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

简介：

◆朱镕基谈党风：“开不出来，你这个局长不要当了。”他何处此言？他要如何抓党风？

                                  领导干部不能脱离群众

                                   （1989 年8 月7 日）

今年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难度还是很大，但我深刻地感到，市委、市政府确定的方针，是足以解决当前经济工作中的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如何争取民心，使广大的工人、农民跟我们一条心，来把工作做好。解决这个问题比经济工作本身难得多，因为我们有些干部和党员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群众，不能和群众同甘共苦，而是浮在表面，坐在办公室里不下去，以致很多事情贯彻不了，扯皮扯很长的时间。

昨天《新民晚报》有一条消息，说今年街道上没有洒过水。为什么？就是扯皮。市环卫局把洒水车下放到各个区了，但原来开车的司机各个区不要，就这么扯皮，扯了半年多，车子开不出来。老百姓提意见说：你们扯皮还没有扯够，怎么能洒水啊？这样的事情说明，我们市政府机关有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不关心人民的疾苦。我一再讲，你权力下放也好，体制有些改革也好，都不能影响原来的工作。所以我昨天跟天增同志讲了，告诉施振国同志，不要再扯皮了，我不管你怎么弄，反正三天以内你把洒水车开出来，开不出来，你这个局长不要当了。施振国同志本身是勤勤恳恳工作的，也不要为这件事情批评他，但这事本身反映了我们市政府机关工作作风的问题，应该通报一下，我们以后不能再干这种事情了。现在什么事情都扯皮扯得一塌糊涂，不办事，把人民的利益摆在一边。包括我们的重大工程，我那天看重大工程简报反映，市化工局的重点技术改造工作，工人一天只干三个小时活，三个小时也不是好好地干，设备、材料乱堆，这还叫重点工程？市政府的重点工程还是这样子，说明我们的干部根本不下去。我觉得，市委、市政府再不转变作风，你有再好的方针、政策、措施，下半年经济工作还是搞不好的。

最近，我们市委、市政府响应中央的号召，中央要办七件事，我们也要办七件事，已经在报上公布了。我希望我们市委常委和副市长带头，要以身作则，说到做到。我也希望市纪委、监察局监督我们。吴德让〔4〕同志，你上次不是告诉过我吗？副市长以上的你都不敢监督，是不是这样？（吴德让：副市长以上是中央管的。）你监督，为什么不能监督？我们一样也是在你的监督范围之内的。

另外，我希望我们市委常委、副市长能做到的，各委办局的负责同志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做，我们不要求你们跟我们一样，但你们自己也得有一些约束自己的规定，把这个作风层层地往下传。政府系统有600名局级以上干部，加上市委系统的，还有其他的局级干部，共2000多人，只要我们这2000多人真正地以身作则，那么上海的作风就可以转变，社会风气也可以转变。2000多人带两万处级干部嘛。处级干部的问题也多得不得了，最近市审计局有个材料，看了也是触目惊心啊，处长下去作威作福，要吃这个，要吃那个，怎么得了？！

今天的《解放日报》有一个消息，在普陀区一个外贸楼，一个一个的火腿罐头都扔在垃圾堆里。因为送的东西仓库里堆不下了，吃不了了，都坏了，就扔到垃圾堆里去了。这是一种亡国的现象，怎么得了？！所以，我们这2000多局级干部，主要是我们，如果整天脑子里只想着自己的房子、自己的汽车、自己要出国，不想工作，那上海就没有希望了。

我们在下半年要把整顿党风、加强廉政建设作为头等的大事。泽民同志要求下半年好好抓抓大中型企业搞活，我们要把这个作为重点。但我首先要抓厂长的作风，特别是那些大厂的厂长。有些厂长，不能够跟工人同甘共苦，怎么能够把企业办好啊？再给他优惠条件也不行。就这七件事，《文汇报》发了社论，《解放日报》没有发社论，《新民晚报》发了一个评论，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希望我们的市委、市政府干部要足够地重视。你们监督我们，我们也监督你们。我们能够做到的，希望你们不久也能够做到。我们做不到的，你们提出意见，举报我们嘛，这样上海才有希望。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上海市政府第四十四次市长办公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在中共上海市纪委全体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91年1月24日）

这次市纪委全会扩大会根据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和市委五届十一次会议的精神开了三天，开得很好。我来和大家讲话，就是来支持市纪委的工作，表示市委的态度，和大家交交心。我任市委书记后第一站是到市纪委来。这一段时间，市纪委对端正党风、惩治腐败、提高党员素质做了很多工作，我认为应该再一次对市纪委、对纪检战线上的各级干部表示感谢！也代表市委再次表示支持！我和第一次来市纪委时的态度一样，我本人始终是纪检工作的后盾，绝对不会拿原则做交易。纪检工作中如果发生了什么问题，责任由我承担，那都是我们指导工作的偏差，不是同志们的问题。你们的工作很努力、很辛苦、很负责，我们始终支持你们的工作。下面讲几点意见：

一、未来的十年是关键的十年,任务既艰巨又迫切。

这十年如果再不能解决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搞上去的问题，不能完成我们党第二阶段的战略任务，那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不能体现，我们会处于被动的地位。所以在九十年代开始的一年，就要给人们树立这样一个信心，能把这个任务完成。对上海来讲，我们一定要实现“振兴上海，开发浦东，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战略目标。不完成这个任务，上海也难以稳定。

最近我去了闸北区，今天上午到南市区，都去看了棚户区。到闸北区在车站大楼上看，到南市区在招待所大楼上看，上海的棚户区改造任务太艰巨了。普陀区、虹口区、杨浦区的棚户区也不少。我两次到棚户区看，老百姓确实是苦。棚户区住的都是普通职工，有些是模范职工。今天我们去了被评为“全国十佳老人”的一位老人家里，这位老人93岁了，住的条件差极了，危房、阁楼，头顶天花板，阁楼爬上爬下。棚户区里面人山人海，我一进去，人都出来了，但没有一个老百姓指着我鼻子说要我解决一下问题。上海的老百姓是顾全大局的，反倒认为市长来看他们是关心他们的，说现在什么都不缺，什么都不要，就要房子。所以，要解决上海人民的生活问题是非常艰巨的。面对这样一个任务，我觉得我们党应该有信心、有能力，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要完成这样一个艰巨任务，必须有一个有战斗力的党。如果我们不深入联系群众，代表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任务就完不成。我们党一定要站在最前线，密切地联系群众，跟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时时刻刻了解他们的脉搏和意愿，身先士卒，带领群众前进。一定要这样，我们也一定能够这样。我今天讲话没什么新的观点，就讲这么一个观点：要完成本世纪最后关键十年的艰巨任务，必须有一个好的、有战斗力的党；要建设这样的党，就必须有一个好的、铁面无私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为什么这么讲？当前我们在肯定抓党风、促廉政取得成绩的同时，必须看到我们党存在的种种问题是相当严重的。舟山渔民到上海来卖鱼、虾，要层层“进贡”，要过几道关卡，经过港监、水上派出所、渔政管理所、加油站，都得送“外烟”，没有就得把鱼、虾扣下。最近，市人大常委调查菜场，菜场里面的问题到了相当严重和相当普遍的程度，这样搞下去怎么得了？这些单位都有我们的党支部，党员占相当的比例，但贪污受贿成风、坑害顾客成风。现在贪污受贿案件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过去是几千元、几万元，现在是几十万元。最近发生的经济要案涉案金额越来越大，比去年成倍地增长。有三个区是相当出格的了。闸北区一个物资部门被人家坑骗了1500多万元，收不回来了。虹口区建房办公室到一个乡镇企业订货，明明已经倒闭了，还把几百万元汇出去。南市区去年拆了棚户区几千户的房子，集资1200多万元借给外地的乡镇企业，房子盖不起来，钱也没有了。这些住户投亲靠友，五六年都回不来。这是渎职，严重的官僚主义。看起来这是不负责任，实际上是犯法，是对人民犯罪，这都是人民的血汗钱。以权谋私、动用公款，这种事例多得不得了。这次查了农村建房，这里面问题也相当严重，开除了好几个人的党籍。城市突击分房，报上公布了一个例子。现在我们有些干部经不起考验，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干部的一举一动，群众都看得清清楚楚。我每年收到人民来信4万多封，没有减少，说明人民群众对党还是有信心，不然就不写信了。写信就因为我们有个纪律检查委员会，还有个监察局在那里。另外，有些党员干部革命意志衰退相当严重，有的局一级领导干部，乱搞男女关系，还有什么心思搞工作？这些都说明，我们党在新的形势下，党员的素质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党内有问题不可怕，党总是要新陈代谢，要纯洁自己的队伍，这样，我们党才能发展、前进。可怕的是资产阶级庸俗作风在腐蚀我们党，讲情面，拉关系，“与其种刺，不如种花”。40多岁的人想着怎样上去，能为自己说好话的人多一些好；50多岁的考虑自己要下来了，何必得罪人呢，为自己谋一个后路。这种作风传染到我们的同志身上、领导干部身上，这个党就好不了。很多事情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要注意，可我们被这种庸俗的作风耽误了。我不知道各大口、各区的党委民主生活会开得怎样，是不是认真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我反思自己做得不好，不是说我做好了坐在这里批评你们。一年过不了几次党内小组生活，过去我在市政府研究室过党内生活，参加过几次。市委常委民主生活会，中纪委规定，一年必须有一次，我们是开了，还是认真的。事前委托市纪委广泛征求意见，然后，我找市委常委一个个谈心，最后召开市委常委的民主生活会，相互提意见。上次会我们开得很好，有很多同志尖锐地给我提意见、提批评。这种民主生活会一年只有一次，太少了。我不知道你们怎样。市纪委有过一个报告，说一般开一次是有保证的。我现在越来越感到，平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很重要。最近，我准备找区委书记、大口党委书记、县委书记谈谈心，今年起码有一次。应当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然的话，大家不愿意提意见，不愿伤面子，许多干部陷进去不能自拔。现在有人民来信，无论是涉及哪一个领导干部，我们都要交市纪委查处。也可能没有来信说的那些事，一般道听途说的比较多，但有不少是确有其事，只是程度不同而己，诬陷、诬告的还没有发现。有一点要讲清楚，就是如果市纪委、本单位纪委在调查你的问题，你不要对党有任何不满的情绪，这也是组织原则。不论告的是哪一个同志，是市长也好，局长、处长也好，既然有人检举揭发，就要调查了解，查完了没事就没事，每个人都要胸怀坦荡，不必计较。有时我也知道是一件小事，没有什么大问题，但还是要告诉他本人，让他自己提高警惕，严格要求自己。我们各级党组织，不管是党委领导，还是纪委领导，都要建立党的正常生活制度，不要讲情面，严格的要求是爱护和帮助。因此，我希望市纪委和各级纪委能根据党的战略任务、上海的战略任务，把我们的党建设好，把我们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建设好，保证经济建设、发展规划的实现。一定要从我们的队伍里清除庸俗、腐败的作风。刚才听说，去年全市共处分党员近2900人，占党员总数的2.8‰，说明党存在的问题相当多。但是根据市纪委的检查，处理过轻的还有相当大的比例。比如贪污受贿，在3000元至6000元的，有40多人没有开除党籍。一般3000元以上就要刑事处分了，贪污受贿6000元的还留在党内，这值得考虑了。还是要从严治党。我不是提倡处理过头，现在绝不是过分的问题，而是处理太轻，纪律松弛，已经不大害怕了。

疏浚黄浦江的挖泥船，挖了泥，本该送到长江口以外去的，但1万多立方米挖了以后就倒在长江主航道旁边。怎么处分的呢？罚那船2000元，对船长没任何处罚，这能解决什么问题？我感到我们的物价局、工商管理局、公安局，以罚代法，罚得很轻，没人害怕。我想我们市纪委要坚持原则。在这样的环境里，如果我们不硬着头皮，从严治党，我们党就会慢慢地在群众中丧失威信，非常可怕。我们作为一个党员把一生交给了党，在这时候确实要下决心，坚持原则，在原则面前不动摇，不怕得罪人，这样才能使我们党恢复原来在人民群众中的光辉形象。

二、继续抓好廉政建设，纠正行业不正之风。

很多同志提出，对廉政建设不要自我感觉良好，不要估计过高；问题还是很严重的，对存在的问题不能估计过低。特别是行业不正之风相当厉害，今年要突破一下菜场。今天我给各区的领导同志打招呼，菜场整顿的主要责任在各区。请你们从各机关抽调比较得力的人，把主要的菜场整顿好，年底进行评比，领导同志亲自动手。我们市里面也派人帮助，市人大常委会要抽人出来帮助。现在商业系统的服务态度老是突破不了，好像顽症，顾客来了不给好脸看。出租汽车那么难以监督也能搞好，为什么菜场就不能搞好？关键是你有没有决心。这可是牵动千家万户，服务态度好了，影响很大，同时也为今后的改革打下基础。再好的体制、再好的改革，队伍不行也难以成功。上海有几个行业整顿得不错，大楼的电梯服务这两年是有所改进的，群众觉得是好的；公共汽车不如出租汽车，但也有点进步；市煤气公司、自来水公司比过去稍微好一点，都还是有进步的。所以只要领导亲自去抓，都还是可以搞好的。要恢复到五十年代的党风、社会风气，大家都重视，那就好办了。菜场究竟怎么抓好，我们还要具体化。各区要讨论、研究一下这项工作。国营企业垄断起来以后，腐败比个体企业还厉害。比如菜场，如果党支部失掉战斗力，整个菜场就都腐败了。是不是把区属工业调整搞些商业设施，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市工商局加强管理，工商局的人进菜场，进商业网点，天天监督，接受人民群众投诉，重罚也可以。个体户有一个竞争的机制，弄虚作假、短斤少两搞久了就没人光顾了。希望纪检部门围绕这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三、建设一支好的、铁面无私的纪律检查队伍。

要加强自身的建设，建设一支党性强、自身硬、能战斗的纪检队伍。纪检干部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是保持一致的，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纪律检查队伍在抓党风、促廉政方面做了很好的贡献。

今后要继续重视这支队伍的建设。一是要党性强。如果纪检干部党性不强，是很危险的。纪检干部在党性原则上应毫不含糊，什么事都要讲党性原则。纪委坚持了党性，事就好办了。二是要自身硬。打铁先要自己硬，这一点，市纪委还是不错的。纪检干部确实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基本上是做到的。我也接到人民来信反映纪委干部的问题，查了一下，基本上没有什么出格的事情。我们纪检机关的干部应以自己两袖清风感到光荣。奖金少一点，物质利益少一点，但看作是光荣，党就有希望。这样想想，自己也可以得到一点安慰。最大的幸福就是人民群众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这就无愧于做一名共产党员。三是能战斗。关键是掌握好政策，发挥政策威力。自己的政策、思想水平要提高。你坚持原则是很重要的，但过分了会起反作用，往往做得过分容易，做得恰如其分不容易。现在主要倾向不是过头，主要倾向是松，是纪律松弛，处理时总是下不了手。现在还是要强调从严，但也不要太过分。对一个案子要反复推敲，要对人极端地负责任。掌握政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要深入群众，重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三年来，我是很重视信访工作的，每天不断批人民来信，当然不可能每封都批，有专门的人负责催办，每封信都有着落。现在有人反映，有些问题非要到我这里来批才能解决，这怎么得了？这里有两方面的道理：有些问题确实不是我批就解决不了，这里有责任的问题，没有主要领导做决定，下面的人不好办；另一方面，有些事不需要我来批，各级领导自己负责，大家分担一点。有些是条条块块的矛盾，要耐心协调，不行再向上反映。

*这是朱镕基同志在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为上海人民办三件实事

                                      （1990年3月3日）

我希望在上海工作的时间里，至少为上海人民办三件事：第一件大事情，是把“菜篮子”建立在牢固、可靠、稳定的基础上。报上发表了我在全市蔬菜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点意见，没有讲全。真正把上海的副食品供应建立在现代化的生产体系上，真正是净菜加工、小包装、现代化的运输管理体系，效益很高，这才能最终解决我们一年几十亿元的补贴问题。我提的目标是一年试点，两年推广，三年普及。下面的同志说我是不是要求太高了，但我有信心，上海有这个能力，这是个根本的问题。今天我去看你们的集市贸易市场，好多人把我围住提意见，说蔬菜太贵了，国营菜场不起作用，全部都是集市贸易，这是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市政府每年补贴几十亿元，就像一个很长的竹筒子，上面都是眼，补贴都从眼里流掉了，好多是流到个体户的腰包里去了，内外勾结。菜场好多人“宰”顾客，短斤少两，卖大户，弄虚作假。从根本上说是要抓党风，促廉政，端正社会风气，这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也要从经营管理上下功夫。副食品生产是现代化的，销售是超级化的，经营管理是一条龙的。这是我们要办的一件大事情。

　　第二件大事情，是要解决上海以道路交通为中心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问题。这要有一个规划，当然几年完成不了，需要几十年，现在先开个头，要有个规划、有个目标，不能再乱来。上海没有两条环线，交通问题解决不了。现在至少要修成一条环线，规划要做出来。黄浦江的越江交通问题要解决。将来上海条是条、块是块，要有一个目标。

　　第三件大事情，是要解决上海的住房问题。这个太迫切了。前一段时间，停工待业的职工很多，我去访问过一些家庭，看望过一些市民。我走到他们宿舍，楼道里面都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要说自行车过不去，人走都困难。每家人都挤得不得了。上海的住房问题比北京要严重得多。要解决上海的住房问题，靠国家、企业来建房，几年也解决不了。现在我请天增同志组织了很大一批人在研究，拿出一个办法，拿出个大政策来。香港、新加坡解决房子问题，基本的方法都是国家、企业、个人一起来。我想，上海一定要制定一个国家、企业、个人一起上的办法来解决住房问题。我们有条件盖房子的地方就在浦东，过江的交通问题一解决，基础设施一解决，学校、医院、商店配套，房子一片一片地盖。把基础设施搞好，减少中间盘剥，房子的价钱可以便宜些，我想上海的住房问题是可以逐步解决的。棚户区苦得很，将来都把那些地方推掉，然后把它们变成绿化用地，不能再在浦西盖高楼了，否则我们的交通问题还是解决不了。要盖房子都到浦东去，浦西那些地方要绿化，增加城市的绿化面积，把整个上海都改造过来，那就漂亮了。那是一个远景，我们要有一个方案让全体市民来讨论，大家都认为这个办法合理、公平，这样才能解决上海的住房问题。我看5年就会见效，10年面貌就会有相当大的改变，20年就差不多了，我这个估计是不是太乐观了？

　　*这是朱镕基同志1990年3月3日在上海市嘉定县党政干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是上海发展的动力

                                     （1991年3月13日、15日）

改革开放是上海发展的动力。我们改革的目标是要在本世纪末以前，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把中国创造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具体化。我们已经进行了十年多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成绩。今后要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　　

首先，住房制度改革。

住房制度改革的目的是要实现住房商品化。过去市民住房都由国家（包括国营企业）全部包下来建设，而且无偿分配，租金很低。上海住房制度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要把住房完全由政府和企业包下来改变为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建设。目前还不能一下子实现住房商品化，因为我们不能把工资水平提高到市民都拥有买房的能力。所以，第一步改革只能采取居民交住房公积金、买住宅建设债券的办法筹集一部分建房资金；对于收入水平比较高的人，也可以把房子便宜一点卖给他，用这个办法可以筹集到三分之一的住房建设资金。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积金的提成比例还将增加，逐步达到更多的建房资金由个人承担，最终实现住房商品化。这个改革方案经过全体市民的讨论，得到了绝大多数市民的拥护。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改革首先要使人们的传统观念有转变。　

虽然住房制度改革的方案经过国务院批准后从5月1日开始实行，但我们已经有能力进行较大规模的住房建设。上海去年竣工住房420万平方米，预计今年可达到竣工500万平方米，明年竣工500万至600万平方米，后年竣工700万至800万平方米。这样，上海市民的住房状况会得到很大改善。这次改革在上海经济发展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从未有过一次改革像住房制度改革这样经过市民如此广泛的讨论，而且深入人心，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从中也得到一条经验，即改革要求人民在利益上做出一点牺牲，但只要像住房制度改革方案这样，交给他们讨论，当他们看到实行这项改革可以加快住房建设进度，同时也可以改变住房分配不公，符合人民的长远利益，绝大部分人就接受了，要他们多拿一点钱也愿意。

最近，我和分管城市建设的负责人一起去看了部分居民住的地方，愈加体会到，住房问题是上海市民最大的困难，因此实行住房制度改革并加快住房建设是最得人心、最受市民欢迎的一件事。　　

第二，金融体制改革。　　

搞活金融是开发浦东的最重要条件。去年12月份，上海开设了中国第一家联合证券交易所。在这之前上海已经开始有证券交易，但成立交易所以后，使证券交易更规范化，交易量也有增加。另外，上海原来有4家外资银行〔1〕，最近中央又批准了6家外资银行〔2〕，他们的业务经营范围比原来规定的扩大了。有两家中外合资的财务公司〔1〕也已开张营业。今后还将陆续批准一些外资银行来上海开设分行，如日本第一劝业银行、法国巴黎国民银行都提出了强烈的要求，我们尽量帮助他们能如愿以偿。　　

目前，股票市场上市的股票数目比较少，我们正在选择一批国营企业，扩大股份制试点，增加股票的上市量，准备不仅向国内发行股票，而且还向国外发行股票。股票实行A、B制，A股向境内居民发行，B股向境外发行，这两种股票暂时还不能融通。　　

我不认为，只有搞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而利用市场机制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主要区别不在这个地方，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排斥其他经济成分的存在，我们只要求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地位。所以搞股份制和股票上市，只要把私股的比例控制在一定程度内，就不会出问题。既然要对外开放，就要利用国际惯用的办法来融通资金，使股票买卖规范化。股票行情要能反映企业经营的状况，股票交易要符合国际金融体系的规范。这方面，我们还缺少经验，正在试验和探索之中，所以不能着急，要一步一步来。但改革的方向是肯定的，在不久前通过的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文件〔2〕中已明确提出，要逐步扩大股份制企业的试点和股票的发行。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目前国营企业的劳动用工制度，不管劳动好坏，工人的生老病死都是包下来的，这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同时，这种制度也给企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使劳动纪律和产品质量受到严重影响。这项改革的第一步是先搞待业保险制度，工人与企业签订合同，职工可以退出企业到社会上去待业，享受社会救济，而不是由企业把他包下来。第二步搞养老保险制度，第三步搞医疗保险制度。这些改革是非常难的。如公费医疗制度为人民谋了很大福利，但也造成极大浪费，现在要改革很难，而且不是上海一个地方能够改的，要在全国范围内一起改。　

第四，价格体制改革。　　

价格体制改革一直在进行。目前是要搞主副食品价格改革。这个改革意味着食品价格要放开，按市场机制来定价。现在我们平抑物价，主要靠财政补贴，每年用于主副食品的价格补贴至少40亿元。而放开价格后，这40亿元补贴都得变成工资，不然百姓承受不了。因此实行主副食品价格改革，要进行比住房制度改革更广泛的市民讨论。而且，这项改革要分步走。大米现在的销售价是0。17元一斤，而收购价是0。6元一斤，如把大米价格一下子提高到购销同价，涨价太多，百姓就会不满意。现在有把握的是把蔬菜价格先放开，因为上海蔬菜的供给大于需求。　　

第五，企业体制改革。　

企业体制改革除了组建企业集团、加强内部管理、试行股份制等内容，还包括外国人关心的一个问题：中国的企业让不让倒闭。我很早就赞成，办得不好的企业应当破产。我们所说的工业调整，就包括了对企业的关停并转，其中企业关门、停产、兼并，实际上就是破产。现在要关掉一个工厂，很不容易。如上海纺织企业约有五分之一的纱锭，由于没有棉花，就不得不关掉。企业关闭后对生产第一线工人的安排问题不大，因为上海缺少第一线劳动力。问题是后勤人员不好安排，所以现在要立即实行企业关门也有困难，只能一步一步来。如果将来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后，工人可以实行社会待业保险，企业宣布破产就好办了。　　

还有政府机构改革。

现在外国人抱怨我们办事效率低，官僚主义严重。我认为：第一，官僚主义是常见病、多发病，哪个国家和地方都有，至少上海的官僚主义不是最严重的。第二，对上海在吸引外资方面表现出的官僚主义问题，我们已下决心解决，如成立了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这方面的工作已有改进，但还不理想。有改进，表现在外国投资者称赞上海这两年来在办理投资手续上有改进，基本表示满意；不理想，表现在还有外国人批评上海在审批项目过程中手续繁，时间长，效率低。我觉得根本原因是政府机构太庞大，人员太多，部门太多，而且每个部门都有法规，不执行这些法规就是渎职，所以不好办。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是精简机构，只有精简机构才能克服官僚主义。我想，企业和劳动工资制度改革后，不需要有这么多部门去管企业了，政府机构会逐步减少。当然现在也不是无所作为，我们正在采取措施精简审批项目手续。针对文件周转速度太慢、耽误时间的状况，我建议市外资委现场办公，把计划、工业、土地、税收、环保等几个主要部门的负责人都找来，并且带着图章，一周开两次会审批项目，做到开完会，盖上章，当场就把问题解决了，真正体现“一个图章”办事的效率。

总之，改革的方向已确定，改革的步伐不会停。现在一些省、市的改革已走在上海前面，经济发展也比上海快。我们希望在今后几年内把上海的改革搞得更好一点。

                               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1988 年4 月25 日）

同志们：

根据大会的安排，现在我向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也许要超过大会规定的时间，因为如果我不讲的话，也许过不了这个关，一会儿还得提问题，还不如我主动“交代”为好。

第一，我的简历。我参加革命的时间比较晚，经历比较简单。我1928年10月出生于长沙，中学都是在湖南省念的，1947年毕业于湖南省立一中，同年在上海考取清华大学，念电机系。入大学后就参加了学生运动，1948年冬天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担任生产计划室副主任。当时的计划处处长先是柴树藩同志，后是袁宝华同志。1952年东北人民政府撤销后，我随马洪〔1〕、安志文〔2〕等同志到了国家计委，这时是1952年11月。在国家计委一开始是管电，1954年到工业综合局负责综合处工作，之后我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同志的秘书。后来由于张玺同志患癌症，我同时就兼任了国家计委机械工业计划局综合处负责人，直到1957年，赶上了“大鸣大放”、反右派。在“大鸣大放”的时候，同志们说，你是党组领导的秘书，你不跟党组提意见那谁提啊？一定要我提。我就在局里面讲了3分钟，但出言不慎。在10月份以前大家都觉得我的意见提得不错，到10月份以后就说你这个意见要重新考虑，到1958年1月就把我划为右派了。但是对我的处理还是非常宽的，我想是因为国家计委的领导和同志们对我都十分了解吧。因此，我被撤销副处长职务、行政降两级、开除党籍之后，还继续留在国家计委工作。在开始的一两年，我担任国家计委老干部的业余教员，教数理化，后来恢复我的工作，在国家计委国民经济综合局工业处工作。我非常感谢国家计委党组织对我的关怀，始终没有把我下放，使我有继续为党工作的机会。“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在国家计委农场劳动了五年，这五年对我是极大的教育。尽管我们还是国家计委的干部，在一个集体农场，但终究是在农村，所以对农村的了解、对劳动的体会还是不少的。这五年，我什么都干过，种过小麦、水稻、棉花，放过牛、放过羊、养过猪，当过炊事员。1975年后，我回到了北京，当时我的关系还在国家计委，但被分配到石化部管道局电力通信工程公司工作。我就带了一支徒工队伍，从爬电线杆开始培训，一直到能安装22 万伏的高压线和11万伏的变电站。这一段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对我也是极大的教育，使我有一点基层工作的经验。到1978 年，马洪〔3〕同志要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室主任。不久，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纠正了错划我右派的问题，同时恢复了我的党籍，恢复了我的职务。这个时候是袁宝华同志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康世恩同志担任主任，要我回国家经委，因为国家经委实际上是从国家计委分出去的。1982年新的国家经委成立后，我开始担任经委委员兼技术改造局局长，1983年担任经委副主任，1985年担任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一直到今年年初，就到上海来了。这就是我简单的经历。

第二，同志们要求我说说政绩。这个是难以启齿，不好说啊！当然，在我30多年的工作期间，尽管在1957年以后遭受很多挫折，但在工作方面组织上对我的评价还是不错的。我自己的特点、我的信条就是独立思考，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认为就应该怎么讲。我是一个孤儿，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1947年找到了党，觉得党就是我的母亲，我是全心全意地把党当作我的母亲的。所以我讲什么话都没有顾忌，只要是认为有利于党的事情我就要讲，即使错误地处理了我，我也不计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恢复了我的政治生命，同时也可以说是焕发了我的政治青春，我始终相信我会得到我们党的正确对待。我就是有这么一个特点，或者说我是力求这么做

第三，自我评价。我觉得作为上海市长我不是最佳人选，我有很多缺点，在很多方面比我的几位前任，特别是比江泽民同志差得很远。我讲三条：　

第一条，我只有领导机关的工作经验，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刚才讲了我25年在国家计委、10年在国家经委工作，基层工作经验就是在管道局很短的一段时间，既没有当过厂长，也没有当过区县的领导。江泽民同志很早就当厂长，而且是大厂的厂长。我也不是从农村基层上来的，对人民的疾苦了解不多。这是我很大的一个弱点，今后恐怕在这些方面还要犯一些决策的错误。　

第二条，我只有中央工作的经验，没有地方工作的经验。我没有在地方工作过，一直坐在北京，所以到上海来了后，这三个月的白头发比什么时候都多。江泽民同志预言一年之内我的头发全部变白，这是他的体会，我已经感受到了。工作确实是复杂，确实是难做，所以江泽民同志经常讲他的神经处于紧张状态，我现在也体会到了。　

第三条，我性情很急躁，缺乏领导者的涵养，干工作急于求成，对下面干部要求过急、批评过严。这一点我应该向江泽民同志好好学习。宋平同志在我来上海工作之前和我谈话，他说你要求干部严格不是你的缺点，但是你批评人家的时候不要伤人，说话不要太尖刻。这些都是语重心长的话。说到我的缺点时，他说你应该学习周总理，批评同志后让人感到你应该批评，觉得是你对人家的关心。我确实是缺少领导者这样的一种品质，但我希望同志们监督我改正。说老实话，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啊，不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一定要很好地改正自己的缺点。

第四，施政纲领。这个很难讲，施政纲领在江泽民同志的工作报告〔1〕里明确阐明了，要求非常明确，我的任务是创造性地去完成、去实现，所以就不可能再讲出更多的东西了。如果要具体化，那也应等到全体市政府领导班子当选后认真地讨论，来研究具体实施步骤，　

现在让我一个人来讲这个事情确实很难。但好像不讲一点又过不了关，我也没有跟江泽民同志商量，就是在通知我以后，昨天晚上加了一个夜班想了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讲一些个人的意见。

我认为，上海最重要的还是要扎扎实实地去落实，要说到做到，而不是提出很多的纲领、很多的要求。我觉得江泽民同志报告提出的任务和要求是实事求是的，我们是有可能实现或者是提前实现的。有一个老同志打电话跟我讲，你说三年改变上海的面貌，如若不然，引咎辞职。我说我不会狂妄到这个程度，我没有说过这个话，这是个误会。我讲了一句什么话呢？那是关于上海大众“桑塔纳”的。现在“桑塔纳”是非常赚钱的，一辆汽车要赚好多万，但今年计划只能生产1万辆，为什么？因为现在国产化的程度很低，你大量生产等于买人家的散件来装配，花费大量的外汇，所以国务院的政策是卡住上海不让多生产。但是我考虑，上海现在这么困难，如果不再多生产一点“桑塔纳”赚一点钱的话，日子过不下去。因此我就给李鹏同志写了一个“陈情表”〔1〕，这个“陈情表”是江泽民同志签发的。我在里面讲，第一，关于“桑塔纳”的国产化去年已经开过会、订了计划，国产化率去年年底达到12。7％，今年要达到25％，到1990年认证的国产化率可以达到80％以上，三年就基本国产化了。我说多生产一点、多装配一点并不影响国产化，计划都做了，正在认真实行。第二，上海现在有生产能力，国内市场也很需要，尽管国产化率低一点，但总比进口整车好。另外，现在上海的原材料非常困难，就得靠“桑塔纳”去换原材料，不然就要停产了，因此无论如何请求生产1。5万辆。多这5000辆汽车，财政收入就可以增加好几个亿啊！现在我们的处境很困难，但是我认为，生产1。5万辆“桑塔纳”还是完全正确的，也确实得到了李鹏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允许我们生产1。5万辆。但如果三年我们不能实现国产化，那我怎么向中央交代啊？所以我就在给中央的“陈情表”上写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三年不实现国产化，我就向中央引咎自责，还没敢说辞职。我这个话是说给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听的，说给市经委、计委听的，你们要不好好抓国产化，那我就得辞职了，我的命运跟你们拴在一起了。我说这个话就想起到这个作用。但这话传到外面，就变成了我三年不改变上海面貌就引咎辞职。这个事情我可不敢这么说，也绝对没有说过这个话。三年、五年解决上海几十年积累的问题很难，我想同志们也会谅解这一点的。

声明一下，我只来了三个月，我既不是诸葛亮，也出不了“隆中对”。如果我当选为市长的话，这个话有必要说明一下，因为在简报里有一个同志对我提意见：还没有选你当市长呢，你在北京中外记者招待会〔1〕上怎么就说如果你当选为市长的话呢？太不谦虚了。我能体会这位市人大代表的意思，我也接受你的意见。但是我也要向这位代表做一个说明，这个话不是我要讲的。在北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之前，大会副秘书长曾涛同志帮助上海为这次记者招待会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我不能用上海市委副书记的名义举行记者招待会，所以曾涛同志说，你可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我当选为市长的话”，这样大家就都清楚了。我就是这么讲的。（江泽民同志插话：朱镕基同志啊，你举行记者招待会是以中央提名候选人名义的，所以我认为朱镕基同志讲这句话从原则上讲没有错，特别是招待外国记者。而且我跟你有点默契，当你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时候，我并没有跟你通电话，因为我人在机场接受BBC专访。记者问，现在党政不是要分开吗？那你现在又是市委书记又是市长，怎么回事啊？我立即就讲，很快将要召开市人民代表大会，现在中央已经确定朱镕基同志到上海来参加市委领导工作，今后他就在下一次的市人民代表大会里选举成为市长，那当然要通过选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