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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爱情与婚姻，林语堂曾有过一个非常精辟的比喻。他说：“爱情是点心，婚姻是饭。” 林语堂与陈锦端初试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陈锦端是他一个同窗的妹妹，美丽、优雅，还画得一手好画。他一见她就着了魔。然而，陈锦端出身名门，父亲陈天恩根本看不上牧师的儿子林语堂，觉得他家境太过清苦。林语堂就这样被阻隔在相思的门外，痛苦到寝食难安。 直到1919年1月9日，25岁的林语堂与24岁的廖翠凤宣布结婚。烛光中，林语堂站在窗前，痴痴地看着隔壁陈家，再也寻不见她美丽的身影。爱情留不住，就守住婚姻吧。他拿过结婚证书对妻子说：“我把它烧了，婚书只有在离婚的时侯才有用，我们一定用不到。”烛火点燃了婚书，红红的火苗证明着林语堂要和妻子白头偕老的决心。 婚后不久，林语堂带着妻子到了美国，两人在波士顿租了两间房，开始了留学中的婚姻生活，翠凤不愧是钱庄人家的女儿，很会精打细算，就那么一点钱，饭菜也能做得花样百出，让林语堂刮目相看，从此断了再去找锦端的念头。 不久，他们的大女儿出生，林语堂异常爱惜，给她取名凤如。待翠凤坐完月子，他们就来到京城，北大聘他为英文系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 林语堂把家安置在一个小四合院里，简单又温馨，他负责往家赚钱，翠凤负责料理家务，女儿乖巧可爱，生活很幸福。 后来，林语堂又来到上海，蔡元培聘请他做了研究院的英文编辑。有了稳定收入，他把妻女也都接了过来，正式在上海安家落户。 这时候，陈锦端已经学成回国，在上海中西女塾教美术，求婚的人踏破了陈家门槛，锦端依然不为所动，她心里还装着林语堂。翠凤善解人意主动请来锦端作客。每次锦端要来，林语堂都十分紧张坐立不安，女儿不解就问妈妈，翠凤笑着说，“爸爸曾喜欢过你锦端姨。”弄得林语堂很尴尬，只好默默抽烟斗。 锦端眼见林语堂一家人和乐融融，林语堂已习惯了翠凤的精心照料，整天叼着烟斗欣赏着庭院美景，享受着安逸的婚姻生活，终于决定结婚。32岁时嫁给了厦门大学教授方锡畴。 看着自己的心上人终于有了归宿，林语堂更加笃定了与发妻好好过下去的信心。他说，婚姻并不是以善变的爱情为基础的，而是爱情在婚姻中滋长，男女互补所造成的幸福，是可以与日俱增的。 生活中，如果廖翠凤生气了，林语堂连话也不说一句，保持沉默。倘若真的吵架了，也是吵过就算了，他的绝招是“少说一句，比多说一句好；有一个人不说，那就更好了。”他认为夫妻吵嘴，无非是意见不同，在气头上多说一句都是废话，徒然增添摩擦，毫无益处。他说：“怎样做个好丈夫？就是太太在喜欢的时候，你跟着她喜欢，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她生气。”廖女士最忌讳别人说她胖，最喜欢人家赞美她又尖又挺直的鼻子，所以林语堂每逢太太不开心的时候，就去捏她的鼻子。太太自然就会笑起来了。林语堂曾经说过：“只有苦中作乐的回忆，才是最甜蜜的回忆。”他们即使穷得没有钱去看一场电影，也可以去图书馆借回一叠书，两人守住一盏灯相对夜读，其乐不改。所以大师亦说，穷并不等于“苦”，他从来没有“苦”的感觉；世俗所谓的“贫贱夫妻百事哀”的逻辑，完全被他推翻了。 在林语堂很红的那几年，版税可以拿到很高，他完全有机会花心一下，但他没有。终其一生，林语堂在操守上也是绝对纯洁的。 当很多文化名人抛弃旧家庭的发妻，另找时髦的知识女性时，翠凤也担心丈夫会喜新厌旧，林语堂就安慰她：“凤啊，你放心，我才不要什么才女为妻，我要的是贤妻良母，你就是。” 有人问他：“你的婚姻没问题吗？”林语堂笃定地答：“没问题，妻子允许我在床上抽烟。”他还得意地说：“我把一个老式的婚姻变成了美好的爱情”。 1969年1月9日，在台北阳明山麓林家花园的客厅里，一对喜烛点燃，林语堂夫妇悄悄庆祝结婚五十周年。有人问他们半个世纪“金玉缘”的秘诀。妻子抢着说，只有两个字，“给”与“受”。 “婚姻犹如一艘雕刻的船，看你怎样去欣赏它，又怎样去驾驭它。”林语堂还风趣地补了这么一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