亲：“妈，你受苦了，这不是你的错，那是鬼子做的畜牲事……”说话间，母子俩抱头大哭。

   “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对中国劳工和‘慰安妇’两起诉讼案进行终审判决。在这两起诉讼案中，中国籍原告和受害者家属198人，他们要求日本政府赔偿约19亿日元（1美元约合118日元）。对两起诉讼案，东京地方法院和高等法院的一、二审判决均以证据不足驳回了原告中方的诉求。日本最高法院仍裁定原告中方败诉。”4月29日，周粉英从农村有线广播中听到这则消息后，将拐杖敲得“咚咚”响：“勋儿，我是慰安妇‘活证人’，你背我去作证！”

    “妈，我们全家支持你！”姜伟勋对母亲的义举敬佩不已。5月上旬，他受母亲之托，相继向如皋市司法局、如皋市妇联、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等部门公开了母亲的“慰安妇”身份，并希望有关专家前来调查核实，并提供法律帮助。

    “烈属周粉英是‘慰安妇’！”此消息像长了翅膀一下子传遍了全村。平静下来的乡亲们说，周老太的不幸令人同情，她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泣血一页的受害者和见证者，老人敢于直面过去，揭露真相的勇气令人敬佩，我们支持她！

    刻骨铭心

    据姜伟勋介绍，他的母亲周粉英生于1917年农历五月十五日，5岁到本村倪家做童养媳，19岁时与倪金成结为夫妻。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入中国大地。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掠抢，无恶不作，人民深受其害。1938年3月18日，日军5000余人在飞机掩护下，由南通姚港登陆直扑如皋。次日，数百名日军盘踞在白蒲、丁堰、林梓一带，并在白蒲镇设立了“慰安所”，供日军寻欢作乐。3月23日（农历二月二十二日），对周粉英来说是个刻骨铭心的日子。那天一大早，5个日本兵在白蒲镇一个外号叫“引猴”的汉奸指点下，推着独轮车走村串户强抓民女。“不得了，鬼子抓人啦，快跑！”22岁的周粉英听到风声，拉着小姑快速闪进一排民房，并在一家农户家的磨盘下藏起来。汉奸鬼子挨家挨户搜查，发誓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找到“大美人”周粉英。大半天过去了，一个鬼子在那户农家门前发现一只布鞋，便顺藤摸瓜闯入屋内。当鬼子揭开磨盘的那一瞬间，周粉英与小姑浑身颤抖，紧紧抱在一起。“好来斯，好来斯！”鬼子像“老鹰捉小鸡”似的将藏在石盘下的她俩揪起来，然后用麻绳绑在板车上，像拉牲口一样将她俩拉走了。

    周粉英和小姑被抓进“慰安所”，她们发现里面已关了20多个姑娘，最小的只有十来岁。“慰安所”有10多间简易房，每间房子都有床，鬼子提着裤子进进出出忙个不停。日军将抓来的人逐一编号，每次奸淫时只喊编号不叫名字。因周粉英长得最漂亮，被编为“1号”。因此，她被糟蹋蹂躏的次数也最多。周粉英每天被强迫接待四五个日本人，多时10多人。稍有不从，鬼子就拳打脚踢，并用刺刀对着她的脖子大声吼叫“死了死了的”。“慰安所”日夜都听到姐妹们撕心裂肺的惨叫声。鬼子糟蹋她们时，不断地变换花样，摘阴毛，用烟头烫乳头，向阴道内塞火柴梗，等等恶行，令人发指。周粉英及同难的姐妹们忍受不了那非人的摧残，几次出逃后又被抓回来打得遍体鳞伤。“慰安所”昼夜都有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抓来的人连上厕所都有人跟着，她们就是插翅也难飞呀。

    在“慰安所”，“1号”周粉英除了接待驻地日军外，还要被强制接待从丁堰、林梓、磨头赶来的日军小头目。有一天下午，驻在如皋县城的宪兵队长带着一伙人来到“慰安所”发泄，他们挑选了周粉英等7名女子，先剥去衣服，再拍裸体照，然后胁迫她们下跪口衔生殖器。鬼子施暴后又强迫“慰安妇”用舌头舔尽精液……受害妇女痛哭不止，而作乐的鬼子却笑得前仰后合……

    在姜伟勋家中，周粉英还留着一件日军强暴她时穿的蓝棉袄。姜伟勋用已经沙哑的声音控诉着：“这撕破的棉袄就是鬼子强暴我母亲的铁证呀！”

    妻子遭受如此凌辱，身为热血男儿的周粉英丈夫倪金成一次次寻找报仇雪恨的机会。1941年4月，新四军部队路过白蒲镇时，倪金成立刻参军，成为新四军“老一团”的一名抗日战士。当年7月，在泰兴古溪的一场战斗中，倪金成英勇杀敌，直到打完最后一发子弹，最终倒在日军刺刀下。全国解放后，泰州行署批准倪金成为革命烈士。1983年，周粉英开始享受“烈属”待遇，抚恤金从当年的每月6元提高到每月400元。

    保全历史

    周粉英勇敢地公开“慰安妇”身份的爆炸性消息如同闪电般划过历史的天空，引起社会普遍关 注，周粉英也因此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普遍赞扬。

       2007年5月8日下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孙宅巍在赶赴周粉英家中调查核实后表示，日军曾在白蒲镇设立“慰安所”铁证如山，“周粉英的存在保全了一段历史，对后人留下了活教材，同时对否认历史的日本右翼分子更是一个响亮有力的回击。”他对老人勇敢地站出来揭露那段历史表示无比钦佩。他嘱托周家人，一定要好好照顾老人的晚年生活。随同孙宅巍一起前来考察认证的南京民间抗战史料陈列馆馆长吴先斌拿出他收藏的一枚日军当年遗留的避孕套，问周粉英老人是否见过。一阵触摸后，周粉英肯定地说：“当年也是用的这个，每次被欺辱时都要用。”吴先斌说：“周大娘‘慰安妇’身份已被确认，日军当年对她的暴行毋庸置疑。”因为当时日军内部对士兵到慰安所发泄兽欲有详细规定，其中一项就是必须使用避孕套，以防传染性病，如有人不用，被发现后会遭到相当严厉的处罚。

       5月9日上午，江苏南通瑞慈医院派专车将周粉英老人接至医院全面检查。该院董事长、全国人大代表万宜新对老人站出来公开身份、指证日军暴行的行为钦佩不已。他认为这样的“活证人”应该好好保护，所患疾病应该好好地得到治疗。该院妇产科主任医师王鸣鸣全程陪同老人辗转各科室检查。最后专家确诊：周粉英双目已无复明希望；盆腔内长有包子般大的一块肿瘤，肿瘤压迫膀胱，导致老人常年肚子胀，小便困难，所幸肿瘤为良性；此外老人还有较为严重的阴道炎，常使老人下身有“隐隐作痛”之感。医院已为老人制定了一个较为详尽的治疗方案。

        5月10日下午，周粉英家中来了一群从省城赶来的客人，他们是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副会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研究员一行。朱馆长在向周粉英送去慰问品和慰问金的同时，还破例向周粉英颁发了原本只面向南京市民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书》。周粉英也因此成为“第一例”外地幸存者，并接受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的终身援助。朱馆长握着周粉英老人的手说：“老大妈，省领导非常关心你，全省历史学界反响很大，您很了不起！你获得这本证书，今后每月能得到一定数额的援助金，协会还会对您的医疗费用给予援助。”

        5月11日，依据周粉英老人的申请，如皋市公证处公证员钱军华、朱华以及拍摄人员蔡家华、扬子晚报社记者缪礼延一行四人来到周粉英家中，对周粉英“慰安妇”身份及她对侵华日军在江苏省如皋市白蒲镇设立“慰安所”的陈述进行了证据保全。公证员制作了《公证书》、《谈话笔录》，进行了全程录像，并制作了两碟光盘。周粉英在确认《谈话笔录》无误后，郑重地捺上了指印。

    艰难取证

    社会各界的关心呵护，让周粉英老人得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安慰。然而日军带给她的肉体伤害和心灵创伤是永远抹不去的。“鬼子糟蹋我，就这样算了？还有没有论理的地方？最起码要向我赔礼道歉呀！”2007年5月下旬的那几天，周粉英老人不时地唠叨着这个话题。

    姜伟勋也很想帮助母亲实现这个愿望，他去如皋市司法局咨询后得知，按照《国际法》惯用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可以收集相关证据，委托律师状告日本政府，要求侵略者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一个闷热的夜晚，姜伟勋陪着母亲在自家门前纳凉，母子俩窃窃私语。

   “勋儿，话是说出去了，以后咋办哩？”母亲试探着问儿子。

   “妈，我支持你！”姜伟勋攥着母亲的手说：“只要你能挺住，我背你去取证，背你上法庭！”

       6月12日一大早，姜伟勋将母亲背上一辆租来的人力三轮车，母子俩走上了艰难的取证之路。“勋儿，先去镇上，找找当年的‘中兴旅社’，那是鬼子作恶的地方呀！”在母亲的指点下，他们先来到了白蒲镇。现已79岁的程老骞老汉，住蒲西村31组，在他的带领下，姜伟勋背起母亲走过狭窄的老街，在一处青砖院墙旁停下来。程老汉指着门牌为“史家巷1号”的住户说：“这个地方就是原来的‘中兴旅社’，当年日本人就在这里设的‘慰安所’，后来拆掉建成了现在的房子。”得知周粉英母子寻找“慰安妇”旧址，居住在附近87岁的徐家珍老太作证道：“日军侵入白蒲时，我刚满17岁。我家紧靠‘慰安所’，父母将我藏在家中，我不敢迈出门槛半步，才幸免没被鬼子发现。”邓成湾老人回忆：当年日军横行白蒲时，他还年幼。受鬼子胁迫，他曾和家人将稻草送到“慰安所”，供鬼子烧饭取暖用。他看见“慰安所”有十来间房子，每间房子都有一张大木床……姜伟勋一一记下证人证言，并请证人在证言上按上手印。

母亲被日军抓去时，当地或许有人看见，也许还有目击人健在，能找到这份证人证言材料至关重要。姜伟勋与母亲商量后，决定在当地寻找当时的现场目击人。然而，时过境迁，人海茫茫，取证极为困难。姜伟勋母子俩在白蒲镇大街小巷奔波了10多天，但却一无所获。正在母子俩一筹莫展时，有一天姜伟勋瞥见一位出售豆制品的农民蹬着三轮车，身背小型扩音喇叭沿街叫卖，吸引了不少人。他灵机一动，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也背着扩音喇叭上路，喇叭里一次次播放着“寻找69年前日军抓捕‘慰安妇’目击人”的寻人启事。就这样，母子俩很快在白蒲镇附近找到了82岁的严锦春老人。严老说：“我原来是周大姐邻居，当年，我亲眼看见鬼子抓走了周大姐和她的小姑子……”于是由严锦春老人口述，姜伟勋整理了一份现场目击人的证人证言材料。

        7月2日，姜伟勋背着母亲来到如皋市党史办公室取证。党史办党史科科长、民史学者李亚平查阅史志后证实：“如皋沦陷时间是1938年3月19日，日军当时有支驻军盘踞在白蒲镇，而周粉英老人回忆她当时和小姑被抓去做‘慰安妇’的时间是1938年3月23日，两者是吻合的。”此外，李亚平还向他们提供了当年日军在白蒲镇设立“慰安所”的部分证据材料。

        2007年7月7日是抗日战争爆发7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周粉英与广西桂林的一位同样有着“慰安妇”经历的韦绍兰老人被新闻媒体用专车接到南京。那天，南京下着中雨，汽车奔驰在通往汤山的路上，下车后，姜伟勋背着母亲，韦绍兰在儿子的搀扶下蹚过积满水的山路，走上十几级台阶，将一束鲜花摆放在去世不久的“慰安妇”雷桂英墓前。两位老人携手立愿：“妹妹，安息吧，你的愿望我们接着去做！”姜伟勋哽咽着请九泉之下的雷桂英放心：“让日本人向受害者道歉，讨公道的斗争永不停息。”

        7月7日同一天，上海的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又多了一幅著名油画家刘大鸿的作品《前仆后继》。画面上，周粉英老人坐在椅子上，仰面朝天，一脸悲怆，两手紧紧地抱着逝去的雷桂英遗像。画的右侧是两行小字：“四月尾南京慰安妇惟一活人证雷桂英病逝，受此感动，如皋九旬老人周粉英勇敢地站起来……”等字。

        2007年12月，吉林省著名作家曹保明依据周粉英口述而撰写的《慰安妇考察手记》一书，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10万字，配图片77张。周粉英的血泪控诉，震撼人心，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令人发指。此书成为记录日军侵华史的警示性的难得读本。

    周粉英母子历时两年多，四处奔波，历尽艰辛，收集了数十份证据材料，并且众多证据材料已形成严密的证据锁链。2009年6月上旬，周粉英母子向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提出申请：一、委托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法律顾问朱妙春主任律师接手周粉英的日本索赔诉讼；二、从法律意义上授权周粉英后人今后可以代表老人进行申诉的权利；三、日本法院开庭时，受周粉英委托，姜伟勋可以到庭作证；四、向受委托律师递交相关物证、书证、证人证言及证据保全材料。岂料，两个月后，周粉英因一场重病不幸离开了人间。弥留之际，她拉住姜伟勋的手说：“我走了，你要为我讨个说法，我死才瞑目呀。”姜伟勋哭得死去活来，他不住地点头：“娘，你安心走吧，儿子会为你讨回公道的！”接下来的日子，姜伟勋四处奔波，又收集充实了不少证据材料……

        2013年“五一”节刚过，姜伟勋收到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来信。苏教授表示，近期他将随律师赶赴姜伟勋家中办理相关手续后即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