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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到东厢房去找东西时，又一次看到摆放在墙角处的那台青岛牌缝纫机。我望着那台已闲置了十七八年的缝纫机不禁感慨万千，那台缝纫的往事都一幕幕地展现在眼前。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结婚时，当时社会上时兴“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这三大件。那时这些东西不但属于高档商品而且还是紧俏物资。一是不好买，二是要票证，再加上经济条件所限，我连一件也没给妻子买上，只好许诺过后再补上。 一年多后的一个偶然机会，我在一个干营业员朋友的帮助下，高兴地花了131块钱“免票”买了一台青岛牌缝纫机。妻子一看盼了一两年多的缝纫机总算买到了真是喜出望外！她非常高兴地说：“这台缝纫机我们一家三口省吃俭用还要攒半年呀！”“可不是吗，那时我月工资37元，一赶扣了饭票菜票每月也就剩下20来块钱，这总算还了你一件彩礼，就是日子过的再紧点也值啊！”我说。 买上缝纫机之后，妻子着实高兴了好一阵子。记得当晚我将缝纫机组装起来后，她便坐在缝纫机前练习蹬机子，然后又找来几块布条练习砸直缝子……妻子虽然文化低，但却并不笨，不消几天的工夫就学会了，有一天它还为女儿做了一条小裤呢！ 妻子买上缝纫机的消息不胫而走，与她一起干活的妯娌姐妹们都先后跑来看新鲜。有的说：“咱队一个工才几毛钱，咱待啥时候才能买上。”也有的说：“就是有钱也难买啊！”还有的说：“嫂子现在你买上缝纫机了，真为你高兴。说不着以后少不了来麻烦你！”妻子爽快地说：“好啊，以后你们有点啥活尽管来就是！” 从此妻子的“威望”一下提高了许多，走在路上不少妯娌姐妹们都主动和她打招呼。三华、四云等有的经常拿条裤子来跑跑直缝子，有的来自己动手为孩子做件小衣服；还有的婶子、大娘来让给她做点什么、补点什么。就连二胡同的淑珍和紫婷也时常跑来自己动手做衣服。妻子乐善好施，向来都是来者不拒。后来妻子的手艺好了，就连她姐家的外甥女、远房嫂子也送来衣服让她做。特别是孩子们的过年新衣，妻子哪怕打夜工也要赶在除夕之前为他们做好……那些年妻子忙忙碌碌，到头来只是赚了个“赔上功夫搭上线，最终落了个好人缘”。 改革开放以后不少人家都先后买上了缝纫机，乡村也出现了“服装专业户”。冬天农闲之后妻子便为人家加工衣服。那时加工一条裤子5毛钱，一件上衣才6毛钱。那几年的冬天，是我家的缝纫机买来之后出力最多的几年，也是妻子最辛苦的几年。她总是今天早晨6点到人家取回20件上衣做好，于明早6点前给人家送回去，不能耽误了人家发货。妻子是个正直而又讲诚信的人，从没因做不完而耽误过人家一回；妻子又是个认真仔细的人，她做的衣服针脚细密、做工细致、烫熨平整、叠得整齐。本村的孙老板曾对我女儿说：“你娘做的衣服太好了，到集上总是先卖她做的那些！” 妻子为了每天挣那12元加工费，可算是吃尽了苦受够了累。她每次一回就打下百十个火烧，可好专心的坐下来做衣服。吃饭时她拿个火烧放在缝纫机角上，一边做一边啃上一口，忙起来连口水也顾不上喝。炉子就在她的旁边，往炉里放点碳不过是举手之劳，一开始她还想着，可做完了这件又忙着做那件，就这么一件件的赶着做，炉子还是常常被“饿死”了。除了白天忙之外，夜深了还能经常见到妻子仍坐在缝纫机前那忙碌的身影；第二天拂晓晨鸡还没打鸣，从屋里早又传出那“突突突”地缝纫机声…… 1992年春天，妻子不幸得了可恶的“糖尿病”，她面容憔悴，浑身乏力，再也无力蹬那缝纫机了。后来，我们便将缝纫机架到东厢房里去了。 缝纫机闲置起来了，我的一双儿女也长大了，再也用不着他娘给做衣服了，他们早就自己去买爱穿的时装了。就连5岁的小孙子从一下生就买着穿，到现在浑身上下哪一件也是买的。特别是近几年他妈还从网上给他衣服鞋子等。如今人们自己做衣服穿的时代早就已经过时了。 望着这台40年前买的缝纫机，我不禁想到真是40年弹指一挥间，世间真是变化万千。就连彩礼也从过去的老“三大件”，发展到后来的新“三大件”（ 即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和后来的“三金一木”，（ 即金耳环、金戒指、金项链和木兰牌摩托车）又逐渐演变成近年来的“一万一”、“两万一千八” 和“三万两千八”，还有手机、电脑、小轿车等。 作者：冯衍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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