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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7岁的王海燕成为北京医学院医疗系的一名新生。由于她个人成长始终和密集的政治运动相伴随，大学并没有将她的职业理想清晰化。“我是1959年毕业分到北大医院内科的，老师是中国肾脏病学的创始人王叔咸教授。”那时，全世界的肾脏病学研究都刚刚开始。 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学术与科研开始在政治运动的缝隙中泛出绿意。王海燕在这一年考上了王叔咸教授的研究生。 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导师教给她的第一课。一个例子是读书。“他自己很刻苦，每个星期天上午都要去图书馆看书。他到图书馆去看书，我们学生也得跟着去。还得向他汇报，这个礼拜我看了什么书，读了什么文章，有什么收获、有什么未解决的问题和挑战。你要不去，星期一他就会问：‘这个星期天，你怎么没去图书馆啊？’” 王海燕的第一堂课是给学生讲肺炎。尽管在老师指导下已经多次彩排，但正式上台、面对百余名学生时她仍不免紧张。恩师在最后一排指指自己耳朵提醒她提高音量的画面，她终身难忘。 “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太多东西，不只是专业。他的治学严谨、他的低调谦虚、他对学生既严格又爱护的态度——总之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她坚决否认“中国肾脏病之母”的称谓。她将导师那一代人称为中国肾内科的第一梯队，将自己这一代人称为第二梯队，将今天自己的学生和学生的学生称为第三、第四梯队。王叔咸教授身上的优秀品格，经由她的传承和光大，已经成为了这个团队的基本精神和集体操守。 “不应再有笼统地诊断” 1979年，王海燕42岁。“事情很突然。当时我还在莫干山参加内科学编写工作。一天黄昏，接到单位一个电话，让我赶紧回北京参加考试——教育部选拔第一批出国学习的人员。” 回京的火车买不到坐票，王海燕站了一晚上，借着昏黄的灯光读她临时买的《广播英语》。作为一个先前学俄语的“文革”前大学生，英文考试将是最难的一关。 离考试还有一周。她找来外交学院的朋友，找资料、讲语法、练口语。为了集中精力，她特意从家里搬到集体宿舍，睡觉时枕头边也要开着那个砖头大的录音机。“就这么突击了一个礼拜，就去考试了。”虽并不顺利，但涉险过关。 她选择去洛杉矶的UCLA-Harbor医疗中心深造，导师蜚声业界，有Mr.Glomerulus（肾小球先生）的雅号。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的访问学者，她是当地罕见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 她注定要扮演一个拓荒者的角色。“当时咱们的肾脏病学专业，和国际上差得太远了。那时咱们就认识两个病，一个肾炎，一个尿毒症，再细化就说不清楚了。” 当时，国际上推动肾脏病研究发展的路径有两条，一条是生理学，一条是病理学，王海燕选择了后者。刚刚迈出国门的中国医务工作者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治病”，病理学可以很直接地关系到对病人的诊断，并通过基础医学来推动临床科学发展。 她将很多概念带回了中国，率先在中国建立了各种肾病的动物模型。 通过临床和病理的结合，她带领的队伍对所谓的“肾炎”和“尿毒症”进行了细化，十年间，仅肾炎这一项就报告了八种疾病。在1986年国际肾脏病会议上，她首次报告了中国肾小球疾病的疾病谱。她和她的团队还在国内率先诊治了一些引起急性肾衰竭的常见疾病，如：药物引起的急性间质性肾炎、恶性高血压肾损伤和原发性小血管炎等急剧进展性肾小球肾炎。及早的诊断和治疗防止了这些病人向尿毒症的发展。 “今天你去医院看病，不应再有任何医生笼统地诊断你患了肾炎或尿毒症。”这一细节变化的背后，是数十万、数百万人的生死和命运。 “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在不断丰富的肾小球疾病谱系中，王海燕逐渐发现，中国最多的原发性肾病是IgA肾病。“IgA是一种免疫球蛋白，致病的IgA沉积在肾小球，引起炎症和硬化。这种病人在中国最多，我们接触的原发性肾小球疾病的病人中，大概有一半都是IgA肾病。” 这种病例在欧洲和北美并不多，黑人更是罕见。高发区就是中国、东南亚、澳洲和意大利。她的态度一贯如此：“既然是中国人多得这种病，那么我们理应去解决这个问题。”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她和她的团队将IgA肾病的病例进行列队、追踪，研究这种疾病的演变过程和临床表型。 是否用激素治疗IgA肾病的蛋白尿，是目前国际肾病学界最大的分歧所在。欧美白人一向不愿意用激素治疗，与之相反，在中国、韩国、泰国甚至整个亚洲，激素都在被广泛应用。该不该用、什么人该用，王海燕要回答的还有这些重要问题。 初步的33例用药、30例对照研究在王海燕领导的北大医院肾内科完成。这项研究在2011年被列入了国际肾小球疾病的临床指南，成为IgA肾病蛋白尿的治疗依据。医学学者的学术追求莫大于此，“做科研你求什么：写篇文章，单位给点钱？争取个奖项，或更高的头衔？如果你的研究能够成为全世界医生的治疗指南，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但是，仅在少数中国病人中得出的研究结论还是不能强有力地支持用药的结论。由她主导的一个全球性合作课题目前正在进行中。这项研究由计算机随机排序，将患者分为两组，一组使用激素治疗，另一组使用安慰对照剂，在对比中求证“激素”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要让实验尽量减少偏移的可能，尽量囊括各种族、民族、地区人群，就必须有尽可能多的国际合作者。“研究需要1000个左右病例，要多中心，大陆有39家参与者。境外现有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印度、新加坡、泰国和中国香港参加，马来西亚、巴西和中国台湾在谈。欧洲目前有自己的IgA课题，所以以后再考虑加盟。”王海燕说。 在国际上，绝大部分的药物试验是由财力雄厚的厂商启动的——资本驱动学术，学术成果再带来更多的资本——真正由临床科学家启动的很少，而由中国科学家启动全球范围内的这样的研究则罕见。 经费拮据阻止了一些国家加入这么“清贫”的项目。“美国做研究要求很高——要钱。我实在没有钱给他们，哈哈。”老人打趣。在过往的研究中，她很少有“有钱”的情况，大部分合作者加盟的动力，都来自于对她本人医学理想和人格魅力的尊敬。 “医生最大的追求” 上个世纪，欧美忙着治疗糖尿病肾病，中国忙着治疗肾小球肾病、IgA肾病，所有国家都忙着治疗尿毒症，忙着透析、移植的事。世纪之交，医学界开始反省。心血管界、肿瘤界、肾病界都开始认识到，将医疗重心放在治疗疾病后期、依赖各种昂贵的仪器设备和药物，不但病人、家庭和社会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而且治疗“性价比”非常低。进入新世纪，国际医学界普遍提出，必须要把疾病尤其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诊断治疗前移，移到早期、移到高危人群。 “这意味着，对患者要早期发现，早期管理，让他们不得病、少得病、慢得病。”王海燕说，“接下来我们就要回答：中国怎么办、中国的慢性肾脏病高危人群在哪里。” 2008年，全国十三家医院“中国慢性肾脏病流行病学调查”启动。“慢性肾脏病”的理念来自美国——凡病程在三个月以上并出现肾功能下降的，无论是哪种肾脏病，都统称为慢性肾脏病。很明显，这是针对高危人群和早期患者的概念。这样的大型流行病学调查，需要将13亿人口按照地域、性别、年龄、民族、城乡分层取样。将整个中国的肾脏病发病情况浓缩到一个大型的数据库中，其难度可想而知。 “这个事情说起来就几句话，做起来却太难了。取样要按照全国城市和农村人口比例、各地区人口比例取样，但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人口流动性太大。比如你去北京一个城区取100个人调查，这100个人可能有一半并不住在这里；或者你去农村取样，这100个人就有90个人出去打工了。太难了。” 她深深地感谢她的合作者。在农村调查时，为了能找到外出打工的青壮年，调查者们自愿在春节期间下乡入户。而在新疆和田地区取样，因为遭遇极端恶劣天气，调查者们还曾被暴风雪围困两周之久。 在中国，这恐怕是医学界最“不赚钱”的事，将合作者凝聚在一起的，是一个老人泽被苍生的襟怀和气魄。“这个问题对中国太重要了。如果能回答这个问题，我死也瞑目了。”王海燕说。经过一年多的调查，数千万的原始数据被反馈回来，严格的数据处理由此开始。包含了4700余人的分层随机取样数据库最终建立。结果很惊人，中国慢性肾脏病的患病率是10.8%，有1亿多人。但稍稍令人安慰的是，与美国和挪威（这两个发达国家的数据最全面）比起来，中国的患者处于早期的居多。“这就是中国的机遇。”王海燕说。该调查于2012年3月发表在世界权威的临床医学期刊《柳叶刀》上。 调查结束后，她向卫生部陈述了自己的建议：将高血压、糖尿病和肾脏病的基层防治整合起来下一盘棋；将医疗资源和医疗力量下移，充实基层，最终实现基层医院和大医院的“双向转诊”。“医生最大的追求不是有多么大的门诊量，而是所有人都不必到医院来。”王海燕说。 “学术上，要群星灿烂” “国际肾脏病学会以此褒奖您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为中国肾脏病学的发展所发挥的开拓与引领作用。在充满挑战的个人境遇与社会环境中，您始终是肾病学者的楷模。”国际肾脏病学会发给王海燕的获奖贺信，以最简洁的句子道出了国内国际肾脏病学界共同的心声。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王海燕以其前瞻性的眼光、国际化的视野、胸怀天下的担当、公正无私的品格、孜孜不倦的态度、坚韧乐观的精神，培养和引导了几代肾脏病学学者，不但带出了蜚声国内外的医疗科室，而且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中国肾脏病学界的引领者和精神导师。 她永远以祖国的需要、病人的需要为毕生科研的动力，这种超越了个人功利的理想，成就了她的高瞻远瞩、知难而进的学术气魄和致力于人才培养的学术特色。 她永远保持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上个世纪80年代的肾脏病理学研究、免疫学研究趋势，90年代末开始的分子细胞学研究趋势，新世纪的流行病学研究趋势，都是被她最先捕捉和辨查，并迅速推进相关人才培养和实验室建设。她的学生、北大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张宏教授用“高屋建瓴”来形容王海燕老师的发展眼光，“我们只是在自己擅长的这一块领域内做得不错，但王老师心里装着的却是全局性的发展方向和整体性的人才梯队建设。” 她永远怀着“先知者先行”的态度。过去几十年中，每一项她带领的前沿课题起步时都缺乏政策、资金和人力的支持，但每一次她都能带着那“五六个人、七八杆枪”，将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上世纪80年代初她出国培训之时，中国肾脏病学界连“肾炎”分为多少种都不清楚，今天却已经能够与世界发展进度保持一致，能够跟国际一流的专家平等对话。 采访中，她没有一次提到自己那些闪闪发光的名头和奖项，更多的时候，是向记者热情洋溢地介绍那些年轻的学者如赵明辉、张宏、陈旻等。藉由自己在国际上的声望和地位，她推荐了大量年轻人到国际一流的机构深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