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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骗子的土壤通常包含这么几种元素：信息闭塞、有不正当的利益需求、迷信权威等。骗吃骗喝骗财骗色的大小骗子，通常都是通过利用被骗者的这三种“素质”获得成功的；行骗于官场的骗子也得依靠这诈术三宝，古今中西无异。 权力被膜拜，不仅仅在于它能帮助权力拥有者实现各种财富、地位、权威等可见的利益，更在于它获得利益的各种潜在能力。能力大小不仅在于权力本身所匹配的资源配置范围，更在于权力拥有者如何运用权力，它于是成为官场上最重要的学问。中央集权制下，中央是否干涉地方权力这个问题有很大的想象空间。虽然绝大部分情况下，中央权力都不会具体干涉地方权力的行使，但在中央通往地方的每一级权力阶梯中，都悬挂着干涉下一级权力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由于任何一级的权力都只需要向上一级权力负责，而上一级权力不可能时时刻刻监督下一级权力，下级权力糊弄上级权力就变得轻而易举。民谣所谓“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讽刺的就是这种现象。如此一来，中央集权制下的地方各级权力，只需要做好两件事就万事大吉，一是让上级高兴、满意，二是让下级包括辖区民众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当行使权力若被发现，就千方百计掩盖。总之一句话，要把两头糊弄好。 在关于赵锡永的行骗“事迹”报道中，他行骗过的地方没人说自己有被骗的损失。这种现象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无论于公于私，公然承认自己被骗都是一件丢脸的事。被骗而遭到损失，于公是渎职，于私是愚蠢，视面子和利益为生命的官场，只能打落牙齿和血一同咽下去。如果哪个官员倒霉被骗财骗色，也只能暗夜里独自凭栏向隅而泣。 从报道中还能看到，其实赵锡永的行骗迄今已近三年——这还是个信息时代，人家骗子坐不改名行不改姓地到各地当“钦差”，他们在身份的选择上拿捏得当——他选了比较冷门的“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司长”这种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闲官，目的就是不引起人注意，能招摇三年不能说与他们的“低调”无关。 周旋于官场的骗子其实是制度的镜子。官场的骗子数量与官场获取非法利益的难度成反向关系。在这个信息时代，即使中央集权制海棠依旧，官方也不肯公开他们该公开的信息。但毕竟声讯影像信息传播已经如此便利，骗子们也得与时俱进才好继续行走江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