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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冬逝去是春天，雪化冰融丽日暄。 1976年10月，春雷一声震天响，党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集团，挽救了人民，挽救了党，继而，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掀起了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大潮。科学与教育迎来了新的春天，广大知识分子尽享春天的阳光雨露，重获新生。 （一） 建国之初，各级党组织贯彻“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还是比较受尊重被重用的，人人心情舒畅，工作热情高、积极性强。但从1957年整风反右开始，知识分子便厄运连连，尤其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批斗、关牛棚者不计其数，被迫害致死的也不乏其例。江青**集团炮制了“两个估计”，胡说什么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估计”像枷锁一样，套在知识分子身上，苦不堪言，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被压在底层。 粉碎江青**集团之后，党中央拨乱反正，彻底推翻“两个估计”，对教育工作充分肯定，对教师身份给予高度评价，教育迎来了美好的春天。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78年，多次讲到教育工作和教师问题，他说：“‘两个估计’是不符实际的”，“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他要求：“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特别注意调动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要强调尊重教师”。遵从邓小平同志这一系列指示，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做出若干重大决策，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给教育和教师办了许多实事、好事，教育工作打开新局面，广大教师的地位极大提高，待遇不断改善，教师真正成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 我于1978年8月调入山东省博兴县第一中学，正赶上教育春天的到来，亲历目睹了四十年来的巨大变化，亲感实受了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 （二） 1978年以前，教师的工资普遍偏低。我于1959年7月师范毕业，分配到一所中等专业学校任教，第一年为见习期，月工资29元；一年期满后，经审查合格，转正后为每月39元。1964年进行工资调整，给40%的职工增资，我有幸提了一级，月工资为43.5元，一直维持到1977年。改革开放以后，从1981年到1985年，一连数次提高工资，每次都是普调一级，1982年还给贡献大、成绩突出的提升两级，我便在其列。到1985年，全校教师的月平均工资达到125元，我则高于平均数，相当于1977年的四倍多。不但提高工资，还增添了班主任补助和教令津贴。1982年，初次在教职工中评定技术职称，从而可以大幅度提高工资水平。1988年职称评定后，全校教职工平均每人月增资100元，我被评定为中学高级教师，月增资近200元。自1988年始，又给教育界职工增加了10%的职务工资。从1993年以后，每隔两年就提升一次工资，到1998年我退休时，月工资已近900元。退休后这二十年，退休金也不断增加，现今每月可领到7300多元，相当于1977年每月工资的170多倍。 我个人的工资不断增加，妻子和儿女们也逐步有了工作单位和工资收入。从1984年起，学校根据“博发（1984）27号”文件精神，为符合农转非条件的教师配偶及子女办理农转非手续，我的妻子和三个儿女全都从农村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这可是一件大好事，农转非之后，不仅能享受国家的粮油和副食供应，而且符合招工条件的，可以被招工，我的两个女儿先后招进了工厂，有了工作单位，有了工资收入。1987年，儿子中专毕业后也分配了工作，妻子则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工资收入大幅度增加，日子好过多了。原先我每月只领三四十元工资时，妻子干民办教师，只挣工分不领工资，每月只有几元钱的政府补助，父母年老多病，三个儿女尚未成年，因此家境十分清贫，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那时，日常生活只是粗茶淡饭，想吃鸡鸭鱼肉，可是买不起；而今，这些食品应有尽有，却不敢多吃，唯恐诱发肥胖和三高（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过去，一年添置不了一两件新衣服，总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现在，新衣服放满箱子，挂满衣橱，挑拣着穿。表（手表、怀表），是教师的必用品，一节课45分钟，各个教学环节的时间安排，要靠看表来掌握，可我从初登讲台到1978年，二十年时间买不起一块表，只凭感觉来掌握时间；而今手表、座钟、挂钟全都有，家用电器也基本齐全。住房条件也有很大变化，1978年我刚来到一中时，住一间不足八平方米的土坯房，1985年学校改建了九个有三间正房的家属院，分给符合条件的中级知识分子，我便分得一个，1990年又迁入一个更大的家属院。1998年我则住进了三室两厅的新楼房，水电暖气齐备，我又添置了一些新家俱，觉得真是阔气起来了。四十年间由清贫变得比较富裕，步入了小康生活。 （三） 四十年来，在工资水平大幅度提高、生活待遇极大改善的同时，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也有了显著变化。 首先是解决了一些政治上的历史遗留问题。右派分子全部摘帽，卸掉历史问题和家庭出身的包袱，平反冤假错案，使知识分子都能轻装上阵，大胆工作，再无政治上的后顾之忧。 其次是解决了知识分子入党难的问题。原先知识分子入党是一件大难事，1952年一中建校的初始，全校干部教职工中有党员四名，待到1978年我调入一中时，学校里也不足十名党员；而从1980年至今，已有64名教职工加入了党组织。我从1959年参加工作后，便向学校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以后每调动一个学校便再交一份申请书，尽管我出身贫农，没有任何历史问题，工作表现领导也满意，但党组织长期大门紧闭，我当了二十多年入党积极分子，却未能有跨入门槛的那一步。直到1983年11月，博兴一中党支部接纳了我，从此我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获得了第二次生命——政治生命，当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再就是从知识分子中选拔干部。从前知识分子入党都那么难，更别说被提拔当干部了。而近四十年来，博兴一中有四十多名教师被选拔到学校领导岗位上，还有近十名教师被选调到市县一些部门任领导职务。我于1986年10月被县教育局任命为博兴一中工会副主席（主席暂缺），主持工会工作，至1990年5月，中共博兴县委又将我升任工会主席，成为副科级干部。除此之外，学校还有25名教师当选省地县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其中有省人大代表一名，省政协委员一名，市人大代表一人，市政协委员四人。我于1984年2月当选县人大代表。 还有，评优选模也给广大教师带来很大荣耀。这四十年中，博兴一中已有百余人获得市级以上荣誉称号，其中国家级7人，省级20人。我先后获得十多次表彰奖励，其中最高奖项为“全国优秀班主任”获得一枚金质奖章。“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自知个人的工作表现和成绩与这荣誉称号还有不小的距离，我仅把这荣誉当作一种动力、一种激励和鞭策，更加勤奋工作，力求佳绩。 以前，很多人瞧不起教师，称之为“穷教员”、“臭老九”，教师倍受歧视。当教育的春天来临之后，随着经济待遇的改善和政治地位的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尊师重教已蔚成风气，教师真正成为社会上令人羡慕的职业。我在过去艰苦困难的时候，甘守清贫，无怨无悔；待到改革开放，迎来了教育的春天，我感到无比幸福与自豪。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9月10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教育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对教师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师者，人之模范也。”又称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习总书记的讲话更使我倍感欣慰，倍受鼓舞，我庆幸这一生选择了教师这一神圣的职业，如果能再活一辈子，我还愿当一名人民教师。正如我一首诗中所写：“人生但愿能来世，还育风流秀锦川。”
作者简介：焦树田，1937年生，山东博兴人，中共党员，大专文化，中学高级教师。1959年参加工作，1998年退休。原任博兴一中语文教师、工会主席。曾获全国优秀班主任等荣誉称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