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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的一生，大起大落，带有明显的悲剧色彩。这种悲剧的造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书生性格难以适应政治场上的云谲波诡。但与此同时，天生具有多愁善感的文学家气质的瞿秋白，之所以会牺牲他在文学方面的天赋，跻身于他并不擅长的政治斗争的舞台，除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大势使然之外，多半也是同他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之间的特殊关系分不开的。尤其是瞿秋白一波三折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是成也共产国际，败也共产国际。 与苏联结缘 瞿秋白1899年生于江苏常州一个没落世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很小就表现出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但是，因为家庭破产，父亲离家出走，自己被迫中途辍学，母亲又不堪债务缠身服毒自杀，瞿秋白对人生颇多伤感。直到1916年来到北京投靠堂兄之前，他只是打算“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来到北京之后，他虽通过了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入学考试，准备在他所酷爱的文学方面进行深造，却再度因为无钱付学费而未能如愿。一个偶然的机会，瞿秋白进了北京的俄文专修馆学习，这使得他开始与俄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年以后，他又接受《晨报》所邀，以特邀通讯员名义前往当时还扑朔迷离、充满神秘的社会革命色彩的苏俄，希望“略尽一份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 苏俄之行无疑从根本上改变了瞿秋白的世界观，他从此开始笃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与此同时，瞿秋白对苏俄及其革命事业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向往与热爱，也使他很快成为一个受到苏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欢迎的中国人。 但更为重要的是，瞿秋白在苏俄期间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问题了。这使得他在1923年应中共中央的要求回国之后，当即被授予负责理论宣传的重任。尤其刚刚回国的一段时间里，瞿秋白在北京一方面要设法挣钱维持生活，另一方面一个人支撑着党的理论刊物《新青年》的编辑出版工作，辛苦异常。以后，瞿秋白来到上海，得到了中共党组织的固定生活补贴，生活得到保障，他又进一步负责起宣传国共合作的《前锋》杂志，并开始为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刊撰稿。这位只有24岁，刚刚从苏俄回来，在党内没有担任任何职务的瞿秋白，很快在理论宣传方面显示了他的特长。他不负众望，把两个刊物办得有声有色，充满理论性和战斗性。对于共产国际这时所提出的国共进行党内合作的建议，面对中共党内众多的反对意见，瞿秋白也能够坚定地站在共产国际一边，并且一再从理论上阐述了这一政策的重大现实意义，因而进一步赢得共产国际方面的好感。马林高度评价瞿秋白，说他是中国共产党内除了陈独秀、李大钊以外“最好”的同志，也是中国共产党内“唯一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 鲍罗廷的得力助手 1923年10月，根据苏联政府与孙中山国民党之间达成的协议，在苏联首任驻华大使加拉罕的推荐下，鲍罗廷前来中国广州担任国民党的政治总顾问，其主要任务是帮助占据广州的国民党按照苏俄共产党的形式在组织上进行改造，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革命的党。为了贯彻这一政治意图，鲍罗廷必须依靠已经成为共产国际一员的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起作用。因此，鲍罗廷来华后很快就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推荐，坚持将懂得俄语的瞿秋白调去广州，组织了一个只有几个人（包括胡志明在内）的办公室。而瞿秋白在俄语方面的特长以及在苏俄的经历，使他迅速成为鲍罗廷与中共中央之间最重要的联络人。 1924年1月，鲍罗廷在与中共党团联席会议上明确批评中共在上海对国民党的工作缺乏重视，与国民党缺少联系与合作，不能产生应有的影响和为广州的改组工作提供足够的情报。当时国民党改组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广州正准备进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建立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和确立新的党纲及党章。由于广州距离内地较远，交通不便，又与北京政府处于敌对状态，而上海四通八达，又是国民党在内地的宣传中心，国民党最大的报纸《民国日报》长期在那里发行，在全国影响甚大，因此，上海工作的好坏，对在全国范围内促成国民党的真正改组，使之成为群众性的党，实现国共合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鲍罗廷特别重视上海国民党的工作，并推举瞿秋白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提议派瞿秋白与国民党重要领导人汪精卫、胡汉民一起前往上海主持上海国民党支部，特别是领导《民国日报》的改组工作。鲍罗廷所以提议瞿秋白离开他的办公室参加上海国民党支部和《民国日报》的改组工作，显而易见是希望通过瞿秋白来贯彻他的改组意图，并加强他以及中共中央与内地国民党之间的联系。鲍罗廷不经过中共中央的同意就赋予瞿秋白如此重任，充分显示出他对瞿秋白是高度信任的。 大乱之中左右为难 同党内大多数领导人一样，对于急剧变化的革命形势，瞿秋白无论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严重准备不足。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与此前历次共产国际有关决议和指示相比，是一个要求中国革命急剧左转的文件。瞿秋白毫不犹豫地予以响应和鼓吹，难免在当时的党内引起一些非议。事实上，在紧接着到来的疾风暴雨中，瞿秋白也并没有能够按照他那个小册子所描述的“一次革命”的轨道一往直前。 瞿秋白在武汉遇到的第一件进退维谷的事情，就是蒋介石1927年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革命应当往哪里走。由于负责指导国民党工作的鲍罗廷与受命前来贯彻共产国际七次执委会议的罗易之间出现尖锐的意见分歧，瞿秋白的处境十分微妙。4月12日，由于当时还不清楚蒋介石在上海叛变的消息，瞿秋白支持罗易提出的应当就地深入开展工农运动，特别是通过土地革命发动农民，改组军队来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暂时不忙于进一步北伐。但第二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来，鲍罗廷向瞿秋白指出：在现有地区，守着那些根植于封建土地关系基础上的军事领袖，是无法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的，只有继续推动武汉政府北伐，尽快向西北方向接近外蒙边界，背靠苏联建立巩固根据地，才能摆脱过于依赖旧式军队的情况，回过头来巩固占领地并进攻蒋介石。因此，瞿秋白在13日晚的联席会议上，又告诉与会者：“今天我得到了很多消息，现在我赞成北伐。”只不过，他主张折中鲍罗廷和罗易两人的意见，确定北伐的方针，但“不立即进军”，先做一段深入革命和巩固根据地的工作。最后，会议终于就此达成妥协，由瞿秋白起草决议，支持先北伐后巩固，但北伐暂以占领陇海路、连接冯玉祥为目标。 与鲍罗廷和罗易之间的意见分歧比较起来，瞿秋白这时最感到无所适从的事情，就是如何在共产国际接二连三的要求加速革命进程的指示和中国革命现实的条件当中作出选择了。比如，鲍罗廷一直在鼓吹开展土地革命，瞿秋白对此也一向深表赞成。按照共产国际七次执委会决议，瞿秋白更是高度重视农民问题，以致当毛泽东写出赞扬湖南农民自下而上地夺取土地和造反行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后，他第一次站出来为之叫好，声言：农民造反“‘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但面对国民党军队各级军官的强烈反对态度和层出不穷的军事危机，瞿秋白显然和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一样，逐渐对共产国际的激烈政策表示怀疑。 过渡的总书记 1927年6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向鲍罗廷提交了解聘书，这使鲍罗廷感到极其意外。鲍罗廷此后虽极力挽回，但已无济于事。眼看国共合作大势已去，国民党将迅速走向反苏反共，鲍罗廷不能不准备后事。7月上旬，接到共产国际决定破裂与武汉政府关系的指示，陈独秀告假不出，鲍罗廷要张国焘等组织新的中央局暂时领导工作，说是武汉即将出现反动，陈独秀、谭平山、瞿秋白和蔡和森等目标太大，应该尽快到莫斯科去。随后，鲍罗廷拉上瞿秋白顺江而下，经九江上了庐山，密商国共分裂之后的撤退办法，直到7月下旬才又回到汉口。这时，新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已到武汉，共产国际的指示也接连到达，鲍罗廷将瞿秋白引见给罗明那兹之后，罗明那兹坚持要瞿秋白留下负责中央工作。原来，鲍罗廷与瞿秋白回汉口之前，罗明那兹已经与新中央局有过工作关系，双方合作不甚愉快。因此，瞿秋白来后即被留下，开始和罗明那兹一起领导中央工作，具体部署对国民党的激烈反抗行动，同时准备召开紧急会议，以便照共产国际要求的改组中央，“否认破坏了共产国际纪律的领袖们”。毫无疑问，陈独秀离任后，瞿秋白突然接班，一方面还是基于鲍罗廷和共产国际代表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多少有点儿偶然。当然，依照惯例，此举很快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 8月9日，在新一届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罗明那兹提名瞿秋白为政治局三名常委之一，并负总责，自此，瞿秋白成了“总书记”。只是，由于新的政治局的改选没有经过党的代表大会，瞿秋白的这个“总书记”只有其实而无其名，并且在实际上同政治局一样，也是“临时”的。 在瞿秋白“主政”期间，他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干劲。他不仅夜以继日地与共产国际代表和党的各级领导人讨论工作、听取汇报，而且仍旧大量地亲自写文件，为党刊写社论，乃至还抽时间写长篇理论文章。他不仅领导了包括著名的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在内的各地武装暴动，还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组织中共领导人探讨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方针和政策问题，力图使自己能够迅速适应不断变化的革命形势，找到正确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种积极探索和民主讨论的精神，颇为引人瞩目。但同时，这种过于重视理论思维，凡事总是力图在理论上找到答案的思想方法，也使他不能不像以往一样，过多地依靠共产国际的指示或共产国际代表的思路来考虑问题。罗明那兹强调中国存在着两种发展可能，说如果革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的话，“中国就将要进于‘普鲁士’式的资本主义之发展”。对此，瞿秋白虽然相信“工农革命胜利的前途的可能要更多些”，但不能提出不同意见。罗明那兹断言，中国革命所以不能马上提出苏维埃的口号，是因为苏维埃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政权形式，到了苏维埃时就不能再联合小商人。瞿秋白虽然对罗明那兹的解释不能满意，但也只能相信问题的关键在于小资产阶级。只不过，他一面注意到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数量太大，与小国的不同，很难一下子拿住他们，另一面又同意罗明那兹的观点，认为不能顾惜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时候就要想准备打倒它，主张“很快地将革命的人民政权转变到苏维埃”，争取“小商人一去则马上变为苏维埃的政权”。 瞿秋白在理论上的误区和对共产国际代表的过分依赖，导致他领导的中央表现出严重的“左”倾盲动错误。 一失足成千古恨 1930年8月，瞿秋白和周恩来先后回国。二人回国前，正巧遇到共产国际决心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作为政治局委员，二人理所当然都负有贯彻共产国际此一意图的责任。但是，由于二人离开莫斯科时，共产国际还不了解李立三曾经有过严重冒犯共产国际的言论，再加上这时无论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产党内，都有一种宁“左”勿右的倾向。因此，二人回国后对李立三的错误并没有采取过于严厉的态度去上纲上线，反而通过主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认为李立三的错误只是个别问题上的错误，肯定此前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基本是正确的。 想不到，瞿秋白回国还不到一个月，共产国际就得到了李立三严重冒犯共产国际的言论和报告，共产国际领导层因此激愤异常，迅速通过决议，将李立三的问题上升为政治路线问题，并决心改组中共中央政治局，加强莫斯科对中共中央的内部监督。恰好周恩来走前曾要求共产国际派在东方部负责中国问题的米夫来中国指导工作，米夫又正好出国治病，这一使命自然也就落到了米夫的头上。瞿秋白因支持莫斯科工人学生批评米夫和米夫信任的学生（即所谓“二十八个半”）刚刚受到共产国际的公开批评，如今再度在“立三路线”问题上持错误态度，这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授人以柄。 六届四中全会后，瞿秋白接连给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写信，并发表声明书，深刻检讨自己思想上的错误根源，表示坚决拥护六届四中全会。但是，这种过分的自我批评，只能给已经受到以陈绍禹、秦邦宪为代表的一派留苏学生影响的新的中共中央以更多不信任他的口实。这些学生在莫斯科时本来就是所谓“反秋白”的代表，影响到中共中央对瞿秋白的日益另眼相看。因此，六届四中全会后，正如瞿秋白自己所回忆的那样，他很快“告了长假休养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 但是，瞿秋白既然还是共产党员，他就不可能真正脱离政治舞台。1934年初，他还是被遣往江西苏区，去担任不必负太多政治责任的苏维埃政府教育人民委员的工作去了。这个时候以临时中央负责人秦邦宪为代表，留苏学生已经占据了中央和中央苏区各个权力部门的领导岗位，瞿秋白自然更加不受重视，并且动辄还要被扣上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之类的帽子。终于，当几个月之后，因为军事上严重失利，中共中央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撤退几乎所有重要人员的时候，“三人团”的负责人秦邦宪首先想到的就是没有必要带瞿秋白一道走。“三人团”的决定，无疑是导致瞿秋白最后被俘致死的重要因素。但这个提议和决定的背后，仍是莫斯科的那些记忆在起作用。 瞿秋白似乎从来没有抱怨过莫斯科。即使在几年后牺牲前写下那篇非常著名的《多余的话》，他也没有认为，自己的悲剧莫斯科方面应负多少责任；相反，他只是残酷地解剖自己。他认为这一切滑稽剧的造成，都是缘于一种“历史的误会”，即以自己的性格，本不应去充当什么政治家，搞什么革命。然而，牺牲时才不过36岁的瞿秋白，既然赶上了那个时代，出身于那样一种家庭；既然碰巧学了俄文，去了莫斯科；既然像其他激进的青年学生那样对新事物容易热血沸腾……他就难免会发生这样的“误会”。应当了解的是，有过类似误会的，其实远不止一个瞿秋白。只不过其他人或顺或逆，或生或死，或不如瞿秋白有名气，或有更大名气却没有瞿秋白那样的性格，死也不会解剖自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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