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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相,于现在的人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谁也不会去留意一生中要照多少次相。可40年前就不同了，只有县城里有照相馆，要照相必须跑到县城里去照。 记得我第一次照相还是在1969年，当时我在祁家联中读初中，大概是毕业前夕，我和同桌杨少林商量着要去城里照个相，我们俩一拍即合。县城，在梦中不知去了多少次的地方，可现实生活中还是第一次去，去的路还不知怎么走。尽管我们这里离着县城二十多里路程，那时又不通车，但在我们这些常年在地里摸爬滚打的农家小孩子眼里，这又算什么难处。 临行的头天，我们向老师请了假，但没说去照相，撒谎说家里有事，恐怕老师不准假。当我晚上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的时候，才开始不让去，经软磨硬泡，得到“批准”。并嘱咐我不要和人家打架，说话间从抽头（屉）里摸出几张压得整整齐齐的毛票，从中抽出了四张，仔细折好后递给我，一张五毛的大票（当时在我眼里五毛的就是个大票），一张两毛的，两张一毛的，总共九毛。还有半斤粮票，好吃饭用，另外又从身上掏出了两个五分和两个二分的钢镚，让我塞进口袋里，嘱咐我不许乱用，回来再交给她，对于这个交代我现在也没参透其中玄机。 那晚的兴奋劲，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在床上象煎烧饼一样翻来覆去，心里在反复念叨着，想象着,县城该是一个什么模样，有些什么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稀罕东西。第二天早早吃了饭，来到约定地点祁家门市部门口，杨少林早就等在那里，有些急不可耐了。什么也没说就向着县城出发了。 虽然是农历六月天，早晨觉得还是有点凉意，禾苗上的露珠，白花花的一片，一阵微风吹过，水珠摇落的声音，就象下了一阵雨，几个放牛的人吆喝着，正把牛赶出村口。背着锄头在走向田头，我们充满着说不出的期待，恨不得能够长上一副翅膀，一下飞到博兴县城。 走了两个多小时，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博兴县城。哇!东西大街比俺村的街宽，街两旁都是瓦房，还看到了一辆小卧车（吉普车），这引起了俺俩的猜测和争论，是什么样的人物坐在里边？他的官有多大？结果当然是不得而知。经一路问讯，终于到了照相馆。我们向照相师傅说明来意，照相师傅说：“一寸的6毛，二寸的一块一”，俺俩商量了一会，为了省钱，最后决定还是照一寸的吧。然后小心翼翼的坐在那个被黑布罩着的机器前面，在照相师的指挥下，头向左偏，身子向前倾，眼睛不要眨，我们象机械似的由着摆弄，诚惶诚恐的望着面前的黑匣子，直到照相师付将手中的皮球摁了一下，说好了，我们才如释重负，仿佛经历了一场不平凡的考试。 照完相已太阳当头照了，我们来到了县城唯一的国营“大众饭店”，饭店位于“老玗头”的西北角，南面有一个高高的“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像大牌坊。我们每个人要了一毛钱一碗的炖茄子，上面还有两叶很薄的肥猪肉片，又花一毛五买了两个卷子（馒头），别看这些现在看似很平常的饭菜，那时在家里是很少吃到的，狼吞虎咽，不一会就吃完了。那味道现在想起来，比今天的大鱼大肉，不知要强多少倍。打着饱嗝的我又花两毛钱买了两根油条，给我奶奶捎回去。 吃完饭，接着就合计着逛街，离饭店不远街南就是博兴百货大楼，两层的楼不算高，但我是第一次看到楼，第一感觉是很高的。进了百货大楼，看到那柜台中的售货员好神气，真让人眼热，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商品更是搅花了我们的眼睛。文具柜前，披红挂绿的钢笔、铅笔、圆珠笔，越发挠得人心里直痒痒。我花一毛钱买了支带壳的圆珠笔。轻轻别在衣服口袋上，不时用手摸一下，生怕弄丢了这心爱的宝贝。从百货大楼出来，就直奔饭店西面的新华书店，我俩走进新华书店，哇，新华书店的书真多！看得我眼花缭乱。我要买的那本《十万个为什么》在哪里呢？我找来找去，怎么都没找到《十万个为什么》。于是，我就鼓起勇气问书店的服务员，然后我按照服务员告诉的位置仔细地寻找，终于找到了我要买的那本书。掏出口袋的钱还还有一毛六分钱，可这本书一毛八分钱，还差二分钱，我在犹豫的时候，同学给售货员递上了二分钱。我爱不释手把《十万个为什么》装进了书包。通过这次买书的经历，点燃了我求知的欲望，激发了我读书的兴趣，我越来越感到书对我非常重要。啊，买书的感觉真好！ 太阳偏西，要启程回家，虽然是相也照了，馆子也下了，街也逛了，东西也买了，钱也花的精光，还欠了债，我只觉得还有点恋恋不舍，心里觉得空落落的。回家的路上，走一段路，要坐下歇一歇，去路旁的小水沟里喝口水（那时河沟的水没污染，行人口渴了走到哪里都随便到河沟里用手捧着喝），来时的新鲜和兴奋渐渐的消失，毕竟十三四的孩子，脚力开始有些不够使，但我们依然谁也没有叫一声苦。等到家里时，已是掌灯时分。母亲早就等在门口迎了过来，我把两根油条放在她手上后，顺势就躺在门前的麦秸席上睡着了..... 第一次穿涤卡中山装 1977年秋天的一个早上，听邻居说祁家门市部要卖涤卡布，当时我正在吃早饭，放下窝头（玉米面做的），就往外跑，一想还没拿钱，又返回来，拿上我平时攒的“私房”钱，向母亲要了7尺布票，急匆匆的直奔门市部。幸好排队的人不多，因为那时涤卡属于最好的布料，很少有人买的起，所以没费劲就扯到了7尺蓝色涤卡布。 刚听说涤卡、的确良，是我刚从博兴一中毕业时。村里没谁穿过，也不知道涤卡、的确良写出来该是哪几个字。听人们都说城里可时兴了，这布料好的很，结实耐穿，洗了也不退色还不出褶儿。从那时起我就很想能穿上一身涤卡衣服，从此就暗下决心攒钱。那时生产队里收芦草喂牲口（主要喂骡马），二分钱一斤，割草能攒钱。但是，整天整日割草是不行的，一是生产队不允许，二是家里也不允许，还得挣工分。我便天不亮就去割草，割会儿，再吃早饭，然后去街头领活上工，去干活时捎着包袱和镰刀，回来时再割草。就这样我攒了两年，攒了20元。 我拿着崭新的涤卡布兴高采烈的回到家，向母亲要了口袋布（白粗布），就去了当时俺村唯一的裁缝王大婶家，在量尺寸时，就迫不及待的问，啥时候能做好，王大婶说最快七八天，我知道她也是利用早晚抽时间裁剪缝制，耽误出工生产队也是不允许的。 好不容易盼到第八天，没吃早饭就去王大婶家拿做好的衣服。王大婶说你穿穿试试，穿着很合身。后来给王大婶家拨了两个工日（20工分）作为做工费，那时不许用钱交易的。这件蓝色涤卡中山装是我长到23岁所做的最奢侈、最体面的一件衣服。也是在我们村里同龄人中第一个穿上涤卡衣服的。平时不舍得穿，只有逢年过节、去公社开会才穿。穿上后我走起路来也变得昂头挺首、格外神气，走在街上年轻人都投来羡慕的眼光，有的还用手摸摸是啥感觉。我穿着这件蓝色涤卡中山装也体面过也风光过，我穿着它参加过惠民地区文艺创作班和文艺汇演；我穿着它参加过博兴县共青团第八届代表大会；我穿着它在全公社团员大会上发过言;我穿着它把媳妇娶回家。还有几个发小穿着它去相媳妇、娶媳妇。 近些年，人们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对服装的选择更突出体现个性，追求独特的魅力。人们对服装的追求已经转向个性化，多元化，对衣服的颜色、质地、款式、做工等也都变得更为讲究了。现在中山装在市面上已很少见了，在农村偶尔能看到穿中山装的老年人。现在裁缝店也都歇业了，人们都穿成品衣服了。如果工作忙，没机会逛街买衣裳也不用怕，打开购物网站，随时随地都可以淘到自己钟爱的衣裳，几天后所卖的货物就会通过快递送上门来。现在人们再也没有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观念，很多时候衣服还没变旧，就被束之高阁了。 我的这件蓝色涤卡中山装穿了十几年，袖子上磨了个窟窿，补了补丁。尽管后来不穿它了，也一直没有舍得扔掉。我嘱咐老伴要保留着，做个念寐（纪念），所以，留到至今。 我的第一辆自行车 那时一切物品都需凭票供应,粮票,油票,布票,肉票,煤票……,包括白糖、火柴、煤油等,更何况“三大件”呢。当时供销社每年都要购进一至两批自行车,但要分配指标,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够买得到的。1977年秋，庞家公社广播放大站要招一名有线广播线路管理员，因我经常给县广播站写广播稿，经县广播站编播股王世让编辑的推荐，有幸当了一名有线广播线路管理员。当时站里有辆公用自行车，3名管理员轮流骑着查线路，轮不着的就得步行。那时广播线都是木杆架设的，经常损坏，每天查修线路要走20多公里。每当走累了就想自己有辆自行车有多好啊，盼望能买到一辆自行车。1978年冬，听在供销社工作的朋友说，最近从青岛进了一批“金鹿牌”自行车。得到这个内部消息后，我向站长说了我要买辆自行车的事，经站长向公社里要指标，我又托熟人，终于争取到了一个自行车的指标。家里倾其所有并举借“外债”,终于凑齐了156元钱,购买到了我们家的第一个大件——青岛产“大金鹿”加重自行车，那可是我们家唯一值钱的固定资产。使我记忆犹新的是,当我骑崭新的自行车回家的那天,竟引来了整个一条街的乡邻，不亚于现在买一辆几十万的小轿车。伴随着街坊邻居们的鼓掌喝彩声和伙伴们的欢呼雀跃声的是父亲那张带着泪花的笑脸。父亲兴奋地拍着车座幽默的说:“这下老三（我在兄弟中排行第三）上班可再也不用‘11号摩托’(那时人们戏称双腿走为骑11号摩托)了。”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了，高兴地不得了，骑着亮光亮光的自行车去查修广播线路，在社员群众面前炫耀了好久。在那个年代,一个20来岁的小青年,骑着崭新的自行车，奔驰在村庄之间的道路上,会引来无数人的仰慕和赞许,那是一种现在无法形容的惬意和自豪。 记得那时单位每天还有一毛钱的自行车补助。对于这辆大金鹿自行车，我真是爱护有加，有事没事会仔细擦拭，捯饬的跟新买的一样。若是遇到下雨天，泥泞的道路上一定是人扛着自行车，其实不止是泥泞难推车，更是爱惜自行车舍不得沾上半点泥水。 那时结婚兴骑自行车去娶媳妇，就和现在的小轿车队一样，新郎要骑辆新车子，就和现在的新郎坐奔驰、宝马一样，我的宝贝“坐骑”成了首选之一，我呢也托这辆新自行车的福，吃了很多酒席。庄里乡亲不管那家相亲娶媳妇和生病长灾去医院来借自行车，我是慷慨应允，有求必应。记得买自行车的第一年，它把7位新媳妇娶回家。 到婚娶的年龄,父母张罗着给我提亲,又是金鹿自行车和我一起去相亲、娶亲；结婚生子后,还是金鹿自行车与我一块驮妻带子去走亲访友。我的大金鹿自行车伴随着我去临朐南山换过地瓜干，去益都、大王换过棒子（玉米）解决了生活困难；去张店、桓台粜（卖）豆子（黄豆），去小营、焦集籴粮食；去广饶、高青买过地瓜苗；去沾化、北镇买过猪仔；去高城、旧镇买过白菜；去孤岛割柳子（棉柳）搞柳编；去乔庄、蔡寨割蒲草搞草编等等。我的大金鹿在我家是“功臣”，它为我的家庭及乡亲邻居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八十年代家家户户都有自行车，达到人手一辆；九十年代年轻人都骑着摩托车大街小巷兜风；2000年后又普及了电动单车、电动三轮；现在所开的轿车,从奥拓、羚羊也换成桑塔纳、奥迪等等。我的两个儿子也都有自己的小轿车，我也开上了电动轿车。我的大金鹿也随着时代的发展退役了,但作为老朋友我没有忘记它,将它好好的保存了起来,每逢年节擦拭一新,贴上新春的福字,我的大金鹿,它默默的陪伴我,无言无语地奉献着,它伴我经历了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它见证了我的成长；见证了我的事业；见证了我的爱情和家庭；见证了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见证了我们今天的幸福和盛世。 第一次看电视 现在看电视是很一般的事，可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在农村能看电视就难了。那时我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刚刚打开不久。发达国家的新鲜产品就不断地涌入我国，“黑白电视机”这个在普通老百姓眼里又神秘（为什么就能出人呢）、又新鲜而且奢侈的东西，也悄悄地进入了少数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家庭。说真的，那时候一般的家庭真买不起，因为那时我们国家刚刚开放不长时间，大部分家庭都还很穷，能买起黑白电视机的家庭为数不多。那时我家也没有，因为1983年春天，我刚刚花了1700多元盖了五间石头盘根的瓦房，花去了我的全部积蓄，并举借“外债”哪有闲钱买电视。 我还清楚的记得，第一次看电视是1984年秋后在邻居祁振和家。有一天下地干农活刚到家，五岁的儿子跑到我面前说，永杰（祁振和的儿子）家买“电视机”啦！我一听“哇”！当时我感到很惊讶！儿子非常好奇的问“电视机是什么东西”我解释说“和收音机差不多，里面出人”。儿子恨不得马上就去看看电视机是个什么东西，我哄他吃了晚饭领他去。 晚上吃完饭，我就领着儿子地去了祁振和家。一进屋，哦、这么多人那，炕上和地上都是人。炕上坐的是大人们，地上坐的小孩子们，旁边还有站着的，甚至离祁振和家挺远的都来了，挤的满满的，整个屋里全是人，还有陆续来的。这时有人提议把电视搬到天井（院子）里，主人也看到人确实太多了，再来人搞不开了，说声好，大伙有抬桌子的，有搬凳子的齐下手很快把电视挪到了院子里。电视还没播放，乡亲们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的都是电视机，好热闹呀。因为那时候地方台不是全天滚动播出，而是定点播放节目，当时有的台六点，有的台六点半播节目。过一会到点了，祁振和把电视机打开了。只见他拧了一下什么东西，然后又动了动那两根天线，接着电视机里面就出了人，人还会动而且还会说话，和演电影一样。当时在场的都觉得电视机这东西太神奇了，比收音机好多了，能看到人。播放了一会新闻，那时没有广告，很快就放映起正片《霍元甲》（电视剧）来。人们都停止了说话，屏住了呼吸，目不转睛地看。大家被那些难得一见的武打功夫深深吸引了。以致两集播完，大人们知趣离开了，可小孩子们没看够久久不愿离去，本家人告诉他们时间不早了回家吧，明晚再来看，孩子们这才不情愿的离开。回到家老伴问儿子演的什么，儿子只是做了几个打拳的姿势，说演的打拳的，其实电视机演的什么节目他也没看懂，但他觉得电视机很新鲜。从那天开始，吃完饭就拿着小板凳，早早地就去等着看电视。因为去晚了就没地方了，周围邻居去看电视的实在太多了。 直到1987年秋天，我用卖了棉花的钱买了一台17英寸沈阳牌黑白电视机，价格是935元。那时我的工资是每月60元，一台电视机等于我一年半的工资。1996年安装了电话，有事情需要联系，一拨程控电话就解决了。1997年秋天，又换了21英寸的大彩电，那时舍不得买成品的天线，自己用铜管做的，立在一根木头杆上。2000年买了VCD放相机，以后又换来了DVD。2002年，又添置的29英寸的大彩电。2004年，接通了有线电视，能收好几十个台。2007年秋天，又换了一台40英寸的液晶电视，现在家家户户都是液晶电视，新闻、电影、戏剧都能看，想看哪个台就看哪个台。2010年内退后买了电脑，学会了打字，学会了上因特网，通过这种信息高速公路，可以看新闻、看电影电视、查阅学习资料、发电子邮件、聊天和网上购物等。我还建立了自己的博客、QQ，把写的博文发布在博客、QQ、农民博客等空间里。电脑真是比电视的功能要好多倍，安装上视频，不管两地相隔多远，都可面对面的说话。多方便，快捷！一下子感觉我们的地球小了许多，地球上居民近了许多。2014年手机也换成了智能手机，在手机上也能上网看电视，还加入了几个文学写作群，欣赏文友作品，与文友们交流写作经验，生活在快乐之中。现在那些电子玩意更新换代太快，如录音机、VCD、DVD、傻瓜照相机、电话座机、黑白电视、电子彩电等已陆续退出历史舞台，一些新的电子产品问世。 如今有电视、电脑、智能手机，我们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比照过去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第一次看电视时候的情形一直记忆在脑海里，那时邻里之间那种亲情就像一家人一样，暖暖的，没有一点私心杂念，纯洁无瑕，那感觉至今想起还感觉到暖暖的，回味无穷，恋恋不舍，记忆犹新，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40年前，对家的变化是没有奢望的，是按年计算的，希望明年或后年家庭的生活能有所变化，全家过年能吃上一顿饺子，能穿上一件新衣服就知足了。改革开放40年的今天，要照相，不用去照相馆（现在照相馆基本没有了），随时随地用手机拍照就行；穿衣服都是赶时尚的，没有很旧的，特别是年轻人，穿一次两次就扔掉，我们看了太可惜；现在家家户户有电动车、小轿车，没有骑自行车的，如果你看到骑自行车的，那是锻炼身体的。电视机家家户户有，换了一代又一代而且都是多功能的液晶电视，能放录音、录像；现在的家庭变化不能按年计算，得按天，按小时计算，人的思想也在不断变化。为什么有人能说对过去的生活记忆犹新，念念不忘，而对现在的生活和所经历的事过目就忘，甚至刚说完就不记得了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国家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高科技信息化时代，生活的每一天，每时每刻都在变，你来不及去记，又有新的变化呈现在你的面前。 今天，改革开放40年了，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在走过风风雨雨的日子里，我们这一代人感触很深，每个人都有一段同样和不同的生活经历，都有人生难忘的回忆。今天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把自己所经历的生活向朋友们诉说衷肠，和大家一起回忆过去展望未来，把它献给热爱生活的朋友们，也作为改革开放40年我家的变化庆贺篇。
作者简介：祁海民，男，1954年10月生，山东省博兴县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字百川，笔名祁东。热爱文学，苦恋创作，笔耕不辍，在《山东文艺》、《经济日报》、《农民日报》、《文汇报》、《大众日报》等报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600余篇。1990年被山东省民间艺术家协会吸收为会员。1993年11月，被录入《齐鲁民间文艺家传》，1995年4月被录入《山东作家辞典》。是《农民日报》副刊特约撰稿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