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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秋季，儿子给我买了一辆“雅迪牌”电动车。至此陪伴我几十年的自行车退出了历史舞台。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父亲在海洋所医院工作时，省吃俭用买了块人人羡慕的“大金鹿”牌自行车。这块自行车是我们家当时最高级的交通工具。有了自行车，我和我的家人出行，气派大了，方便多了。在几十年自行车的骑行过程中，发生了很多有意义的坎坎坷珂的小故事，至今记忆犹新。 1975年夏季，我参加了由乳山县教育局组织的“全县三算流动现场会”。崖子公社，我是带队的，辅导老师先是姜俊娟，后改为王龙宾。县上的于立群老师，各公社带队的和辅导员老师都一样，从入伏那天开始，历时近二十天，人人用自行车带着铺盖和蚊帐，游击式的，一天去一个公社的一所学校考察观摩学习，所到之处，晚上一律挂起蚊帐，睡在教室临时拼在一起的课桌上。有一天，当我们这个自行车队正浩浩荡荡从夏村往冯家走时，我突然发现我的自行车的前轮儿摇来晃去的，没法前行了，冯家公社的姜老师主动下车和我一起步行折回上册村修车。修车人将自行车拿下来一看，大吃一惊，是前轮的轴辊断了，好危险啊。自行车修好后，我们又继续前行，这次事故，幸亏我们发现得早，转危为安，既没出事也没误事。通过这件事加深了我与姜老师互相关爱的真挚友情。至今我们两人还保持着联系。 以前，我家兄弟四人与父母一起过，1975年分家时，因我三弟腿有毛病，父母做主，把自行车分给了我三弟，从此，我失去了拥有自行车的权利。俺村小学当时是崖子镇最大的小学，我是主任教师，出差开会是经常的事，为了不给同事添麻烦，我常常是自己步行提前走，抄小道，走近路。那时，脚下走着，心里想着，什么时候能骑上自己的自行车该有多好。 1980年，机会终于来了，我在诸往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的好朋友，王善秀，争取了个指标，帮我买了块“泰山牌”自行车。从此，我拥有了自行车的自主权以后，出行方便多了，当时我心里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 1984年，我在哨里区小任校长。那年夏季，有天晚上7点左右，我校全体教师在聚精会神的办公，镇教委派人来，叫我马上把学区本部教师分派到所辖六个村小查办公，由于事发突然，查后还要汇报，刻不容缓，我来不及回家赶自己的自行车，就马上借了王从光老师的“飞轮”自行车，与杨洪义老师一起骑车往最远最偏僻的泥渡夼小学赶去。当我俩走到北地口村时，因我骑“飞轮车”不习惯，杨老师主动与我交换了一下，他骑飞轮手闸的，我骑他飞轮脚闸的。去时顺利，返程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当我们从泥渡夼西山坡往下骑行时，杨老师骑的车突然刹不住了，自行车飞也似的向下奔去，只听杨老师口里念道：“坏了坏了坏了……”再往前就是陡坡，急弯，深沟，若真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幸亏杨老师机灵，他赶紧将自行车擦向北边陡峭山壁，他和自行车重重地摔在地上，裤子摔破了，身上腿上摔伤了，所幸不严重。我俩借着月光仔细一检查，原来飞轮车的前后闸的闸皮全掉了。这次自行车的风险，使我永远不能忘怀，它充分体现出我与同仁老师互相关爱的深厚感情。 还有一次骑自行车风波，其危险程度不亚于前两次。1990年12月份，我在文师读书结业那天，同在文师读书的儿子请假送我回家。当时我们乘公交车走到午极村时，天近傍晚，离家还有40余里，没有公交车了。我随身还带着行李，儿子第二天还要返回文师，关键时刻，还是自行车帮了我的忙。我和儿子商量了一下，把行李先寄放在同去文师读书的张常玲老师的亲戚家，并借了他亲戚家一块自行车，当玩，儿子骑着借来的车，带着我返回哨里村老家。第二天，我要去午极带回行李，顺便送儿子返回文师，我和儿子俩一个人骑着自家的自行车，一个人骑着借来的车赶往午极，当我们走出离我家20余里的万格庄村时，发现借来的自行车的车链子有一股只剩下个单片。人在途中，前面就是当地人人熟知的坡陡弯急的“八里塂”，明知骑车危险，也要走。儿子争的要骑借来的那块车，态度很坚决，我俩争执了一会，我妥协了，顺从了儿子的意愿，他骑着借来的车，我骑着自家车，风风火火地翻过一上一下的大陡坡。当时我们拐弯抹角骑车来到午极村修车时，才发现，借来的自行车的车链子，两股只剩下个单片子，那时年轻，也没往深处想。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有点儿后怕。这次骑车，我终身难忘，关键时刻，儿子把危险留给了自己。这充分体现了我们父子情深似海。 现在自行车和我“拜拜了”，但我对它情有独钟，因为它陪伴着我，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走过了几十年，它对我的生活工作学习等都立下了汗马功劳，我永远爱它怀念它。 我两个儿子，1990年前后，一个在北京科技大读书，一个在文师读书，他们入学时，我都是用自行车带着行李把他们只送到俺镇上的汽车站，现在我的儿子都拥有了自己的轿车，我在北京和上海读书的孙子孙女入学时都是儿子开着自己的轿车亲自送到学校，我的孙子孙女现在回家不是坐动车，就是坐飞机。想想过去，比比现在，三代人两重天，变化真是太大了。 作者：王永平 乳山市崖子镇教委退休干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