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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州大秧歌是流行于朔州、山阴、平鲁、应县、左云等地的戏曲剧种。地方特色浓郁，艺术魅力独特，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在省内外享有较高声誉，是塞北戏曲艺术的一颗灿烂明珠。 据考证，大秧歌作为一个剧种，大约形成于明代嘉靖年间，到清代已广为流行。据《朔州马邑·赵氏家志》记载：“雍正六年，希富四十始有男，许愿：周岁为送女娘娘唱愿戏。时有秧歌戏为六月六淋生戏，于正日日场‘巧女翻舌’；终，将戏班请于奶奶庙唱‘祝愿’‘刘婆送子’‘拾金’。”由此可见，朔州大秧歌的形成至晚在雍正年间。 乾隆时期，是我国各地方戏曲的繁盛时期，朔州大秧歌在百戏杂陈、众芳争胜的环境中，撷众家精粹以自养，逐渐成长起来。这一时期的演出剧目突破了“三小耍耍戏”，出现了整本大戏，甚至连台本戏，如《李达闹店》《老少换妻》《梁山伯下山》《三贤》《三复生》等。随着演出剧目的变化，行当也在不断增多。在小生、小旦、小丑“三小门”的基础上，发展了须生、花脸、青衣“三大门”。在音乐上，从曲子体发展形成了兼有板腔和曲子的声腔系统。表演也在不断完善，将从原来踢鼓秧歌中带来的一些表演动作比如说“拉山子”“四锤子”逐渐规范化，发展成为戏曲表演程式。乐队分为文武场，每场四人，分操不同乐器，比初期两把呼胡（正、反弦）、一支笛子的音乐表现力有所增强。 解放后，朔州大秧歌进入新的发展时期。30年的时间里，新秀迭起，高手辈出。上世纪50年代有周元（须生），唱腔圆润，韵味淳厚。上世纪60 年代有白俊英（青衣），口劲好，吐字清，唱念俱见功夫。上世纪80 年代后起之秀侯启，属丑行，表演朴实无华，谑而不俗。在行当上新增了武生、刀马旦、武二花脸、武丑。唱腔方面，创立了新腔“黄牛调”“改良二性”。乐队伴奏方面，尝试补进琵琶、二胡、大提琴、扬琴和部分铜管乐。 朔州大秧歌现存传统剧目39 个，分本戏、会戏、出戏三种。其中早期剧目多属出戏，主要是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内容多表现男女爱情和家庭生活，情节简单，线索单一，喜剧色彩浓重，剧中人物仅“三小”（小丑、小生、小旦）。小丑表演诙谐，十分活泼。即使是小生小旦的对子戏，小丑仍可出场插科打诨。这类戏演唱形式灵活，分唱、对唱、轮唱、重唱都有，间或还有帮唱。中期剧目，取材范围扩大，涉猎历史故事、民间传 说等，采用了分场结构的格式，同时又较好地继承了早期剧目的俚俗、活泼的传统，是大秧歌剧目的精粹，其代表剧目有《泥窑》。后期剧目吸收了不少兄弟剧种的本戏，剧目虽日臻丰富，但原来大秧歌的精神风貌也冲淡了不少。 大秧歌的唱腔结构属于板腔体，也有一部分联曲体唱腔。它的唱腔，板式齐备，能表现各种人物的不同心理活动和情感。板腔体有七种基本板式：“纽子”“二杠子”“三性”“急鸿崖”“介板”“滚白”“导板”。此外，还有一些辅助板式对主要板式起补充和衔接作用。联曲体唱腔是大秧歌的传统唱腔，有“训调”“红板”两类。“训调”中的“平训”“大悠板”“二悠板”“五音堂”等，一板三眼，速度缓慢抒情，用来表现沉思、忧郁、悲伤等情感。“训调”里中速的“四平训”“越来调”“银纽丝”等适于叙事和表现喜悦的情感，还有快速的“芫荽调”“下山训”“闪半边”等，一板一眼，表现欢快、活泼的情绪。“红板”有“苦红板”“慢红板”“紧红板”之分。曲调基本相同，节奏速度有别，用来表现忧郁苦闷或慷慨激昂等不同情绪。演唱时唱腔多用“咳腔”“舌音花腔”，有时也用拖腔，唱腔色彩丰富，表现力强。 朔州市秧歌剧团很多，其中最有名的是1956 年成立的朔县大秧歌剧团（今朔城区大秧歌剧团），是朔州市唯一的专业文艺团体。剧团的代表剧目《泥窑》曾在1990年进京，在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演出，获得较高评价，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地方文化就是地方品牌，朔州大秧歌是朔州市独具优势的文化资源，应当充分地挖掘、利用和保护朔州大秧歌，使朔州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